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四章

    三十八、意味深长的四届人大（续昨）

    12月21日，周恩来召开有王洪文、叶剑英、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江青、
姚文元、纪登奎、吴德参加的部分在京政治局成员会议，讨论四届人大人事安排问
题。会上，江青、张春桥等人极力吵闹，设法将其亲信安排在文化、教育、体育等
部门。江青等人知道，这是参与组阁的最后机会了。会后，周恩来同李先念、纪登
奎交换意见，认为教育部要坚持让刚刚解放的老干部周荣鑫当部长，文化部和体委
两个部门可以做些让步。此次会议后，根据会议讨论情况，周恩来草拟出了全国人
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名单的第一、二方案，送叶剑英、邓小
平、江青、张春桥等阅。在此之后，经过考虑，周恩来又将陈云和韦国清增补进副
委员长名单之中。22日，周恩来将所拟名单的三个方案，送毛泽东参阅。

    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进入了最后冲刺阶段。12月23日，根据政治局的意见，主
持筹备工作的周恩来、王洪文前往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工作。行前，医务人员发现
周恩来大便中有潜血，需立即进行检查治疗。要顾及身体，就不能去长沙，可是，
周恩来不能不去长沙。如若让王洪文一人前去，就会给江青一伙以极大的可乘之机，
后果不堪设想。目前，斗争已进入白热化的最后阶段，绝不能功败垂成，周恩来一
定要去长沙。他早已将个人生死安危置之度外。他说：“既然把我推上历史舞台，
我就得完成任务。”周恩来强撑病体毅然出行。离开医院时，他消瘦而又虚弱，到
了机场，虽然感到费力，却意志坚定地走上了飞机。周恩来是在用自己的生命，进
行最后的一搏。

    12月23日到27日，在长沙，毛泽东同周恩来和王洪文进行了四次谈话，三次是
三人一起谈的，一次是同周恩来单独谈的。在这些谈话中，毛泽东告诫王洪文：
“不要搞四人帮”，“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他说：“江青有野心。你
们看有没有？我看是有。”毛泽东说他对江青提出“三不要：一不要乱批东西，二
不要出风头，三不要参加组织政府”。他责成江青等人作自我批评，并要求王洪文
在长沙即写出书面检查；但又说，对江青要“一分为二”。对于邓小平，毛泽东明
确地说，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他对着王洪文说：“比你强。”在报
告叶剑英当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邓小平当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时，毛泽东进
一步提出：“小平要担任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和总参谋长三个职务。”毛泽东
对周恩来和王洪文说：“你们留在这里谈谈，告诉小平在京主持工作。四人帮不要
搞了。中央就这么多人，要团结。”毛泽东对周恩来说：“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
“你身体不好，四届人大之后，你安心养病，国务院的工作让小平同志去顶。”关
于四届人大及人事安排，毛泽东指示，在召开四届人大会议前，先召开中共十届二
中全会。周恩来建议在四届人大前召开的十届二中全会上，补选邓小平为常委或中
央副主席。毛泽东当场明确指示，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毛泽东
还就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和国务院副总理、各部部长具体人选提出一些意
见，提议由张春桥兼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12月26日，是毛泽东81岁生日。这一天，毛泽东与周恩来单独谈话。毛泽东谈
了他一贯关注的“无产阶级专政”和“防修反修”的问题。萦绕在这个81岁老人心
中的，仍然是这些解不开的重大理论情结。毕其一生的精力和实践，他一直探索和
追寻着答案。在人生的最后岁月，他仍思考不辍。但是，最终，他找到答案了吗？
他能够找到答案吗？这样锲而不舍终生执着追求，却最终陷于不能自我解脱的困惑
境地，这是最为可叹的。在与周恩来，这个与他相处了半个世纪的老战友的最后一
次促膝长谈中，毛泽东谈到，要尽快解放一批干部，要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
上去。这两位年事已高，并且均已时值迟暮岁月的老人，谈到人大的人事安排问题，
并最后敲定了人事方案。周恩来知道，以后，可能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与毛泽东推
心置腹地长谈了。一向顾全大局的周恩来，坦诚而严肃地向毛泽东谈了江青和张春
桥的历史问题。毛泽东表示，他已经知道有关江青、张春桥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
情况。是的，毛泽东早就知道江青和张春桥有历史问题。当初，为了用江青和张春
桥等人发动“文革”，毛泽东不让提出这个问题。到了现在，事情发展到这样的地
步，毛泽东更不会提这个问题了。要是换了别的人，如果有所谓的历史“问题”，
早就会被批判打倒。可是在“文革”中，根本没有什么衡量是非对错的统一准则。
政治的需要，就是标准。虽然在这件事上，周恩来的提醒并没有产生作用，但毛泽
东和周恩来———这两位在中国政坛上举足轻重的政治家———在长沙的这次谈话，
对于四届人大的顺利召开，对于中国未来的政治前途，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在周恩来到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人事安排的同时，父亲在北京忙碌地工
作着。除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外，他还要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主持关于国务院的部、
委设置和各部部长、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人选安排，代表中央起草有
关报告，并与邓颖超商谈周恩来的病情及治疗方案。同时，他密切地关注着长沙的
动向。他知道，在长沙，在周恩来的身上，担负着极其重要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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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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