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才3 年的时间，党的组织、各级政权、各级党政领导统统被冲垮打倒。我们千
百万共产党人抛头颅洒热血干革命到底是为了什么？我们党率领人民群众千辛万苦
打下江山到底是为了什么？我们全国人民用10多年的时间不辞辛勤地劳动、创造、
建设和不断地探索到底又是为了什么？难道用毕生的理想和追求、用鲜血和生命、
用辛勤和汗水，换来的就是这样一个疯狂无序和恶人当道的混乱世界吗？父亲是一
个政治家，是一个对党、对国家、对人民负有责任感的老共产党员，面对这样一个
局面，他不可能听而不闻、视而不见。但是，他什么也没有说，他什么也不能说。
在千里之遥的江西，身处羁旅与禁锢，他只能把思考和信念，深深地沉淀在心底。

    不管世界怎样地变化，不管运动怎样地发展，我们一家人在江西的生活，照常
进行。只是飞飞回来后，家中的欢乐，又增添了许多。

    为了让爸爸妈妈高兴，飞飞拿出小儿子的架式，故意耍活宝。一会儿说：“哎
呀，妈妈，咱们家的地板比我们队里的炕还干净呀！”说着就真的一翻身睡在了地
下。一会儿又把那根草绳拿出来，系在腰上，还满口学着山西话，怪腔怪调的。一
会儿说：“家里的力气活我全包了！”然后便拿起湿溜溜的拖把挥舞一气，把地板
拖得水汪汪的。一会儿嚷嚷着要帮着洗衣服，结果把一屋一地连他自己的一身，都
弄得湿淋淋的。

    看着小儿子瞎闹一气，爸爸、妈妈和奶奶从心坎儿里高兴。上午，爸妈还是照
常去上工。下午在家，大家都凑在厨房里，琢磨着晚上弄点好吃的。我那个奶奶呀，
做饭最香了，鱼也会烧，肉也会做，就是最普通的土豆呀青菜什么的，也能做得有
滋有味。其实，爸爸也挺会做饭的，一些四川家常菜，信手炒来，又像样子又好吃。
爸爸16岁就离开了家乡，也不知道从哪里学来的手艺。妈妈不会做饭，只能帮忙打
扇子煽火，不过做饭的理论功底却很扎实。往往是奶奶一边做饭，妈妈一边讲解，
有点像现在的现场直播什么的。妈妈请工厂同车间的女工找了一点好的米酒曲子，
拿回来后，奶奶把蒸好的糯米发酵做成醪糟，每天早上做醪糟鸡蛋给我们吃。

    1 月的南方，天气最冷。妈妈这时身体非常不好，血压经常低压一百一十，高
压二百二十，加上天冷穿得又多，有时下了楼就上不了楼。晚饭以后，大家收拾停
当，妈妈站在楼梯口喊一声：“拉我一把，老兄！”爸爸就会一手拉着妈妈，一手
拉着楼梯扶手，两人相跟着，一步一步往上爬。飞飞有时便趁机跑过来，把腰上的
草绳使劲一系，说：“妈，看我劲儿大，背你上楼！”妈妈就会笑得合不上嘴，说
：“看你那个蛮样子，非把我的骨头背散了不成！”

    由于多年的生活习惯，爸爸妈妈睡觉一直要吃安眠药。“文革”以后由于心情
不好，安眠药的剂量已吃得不小。到江西来后，妈妈曾请黄干事到医院给他们找安
眠药。药是找来了，但可能是怕出问题吧，黄干事给他们每天发一次，开始时还要
看着他们吃。来江西一段时间后，活动增加，劳动量增加，父亲一改刚来时的瘦削
和憔悴，人胖了一些，精神也好了许多，特别是孩子们回来，心情更是好了很多。
从1970年1 月1 日起，他不吃安眠药了。这么多年的习惯居然能够改掉，对他来说，
可真不容易。

