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一、张家口的干部中转站

    一九四五年十月，我到达张家口之前，聂荣臻司令员、罗瑞卿副政委等已经到
达张家口了。他们是坐飞机离开延安的，飞机飞到了山西灵丘机场，再坐汽车赶到
张家口军区司令部。我一到张家口，就直奔位于宣化大道的军区司令部，向聂司令
员报到。聂司令员和罗瑞卿副政委简要地向我介绍了情况，并说：军区政治部组织
部还没有配部长，你回组织部去当部长，现在大批干部去东北，接待任务很重，你
们要马上展开工作。

    当时晋察冀军区的首长还有：副司令员萧克、副政委刘澜涛，参谋长唐延杰、
副参谋长耿飚。我们政治部的首长，主任由罗瑞卿副政委兼任，副主任是潘自力、
蔡树藩。政治部机关的组成情况是：宣传部部长张致祥，民运部副部长王达成，敌
工部部长康健生，保卫部部长蔡顺礼，总务处长佟铮。

    我们组织部的同志有：组织科科长罗亦经，副科长王毅，干事张凤举、罗绍钦
；干部科科长林接彪，副科长张学儒，干事王干一、黄树霖、么仲选。机关工作人
员虽然很少，但工作量却很大；大家都是夜以继日地工作，努力完成各项任务。

    我们组织部当时的工作，最大量的是接待去东北的干部。

    派大批干部去东北，是我们党根据斗争形势发展而采取的重要决策。

    经过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国人民终于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取得了抗
战的胜利。人民渴望和平，向往美好幸福的生活。但是，就在人民庆祝胜利的鞭炮
声和欢呼声余音未消的时刻，一场新的暴风雨又来临了。

    美帝国主义企图代替日本在中国的地位，控制中国的广大市场，把中国变为它
的殖民地，猖狂进行全面侵略中国的罪恶活动，竭力支持国民党反动派消灭共产党。
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蒋介石集团则想依赖美帝国主义的援助，在全国建立
黑暗的独裁统治。就这样，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中国人民与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民
族矛盾解决了，而中国人民和美帝国主义支持的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之间的矛盾
（即阶级矛盾），日益尖锐起来，并且上升为主要矛盾。蒋介石要发动全国规模的
内战的方针是老早已经定了的，并作了各种准备。抗战一结束，蒋介石就在美帝国
主义的支持下，疯狂篡夺抗战胜利果实，对解放区发动军事进攻。但是，蒋介石是
一个极端狡猾、极端阴险的家伙，他在积极准备和发动内战的同时，又玩弄了假和
平、真备战的阴谋。我们党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政治上早已高度成熟，对美蒋
反动派的无耻阴谋早已看透，并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党中央适时地作出了实行
战略转变，调整战略布局的决策，明确规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全力控
制东北，保卫华北、华中”的战略方针。

    早在抗战胜利之前，中央就认准了东北在今后全国战局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
这是因为东北毗邻苏联、朝鲜、蒙古，可以得到国际援助；工业交通发达，是支持
战争的大后方；国民党远在西南，在东北的势力十分薄弱。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下山摘桃子，抢夺抗战胜利果实，眼睛首先盯着东北。

    他在美国帮助下，从空中、海上源源不断地向东北增兵。为了发展东北我之力
量并争取控制东北，占领东北、解放东北，党中央和军委总部，就命令在河北、热
河、辽宁边境之李运昌部迅速向辽宁、吉林进发；命令吕正操等，立即率部向察哈
尔、热河和辽宁进发；以后又从晋察冀、山东等根据地抽调干部率领部队向东北进
军。

    我到组织部工作时，晋察冀军区的东北籍干部绝大部分都已“打回老家”去了。
后来所接待的干部，都是从延安、晋绥等地到东北去工作的干部。我们组织部一项
重要任务，就是协助晋察冀中央分局组织部（部长李葆华）热情接待这批在张家口
中转的干部，解决他们一些实际困难，使他们顺利奔赴东北前线。大家的思想很明
确，接待好大批中转干部，就是为未来的东北解放贡献力量。

    从延安来张家口的干部，千里跋涉，都非常辛苦。我们在张家口东山坡招待所，
让他们好好地歇歇脚，逐个征求意见，尽量满足他们的需求。延安中央党校的张庆
孚教授赶到张家口，浑身衣服破烂不堪，足以说明了一路的艰难。不用他张口，我
们就给他从头到脚换了装。东北很冷，去的干部一般都发给一件棉衣、大头棉鞋、
大衣。对张庆罕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我们是倍加照顾的。我批了条子，让供给部
特意为他赶制一件毛皮大衣。供给部部长封永顺、政委吴先恩等，非常支持组织部
的工作，见了我的条子，均全力办理，从来没有“踢皮球”现象。他俩督促工厂选
择最好的毛皮，在两天内将皮大衣做成了。张教授乐呵呵地说：



