二十一、奔赴抗日前方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帝国主义在完成入侵中国腹地的军事部署后，悍然
发动全面侵华战争，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了。

    日本帝国主义肆无忌惮的侵略，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七月八日，中共
中央发布了《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指出“平津危急！

    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提出
“立即动员全国海陆空军，准备应战”，“立即开放全国民众的爱国运动，发扬抗
战的民气”。号召“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
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

    驱逐日寇出中国！”遵照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红军各部队厉兵秣马，待命开
赴抗日前线；抗大二期学员提前毕业，赶赴各部队……

    八月中旬的一天，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任弼时同志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处（延安后
山一个窑洞），对我说：“全面抗战开始了，部队就要开赴前线，有广泛的青年工
作要做。除了部队本身的青年工作，还有统一战线中的青年工作。

    要联合‘民先’（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青抗先’（青年抗日先锋队）、
‘青救会’等青年抗日组织，动员各界青年抗日救国”。他接着说：“准备调你到
总政治部组织部青年科当科长”。正谈着话，来了两个同志。弼时同志指着他们说
：“这是党校的蒋克诚同志，他们也调到青年科，你们一道做青年工作”。

    那时分配干部，干脆利索，说走就走。整个谈话不到三十分钟，我就以一个军
礼，一个“是”字，回答了组织上的分配。我们告别了弼时同志，跑回宿舍，以紧
急集合的速度打点行装，告别战友，飞奔到宝塔山南边的河滩上，搭乘中央机关开
往洛川的车辆。

    河滩上停了六、七辆卡车，随行人员大都上了车。毛主席、朱总司令、彭副总
司令、任弼时主任等领导同志已经分别坐在几辆卡车的驾驶室里。周恩来副主席站
在一辆红头卡车前说：“又是这辆红头车呀！”经周副主席这么幽默地一说，我想
起了我们在抗大就听说的周副主席劳山遇险一事。

    五月的一天，周副主席为了进一步促进共同抗日，带着红军副参谋长张云逸和
参谋孔石泉等同志，坐着一辆卡车又一次去西安。车辆行驶到延安与甘泉之间的劳
山，突然遭到国民党政治土匪的伏兵袭击。在万分危急的情况下，周副主席临危不
惧，镇定自若，当机立断，指挥警卫战士就地抗击敌人。

    警卫战士巧妙地利用地形地物，反击敌人，掩护周副主席转移。我军的救援部
队赶到出事地点时，周副主席、张云逸、孔石泉和一位译电员同志已返回三十里堡
兵站，警卫人员大都牺牲了。后来，周副主席每当谈及“劳山遇险，仅存四人”的
经过时，对于壮烈牺牲的警卫人员，一再表示万分哀痛和深切怀念之情。

    边想着这辆红头车的事，我们边爬上了车。周副主席见我们后来的几个都上了
车，就进了驾驶室，关上车门，车子开动了。一路上很顺利，当天上午，车子就进
了洛川城。毛主席、周副主席等中央和军委的首长到洛川城东边里把路的冯家村去
开会了。我们这几个人住在城东南角的一个单位里等待。我们当时不知道开什么会，
但感到那么多高级首长开会，一定是有关抗战大计的重要会议。想到这里，迫切希
望早日赶到前方去的焦急心情，也就平静多了。

    到了第五天，冯家村的中央会议一结束，毛主席、周副主席等中央首长就坐车
返回延安去了。来了一位干部通知我们，要我们随朱总司令、彭副总司令员的车队
上前方。我们听了这个消息，内心一阵激动。

    洛川去云阳的道路凹凸不平，车子只能缓慢地开进。快到中部县时，车子陷在
泥坑里动不了啦。朱总司令、彭副总司令、任弼时同志、聂荣臻政委等首长都下了
车，和我们一起搬石头填坑。有块大石头，我们这些年轻的谁也搬不动，几个人推
着它朝前滚。朱总司令把袖子一持说：“我来！”他竟然将这块大石头稳稳当当地
搬过去，扔进坑里。我们都敬佩朱总司令力气大。



    在搬石头填坑时，我向聂荣臻政委提过“回一军团”的要求，觉得到了军团可
以上前线。聂政委对我说，“组织上定了，弼时同志和你谈了，你就去做青年工作
吧”。待大家填平坑坑后，朱总司令挥了挥手说：“上车吧！”车子继续行驶在坑
坑凹凹的道路上。快到宜君县时，有一段上坡路，突然，一阵泥泞打滑，车上不去，
填石头也无济于事。车子陷在那里，总部首长们又一次下来同大家一起推车，但还
是上不了坡。停了个把小时，从云阳来了几匹马，首长们骑着马赶赴云阳。司机们
留下看车。我和蒋克诚等四人，步行前往云阳。

    在途中，碰到了我们军团组织部部长李子芳。他说到延安抗大去学习。

    想不到这竟是最后一别。他抗大毕业后到了新四军，担任新四军组织部部长。

    皖南事变中遭敌逮捕，被关押在上饶集中营。他同敌人进行了坚贞不屈的斗争。
电影《上饶集中营》中的钱部长，就是以李子芳同志为原型塑造的。

    从宜君出发走了一个下午，到铜川住了一晚上。第二天住到耀县，第三天就赶
到了总部所在地——泾阳县云阳镇。总政组织部部长黄克诚向我介绍了情况，布置
了工作。组织科科长王平将青年干事王功贵介绍给我，我和王功贵都笑了，因为我
们在四个月前出席西北青年代表会时就相识，他是红军青年代表团的成员。这下子
走到一块儿工作了，各自都会心地笑了。

    我们赶到云阳时，红军部队已进行改编。这次改编，是中共中央在同国民党当
局达成协议的基础上，于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洛川会议结束时，由中央军委发
布命令开始实行的。根据改编命令，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九月十一日，
按全国统一的战斗序列，改称第十八集团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
（不久改称正副总司令），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部主
任，邓小平任副主任。下辖第一一五师、第一二0 师、第一二九师和总部特务团、
随营学校。组织部编了组织科，科长是王平，组织干事谢振潘（谢振华）、统计干
事谢友法；总务处，处长是邢正卿；青年科，科长是我，干事有王功贵、蒋克诚等
三人。

    在改编中，最费事的思想工作是让同志们摘掉红星帽徽，换戴“青天白日”帽
徽。不要说战士思想不通，我们干部的心里也有说不出的难受。打了多少年仗，不
就是和戴青天白日帽徽的国民党军作战吗？我们有多少同志为此牺牲了性命啊！现
在我们也要戴缀着国民党帽徽的帽子，心里真是别扭。

    但想到总部领导对我们的教育，想到为了联合抗日，挽救民族危亡，我们终于
控制住自己的感情，坚决而迅速地执行党的决定。

    事实上，我们许多同志的担忧是不必要的。在改编中，共产党对八路军的绝对
领导和独立自主原则坚持了，红军的光荣传统和人民军队的本色保持了。通过改编，
我们广大指战员普遍接受了一次形势任务和统一战线政策的教育，思想上实现了由
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战略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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