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周恩来掩面嚎啕 我这一生见过周恩来无数次,并有幸在解放战争中转战陕北时与他和父亲同住 在一孔窑洞里。我曾为他们消灭蚊子、烧死臭虫;我生病发烧,他亲自为我用冷手 巾敷头降温。我熟悉他温文尔雅的亲切的微笑,习惯他叱咤风云又镇定自若的伟岸 气魄……但是,在我20岁那年的10月27日,我却亲眼目睹了他震撼山岳的情 感爆发——掩面嚎啕,当着我们这些晚辈! 那是父亲逝世一周年的日子,妈妈和我们都还没有从父亲去世的悲痛思绪中解 脱出来。周恩来——人民共和国的总理,从日理万机的繁忙中赶到我家,看望母亲 和我们。他和母亲亲切地握手,又拉着我们几个孩子,看看这个、摸摸那个,坐在 沙发上,就像二十几年后身患癌症时他斜靠沙发背,左手放在扶手上人们熟悉的姿 势一样。他安慰着母亲,又叮咛我们,回忆着父亲的过去。我站在一旁,专心聆听, 没有抬头地默默垂泪,只听他的话语夹杂着难以抑制的哽咽。突然,我被放声嚎啕 的哭声震惊!我真不敢相信,一贯善于抑制自己的周伯伯会嚎啕大哭!老实说,这 是我一生中见到的唯一一次男子汉的大哭,有谁能相信,他竟是人们敬爱的周总理! 见此情景,我真为他担心,控制着自己的悲痛,扑到周伯伯身上帮他擦眼泪,连连 喊着:周伯伯别哭了!周伯伯别哭了!安慰他,却又不知说什么好。我的小弟也拉 着周伯伯的手大哭起来。我母亲毕竟是大人,他们又是老战友,急忙擦干自己的眼 泪对总理说:“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伤心,国家大事那么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 …” 周恩来与父亲,作为一代中华民族的脊梁,他们有着极其相似的少年的追求和 中年的奋斗,在为了实现共同理想的拼搏中,他们几十年间生死之交的那份战友情 是无以言表的! 在寻觅振兴中华的道路上,他俩曾像平行的航船,挥手相望。 1920年11月7日,法国邮轮“波尔多斯”号自上海启碇。22岁的周恩 来作为华法教育会组织的第15届赴法勤工俭学学生,登轮奔向西方,探求救国真 理;次年春,17岁的父亲也是从上海启程,乘日本邮轮,奔向东方,奔向世界第 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苏联,学习无产阶级革命经验。 三四年后,国内大革命的风云召唤着他们,他们归来了,满载着奋斗的豪情归 来了。尽管所去的国度不同,却求得了一个共同的生活目标: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 奋斗终生!在众多留学生中脱颖而出。1924年8月,父亲从莫斯科归来,在上 海大学教俄文,并积极筹备共青团“三大”,开始了共青团的领导工作。9月周恩 来归国,先后担任广东区委委员长兼区委宣传部长、黄埔军校政治教官、黄埔军校 政治部主任。 “五卅”“北伐”“四一二”“七一五”……他俩在不同的岗位上为中华民族 的解放浴血奋战。 1927年8月1日,中国革命史上一个光辉的日子。周恩来和贺龙、叶挺、 朱德、刘伯承率领掌握和影响下的北伐军两万多人在南昌宣布起义,向国民党反动 派打响了第一枪。8月7日,父亲出席了中央紧急会议。会议选出新的临时中央, 父亲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并于次年3月15日调至中央机关工作;周恩来因在起义 前线,未得到会,但也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从此,他们两人在指点江山的生涯 中并肩破浪。 抗战开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从反蒋抗日、逼 蒋抗日到联蒋抗日,从苏维埃革命转变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这一状况,共产国际 曾给予很高评价。但国共两党二度合作后的具体情况和出现的新问题,共产国际却 不甚了了,对各兄弟党及世界爱好和平人士也需要宣传解释。为此,1938年2 月27日,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派父亲去莫斯科承担向共产国际报告的 使命。3月5日,父亲偕母亲一起离开延安,前往莫斯科。 1939年8月,周恩来因右臂骨折治疗效果不佳,有成残疾之虞。中央决定 周恩来赴莫斯科治伤。9月中旬,周恩来一行抵达莫斯科。分别一年多,两人在异 国重逢了。周恩来一见父亲,便大步上前紧紧拥抱,连声问好。而父亲,首先注意 的是周恩来屈伸困难的右臂。 “很痛吗?”父亲握住周恩来的左手,关切地询问伤势。 “没什么关系。”周恩来微笑着回答。 父亲叮咛周恩来安心养伤,可是永远闲不住的周恩来怎能老老实实躺在病床上 呢?除了必要的治疗,他马上开始了工作。