    二十一、不变中的变数

    古语说，福兮祸所伏。也就是说，在你愉快的时候，不愉快的事就会接踵而来。
不幸的是，古语所说，往往准确。

    刚到江西来时，父母亲每月工资仍按被打倒前一样照发，父亲是行政二级，四
百零四元（“文革”前规定，中央一至四级工资都是四百零四元）；母亲十二级，
一百二十元。但1970年1 月，他们收到的，却一共只有二百零五元。妈妈请黄干事
问问怎么回事。经江西请示中办，答复说不是减工资，是改发生活费，其余的钱暂
时由中央办公厅代为保管。

    在“文革”中，一切都是政治，一切都代表政治，工资发放问题的处理，也是
衡量政治问题严重与否的一个重要的标准。在“文革”中被打倒的人，一般来讲可
以分几个档次进行处理：停发工资，或改发生活费，或只给没有工作的孩子发点生
活费，或连生活费都没有。我认识的人中，许多家的父母被打倒后，都停发了工资，
改成只发生活费。而一些人家则工资全扣，什么生活来源都没有，有的人靠变卖家
中东西，有的人靠亲戚接济。有一些“黑帮”子女更惨，父亲被关，母亲被逼自杀，
孩子们无依无靠，境遇十分悲惨。好几位“文革”前的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家，
都是这样。这些家的孩子有许多是我们从小就认识或一起长大的朋友。原中央书记
处成员中，彭真、罗瑞卿、杨尚昆家父母双双被抓，薄一波、李井泉、刘澜涛家父
亲被抓，母亲则被迫害身亡。比起这些人家来，我们家的处境，相对来说还是好的。
在从中南海被赶出来后，虽然没钱的时候也卖过东西，但我们还领过一段时间的生
活费。插队后，我和飞飞的生活费停发了。我们靠自己劳动吃饭，大学分配后有工
资的姐姐们还可以接济一点，总算没有落到最悲惨的地步。父母到江西后，工资照
发，也可以和我们联系了。可以说，这是我们家自“文革”以来过得最宽裕的日子。
而偏偏在这个相对稳定的时候，工资停发。

    在北京被批斗得最凶的时候都没有减少或扣发的工资，到江西两个月后突然扣
发———或者照上面的说法，改变为生活费，按“文革”以来处理政治问题的一贯
做法，这一定不只是个钱的问题。这样的事情发生，让人不禁要联想许多。这是不
是政治问题变化的新的风向标？是否还会有更进一步的政治动向？这个政治动向又
会是什么？

    工资改成生活费，在1970年一开年，便给我们全家带来了不安和猜疑。

    2 月9 日，父亲提笔再给汪东兴写信。

    信中首先通告情况，父亲写道：“上次写信后，到现在又有两个多月了。这期
间，我们的生活、劳动和学习情况，同上次报告的没有什么变化，每天仍是上工厂
（劳动时间减少了一小时），看书，读报，听广播。除到工厂外，我和卓琳没有出
去过。我们除给自己的孩子们通信外，绝没有同过去的熟人有任何来往。”“文革”
中，父亲给中央写信，除了有关的政治问题外，凡提出要求，就是为了孩子。在这
封信中，他写道：“12月上旬，我的小女儿毛毛回来了。1 月初，我的小儿子飞飞
也回来了（他们即将回到劳动的地方去）。我们同他们两年多不见，一旦相聚，其
乐可知。本来，我们曾希望两个大的孩子（邓林和邓楠）也回来团聚一下，她们没
有请准假。好在她们回来的机会是有的。”

    他写道：“我的大女儿邓林来信说，他们学校即将分配工作，她已向领导请求
改行（即不做美术方面的事，因她本人搞美术是不行的），要求分配到一个工厂中
工作。我们对她也是这样希望。加之她已有28岁，本身条件差，至今还没有对象，
本人一身是病，所以在农村是很困难的，即在工厂顶班劳动8 小时，也似有困难。
如能分配一个技术性的工作，如收发、文书、保管之类，对她的身体比较合适。这
件事，在北京时曾向你说过，如有可能，恳请予以帮助，至为感激！再，如能将她
分配到同我们靠近些（如果我们长期在南昌的话），则更是我和卓琳的最大奢望了。”