    “有了这家伙，再冷也不怕了”。

    延安中央党校一部第三支部书记陈奇涵同志到了张家口后，马病了，走不了了。
这可把我们难住了。鬼子投降后，张家口物资非常丰富，真像有人所形容的是“葡
萄酒淹死人，白面糖压死人”，仓库里东西多得很，可就是缺少马匹。原有的一些
马，都被先来的干部骑走了。没办法，我将自己骑的那匹骡子送给了他。这匹骡子，
是晋察冀三分区十一团政委杜文达一九三九年送给我的战利品。那时还是个骡驹子，
后来经过精心喂养，出脱得膘肥体壮了。它驮着我上延安、来张家口，跑起路来又
快又稳，实在令人喜爱啊！

    如今，陈奇涵同志急需，我便忍痛割爱把它送给他了。

    干部中转站的工作量很大。组织部办公室里，整天川流不息，迎来送往，每天
都要接待三四十名过往干部，帮助他们解决住宿、吃饭、穿衣等困难。

    前后计算起来，在这里中转干部少说也在两千人以上。由于很忙，十二月九日，
我的大女儿贝贝出生，我都顾不上照料，多亏医生冷冰同志助产、照料，母女俩才
安然无恙。

    在张家口，还有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协助边区政府做好残废军人的思想工作，
并帮助解决实际问题。入冬后，从延安荣军学校来了一批荣誉军人。

    边区政府一时缺钱缺物，没能及时解决他们的生活困难，惹得他们冲进边区政
府民政厅“讲理”去了。民政厅长柯庆施给我打电话求援，让我们部队出面做做工
作。我立即派干部干事王干一同志去找柯庆施，把这批荣军同志接到组织部商谈。
王干事去到柯庆施办公室时，四十多个伤残荣誉军人正在发火朝他扔拐杖哩！王干
事立即进行劝解，并邀请他们到军区机关来，由军区听取批评意见，解决实际问题。
王干事当即组织他们乘坐卡车来到军区组织部办公室。我们在办公室里摆了些烟、
茶、糖块等，热情地接待了他们，请他们一个一个讲意见、提要求。其实，他们并
没有过分的要求，无非就是冬天里伤口痛，要求发件御寒衣；分点儿战利品度度年
关等。我们当即答应满足他们的要求，并向他们说明日后遇事要尊重地方政府，不
准随便动拐杖等道理。他们乐呵呵地接受了。第二天，通过供给部门，拨出了一批
缴获的棉被、大衣、大头鞋、白糖、香烟等，由王干一同志送到了他们的住处怀安
柴沟堡，他们很高兴。对这件事的处理，边区政府很满意，昂政厅的同志说：

    “你们救了我们的急，万分感激！”那时的军政关系如此融洽，令人留恋呀！

    无需讳言，抗战胜利后，革命队伍中某些人的个人主义也有所抬头了。

    从陕北清涧县搬到张家口十三里营房的附中（后改名为陆军中学，简称陆中）
的青年学生，一到张家口就闹待遇，闹得连课都不上了。陆中校长李钟奇等同志磨
破嘴皮做工作，仍稳不住阵脚；我和军区政治部副主任藩自力分别去做工作，不顶
用；北方分局负责人刘澜涛同志亲自出面，成效也不大。对此，聂荣臻司令员动了
感情，很生气，他对我说：“陆中闹得不像样子，要继续做工作，再不听就把他们
解散”。正在这时，北平军调部需要工作人员，聂司令员让我从陆中选送十名好学
生。我带着王干一同志去陆中挑选，并将这十名同志同车带回了军区机关，给他们
换了装，分配他们去北平军调部工作。

    这十名同志高兴极了。由于这项工作进行得非常秘密，陆中的学生不知底细，
以为我们“抓走了十个人”，吓得不敢再闹腾了。

    在张家口做干部工作时，还经常有临时性任务。有一件事，我的感触很深。一
位同志带着一批抗大的干部去东北，聂司令员让我拿着他的亲笔信和军区的介绍信，
去找这位同志，请他留几个干部给晋察冀军区，因为当时军区的干部很缺。我坐着
聂司令员的伏特车，赶到怀来县，向这位同志陈述了情由，但是没能要来干部。故
然东北很需要干部，但如果从全局考虑，聂司令员开口要几个干部，还是应该答应
的。当时，为了有利于团结，我就没有向任何同志谈及这次去要干部的情形。只是
内心想，我们军队的同志无论在任何时候都应有整体观念、全局观念，不能只照顾
小团体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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