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节：童年·成长与创伤(1)

　　第二章

　　童年·成长与创伤

　　" 小孩是从生命的泉源里分出来的一点新的力量，所以可敬，可怖。小孩不
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糊涂。父母大都不懂得子女，而子女往往看穿了父母的为人。
"

　　——张爱玲《造人》（一九四四年五月）

　　张御史的少爷，黄军门的小姐，十九岁结婚时是一对人人称羡的金童玉女。

　　五年之后，一九二○年九月，母亲生下我姐姐，小名小煐。次年十二月，母
亲生下我，小名小魁。此后十多年，从上海搬到天津，又从天津搬回上海；然后
母亲远走英国，又回到上海家中，和父亲离婚后又出国。但姐姐与我一直生活在
一起，直到一九三八年她逃离我父亲的家。

　　我们一起成长，一起听到父母的争吵，面对他们的恩怨分合。我们的童年与
青春时代，是由父母的迁居、分居、复合、离婚这条主线贯穿起来的。其间的波
折和伤害，姐姐的感受比我更为深刻。

　　与二伯父分家而治，搬到天津去。

　　我开始有记忆的时候，我们家已经从上海搬到天津，住在英租界一个宽敞的
花园洋房里。那是一九二四年，姐姐四岁，我三岁。如果母亲没有在那一年出国
去，姐姐和我的童年应该是富足而幸福的。

　　然而母亲和姑姑走了。我和姐姐常由保姆带着，在花园里唱歌，荡秋千，追
逐大白鹅。

　　那时我父亲和同父异母的二哥分家不久，名下有不少房屋、地产。我母亲也
有一份丰厚的陪嫁，日子本来过得很宽裕。如果父亲能够本分守成，不花天酒地
吸大烟，母亲也不会伤心出国，我们的生活是可以一直平顺而宽裕的。

　　照我姐姐后来的分析，是说我父亲一直在二伯父治下，生活太拘谨了，一旦
如愿地分家而治，就如野马脱缰，难以收心，自由放荡也就不足为奇了。

　　一家子的财产都是三祖母陪嫁过来的。

　　我的大伯父早逝，二伯父大我父亲十七岁：他们是我的第一位祖母朱芷芗所
生。第二位祖母边粹玉并无生育。第三位祖母（李鸿章之女李菊耦）生了我父亲
及两位姑姑；但大姑姑早年在杭州病故。我祖父一九○三年去世时，二伯父二十
四岁，我父亲才七岁，姑姑二岁。

　　我祖父是个清官，一家子的财产都是三祖母陪嫁过来的。祖父去世后，表面
上是三祖母当家，具体事务则由二伯父料理。祖母省俭度日，二伯父也不尚奢华。
三祖母一九一二年去世后，家里仍残留着封建习俗与家规。长兄如父，长嫂若母，
我父母婚后与他们同住自然觉得很拘束；我母亲因而常常回娘家解闷。后来我看
父亲那一时期的日记，差不多每篇都写着" 莹归宁" ：莹大概是母亲的小名。

　　我父母一直想和二伯父分家，搬出去过小家庭生活。但一直找不到适当的借
口。后来他托在北洋政府做交通部总长的堂房伯父张志潭引介（张于一九二一年
五月出任该职），终于在津浦铁路局谋了一个英文秘书的职位。如此才顺理成章
的分了家。一九二三年，我姑姑和我们一起，由上海搬到了天津。

　　我母亲思想开明，是旧社会的进步女性。

　　那一年，我父母二十六岁。男才女貌，风华正盛。有钱有闲，有儿有女。有
汽车，有司机；有好几个烧饭打杂的佣人，姐姐和我还都有专属的保姆。那时的
日子，真是何等风光啊！

　　但不久我父亲结识了一班酒肉朋友，开始花天酒地。嫖妓，养姨太太，赌钱，
吸大烟，一步步堕落下去。

　　我母亲虽然出身传统世家，思想观念并不保守。尤其受到五四运动及自身经
验的影响，她对男女不平等及旧社会的腐败习气更为深恶痛绝。传统的旧式妇女，
对丈夫纳妾、吸大烟等等行径，往往是只有容忍不置一辞：因为家里并无她们发
言的地位。我母亲对父亲的堕落则不但不容忍，还要发言干预。我父亲虽也以新
派人物自居，观念上，还是传统的成分多。这就和我母亲有了矛盾和对立。

　　我姑姑也是新派女性，站在我母亲这一边。后来发现两个女人的发言对一个
男人并不产生效力，她们就相偕离家出走以示抗议——名义上好听一点，是说出
国留学。一九二四年夏天，我母亲二十八岁，已有两个孩子。这样的身份还要出
国留学，在当时的社会是个异数。由此也可看出我母亲的果敢和坚决。思想保守
的人，说她" 不安分" ；思想开明的人，则赞扬她是" 进步女性" 。姐姐在《童
言无忌》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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