    在为孩子的事提出请求后，父亲提到了生活费的问题。他写道：“从今年1 月
份起，中央给我们的生活费是每月二百零五元，1 月份，曾请省革委负责同志向你
请示，这个数目是否我们今后长期的固定的生活费用，未见复示。前几天又收到2
月份的，还是二百零五元，我们当即了解这是新的规定，我们当照此规定，重新安
排自己的生活。当然，坦率地说，这个数目对于我们这个九口人之家（我们夫妻，
我的继母，五个孩子，还有一个卓琳姐姐的孩子也是我们供给的），是不无困难的，
因为除邓林已有工资外（她本人病多，最多只能自给），我的大儿子邓朴方在医院
每月需三十五元左右（吃饭二十五元是医院规定的，抽烟及零用约十元），两个大
学生每月三十元左右，三人即需约九十至一百元，我们在南昌的三个人，只有一百
元开支。此外，我的小女儿毛毛、小儿子飞飞在公社劳动所得，只够吃饭，其他需
用也要适当补助。再者，我们还得积点钱作为孩子们回家的路费（路远，每人来往
约需一百元左右）和回来时的伙食费（回家来总要改善一点伙食），以及每年总要
补充一点衣物日用品。这样算来，当然是紧的。但是，党既作了这样统一的规定，
我们没有理由提出额外的请求，自当从我们自己用的一百元中，每月节约二三十元，
积起来作为他们每年回家一次的路费。新的生活总会习惯的！”

    新的生活总会习惯的！这句话既是对组织上说的，也是对他自己讲的。信写完
后，父亲意犹未尽，他提笔再写，提出：“小孩回来一次花钱太多，也很不容易，
将来希望能先将毛毛调到能够靠近我们一些的地方。”

    信的结尾，父亲署上了自己的名字。

    读了上述信，即使是在近三十年后的今天，我仍可体会到当时那充满父亲心头
的忧思。比起与亲人隔绝的禁锢关押来说，现在能与子女相聚，已是奢望所及了。
但是，政治前景的不测，全家生活的担当，仍使他心头重负不释。他不能不有所思，
不能不有所想，不能不为了全家，为了子女，去请求帮助。

    此信送走，虽没有得到答复，却也没有什么不好的政治变化。

    政治上没有不好的变化，是好事，但经济状况改变，家中的生活也必然有所改
变。

    首先，父母亲在平时就已相当俭朴的生活开销上，进一步节省。肉，儿女在的
时候，要吃。儿女不在，尽量不吃。再多养几只鸡，可以有鸡蛋，又可以吃鸡肉。
每顿如有剩饭剩菜，留着下顿再吃。还有，就是从父亲多年的生活习惯中节省，茶
叶，太贵，以后不喝茶了。酒，就只买江西本地出产的便宜的三花酒，而且只在劳
动回来的午饭时喝一小杯。烟，抽了几十年了，一下子戒不了，但可以减量。省革
委会可以帮助买平装无过滤嘴中华烟，每月最多只买一条，控制三四天抽一包。上
午去工厂一根不抽，午后和晚上抽几根，按时按量，绝不多抽。

    光是节流不行，还得开源啊。

    寒冬一过，初春刚来，父母亲就在我们住的院子里“开荒”种菜。战争年代，
他们在延安开过荒，在太行山开过荒，现在，他们要在自己家里开荒了。只有自力
更生，才能丰衣足食。爸爸妈妈开荒种菜，我和飞飞插队学过农活，正好派上用场。
飞飞有劲儿，自称“种庄稼的老经验”，“开荒”自然是他的事儿。他把草绳子往
腰上使劲一扎，故意把锄头抡得老高，一副从“大寨队”出来的壮劳力的样子。他
一边使劲地挖，一边嘴里不停地说：“我们大寨队，就得这样把地挖得深深的！”
看着他挥舞锄头，土坷垃四溅的样子，奶奶在一旁急得直说：“哪用挖得那么深，
不就种几样菜嘛！”没多久，地就挖好，爸爸用锄头把地修成垄分成畦。妈妈搬个
小凳，坐在地上一点一点往外捡石头砖头。奶奶再把涮锅涮碗的水，全都倒在地里。
全家合力，院子前面一大块地不久就开好整好了。战士小贺帮我们买了些菜籽，有
辣椒、蚕豆、豇豆、西红柿、茄子、小白菜等等。我们挖好小坑，撒让菜籽儿，一
畦一样，盖上土，再浇上水。新开出的菜地，散发出阵阵泥土的清香。在院子后面
的小柴房前，我们也开出一小块地，种上了丝瓜和苦瓜。新买来的几只小鸡，跟在
大母鸡的身后，叽叽叽叽叫得欢，原来空旷的院子，顿时充实生动起来。想着不久
就会从土中冒出的嫩绿的小菜苗，想着不久就会听到长大的小鸡下蛋时咯咯嗒的叫
声，我们已经开始憧憬着那收获的喜悦了。