病床上还和父亲联名致信阿米拉夫,反 映八路军培养军事技术干部学校的困难:因缺乏技术和教员教学难以进行,请求帮 助解决,或者将较优秀的学员派往苏联办训练班。 在医院住了两个多月,12月下旬周恩来出院。这一时期,他与父亲分工合作, 他负责为共产国际撰写《中国问题备忘录》;父亲一边与驻共产国际的各国代表团 联系,争取他们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广泛的同情和援助,一边作回国准备。 工作空闲,是两个战友,两个家庭及与其他旅莫斯科学习的同志相聚的绝好机 会。至今我家还珍藏着三张那个时期他们的合影。 有一张是我最喜爱的,并常常翻出来细看。那是一张呼之欲出的父母和周恩来、 邓颖超夫妇四人合影。父亲与周恩来分立两侧,母亲与邓颖超并肩站在中间。邓颖 超微侧身躯右手亲切地搭在个子稍矮的母亲肩臂,四张含笑的面庞留下了永远的一 瞬。特别是周恩来,虽着深色的西装,却难以遮挡他的精明干练的朝气;恰成比较, 一袭浅色西装的潇洒同样无法改变父亲的谦虚与稳重。 父亲是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因身份特殊,回国途中恐出意外,他们 决定:凡秘密文件,甚至父亲个人的东西都交周恩来携带。因为周恩来在国共合作 中有公开身份,抗战爆发后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中将军衔, 过境时在两国都有豁免权,不受检查。这样,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对代表报告的 决议、父亲负责与共产国际联络的电讯密码等机要材料,都由周恩来带在身边的小 皮箱内。 1940年2月25日,父亲和周恩来、邓颖超夫妇等一行9人,乘火车离开 莫斯科回国。 此后,周恩来往返于延安与重庆之间,奔波于前线;父亲则一直在延安担任中 央秘书长,过起了延安党中央这个“大家”的日子。直到抗战胜利,内战爆发,父 亲和周恩来才又相处在一起。 1947年3月,胡宗南进攻延安,中央撤出。当时,中央书记处5人分两地, 刘少奇、朱德到华北领导全国土改和建设根据地等工作。毛泽东、周恩来和父亲三 人留在陕北,指挥全国解放战争,开始了在陕北的转战。 还记得父亲当笑话讲给我的一件事。 一段时间,中央机关住在王家湾,父亲和周恩来的窑洞是里外间。清晨父亲起 得早,常去营房和马号附近转转,为了让周恩来多睡一会儿而不受惊动,他不走过 道,小心翼翼地打开自己窑洞的小窗,从窗口跳出去。 一天早上,他又从窗口跳出去了。周恩来醒来,看看窑洞门没开,以为父亲还 在休息,便轻手轻脚地穿衣下炕。突然,要咳嗽了,怎么办,周恩来紧皱眉头,用 手紧捂着嘴巴,急忙走出门去,直到距窑洞十几米处才低低咳出声来。不想咳罢抬 头,正见父亲远远走回,两人相对一愣,即默然会意。 今天回想起这件小事,我只觉得父亲和周恩来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是一 事当前先替别人打算的人。 从这年11月,父亲血压高病越来越重,断断续续,直到开国大典因血压高与 糖尿病的纠缠,父亲未能登上天安门。为此,中央决定送父亲去苏联治疗。那阵子, 周恩来常来家中探望,并亲自将护照带给父亲。 父亲在苏联治病期间,正值周恩来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访苏,同苏联 谈判并准备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工作很紧张。一方面要在克里姆林宫 谈判条约,一方面还要到“苏维埃”大旅社指导李富春等人的工作。就是这样,也 要抽暇去看望父亲。 转瞬10年过去,此次莫斯科再见与1939年大不相同。两人都已不再年轻, 父亲甚至已露英年早衰之状,而周恩来仍显得精神饱满。每次看望父亲,都要详细 讲述谈判工作的进度情况,每次都要叮咛父亲静养。父亲多想如当年一样与老战友 共同为新中国的前途再拼一把力啊!然而当他们分别回到国内,当父亲真的抱病投 入工作后,终于被突发的脑溢血夺去了生命。 父亲逝世后,周恩来亲视入殓,亲手为他覆盖党旗,亲自执绋前导移灵劳动人 民文化宫,并为父亲题词: 纪念任弼时同志,学习他三十年奋斗不已,至死不息的自我牺牲精神,学习他 顽强对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学习他坚持原则,服从真理的布尔塞 维克精神。 四十多年过去,阅历与生活告诉了我许许多多,但非常遗憾,至今,关于父亲 与敬爱的周恩来伯伯,他们之间的了解、信任与真情,我不了解的真不知道还有多 少!这两位以革命利益高于一切而又内向与深沉的人,生前无机会,也不可能让我 了解更多! 那震撼山岳的嚎啕还有哪些内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