    我们家的人，不管境遇怎样不好，总的来讲，都能在恶劣的环境中尽可能地去
寻找乐趣。经过“文革”的各种政治上和生活上的磨砺后，我们从父母亲身上和实
际生活中学到了很多。我们明白，欢乐与幸福，要自己去寻找，自己去争取。困难
和忧伤，要用自己的坚强和努力去克服。乐观主义，在逆境中更要保持。还是《国
际歌》中的那句话，“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
福，全靠我们自己。”

    节俭，劳作，当然都是好事。不过，父母亲，尤其是父亲，有时节省得太过分，
有的方式也使人不能接受，因而免不了时常发生分歧和争论。比如，剩饭要吃，我
们是赞成的，但如果稀饭馊了爸爸还要喝，我们就坚决反对。不过他却说：“有什
么关系？烧开了，细菌就杀死了，我肚子好，吃了没事！”碰到这种事儿，我们就
一点办法都没有，只有气得干瞪眼。还比如说，想让菜呀苗呀长得好，我们没有意
见，但让我们自攒“农家肥”，我们就坚决不从。再和谐的生活也会有磨擦，再平
静的水面也会有涟漪。唉，没办法！

    江西的春天，不是阴，就是雨，一点儿不像北方那样阳光灿烂。不过，春天一
到，在冬季里萧索寂寥的步校校园，一下子便活跃了起来。那无休无止的春雨，点
点滴滴，淅淅沥沥，滴到叶上，润到土地。墨绿色的冬青树上，顿时发出一层鲜嫩
嫩的小叶子。红土地里萎黄的枯草上，也迅速地冒出苒苒新绿。那坡上，那丘上，
平时没人注意的山桃树，刚才发出骨朵，不知何时，一下子便绽开了花瓣。那粉粉
的、红红的、艳艳的山桃花，一团团，一片片，烂漫无际，如云如霞，在绵绵细雨
中开放得那样的兴高采烈，那样的无拘无束。噢，还有栀子花，雪白的花尖儿已从
深绿色的护蕾中探出头来，马上就要尽情开放。细细的雨水珠，长时间地沾在发出
清香的白如润玉的花瓣上面，不肯滴下，显露出了无限的依恋。

    南国的春天，就这样地来了。

    春天来了，一家人团聚已经三个月了。其中之喜，其中之乐，可想而知。在此
期间，江西省革委会曾经示意，孩子们是否呆得时间太长了，我们全然不予理会。

    不过，相聚欢乐，终有别时。

    3 月来了，北方的春天也将来临。春耕春种在即，插队的学生开始陆续返回所
在的公社大队。飞飞也要走了。妈妈和奶奶为飞飞收拾行装，破旧的棉衣棉裤也已
经全都洗好补好。走的那天，飞飞一身干净，腰上又系上了来时的那条草绳，在农
村晒得黑黑的颜色已经褪去，脸上露出健康的红润，浓浓的眉毛在眉心连成了一条，
嘴唇上方长出隐隐一片短短的胡子。告别了父母家人，飞飞转身走了，步子又大又
踏实。

    儿子，已经完全长大成人了，但父母亲，依然离情难却。妈妈自然是控制不住，
早已眼泪涟涟。而父亲的伤怀，却是内在的。他还是那样无言，还是坚持去工厂劳
动，却在劳动时突感不适，脸色苍白，满额沁出了冷汗。妈妈闻讯，赶忙和工人们
一起扶他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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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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