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拓与我论“红学”

                                 周汝昌

　　我想起了邓拓。

　　我如何会认识邓拓？平生素昧，地位悬殊呀。

　　还得感谢“红学”。

　　那该是1954年之冬吧。批俞运动猛然一下子起动了，形势非常。首先是冯雪峰
给我亲笔信。《文艺报》挨批之后，运动迅速深入发展。当时邓拓主持的《人民日
报》的钟洛，数次莅临见访。

　　这一天，钟洛特来通知，邓拓要在报社接见我，时间是晚晌。记得好像是下班
回寓，家人告之此讯。草草晚饭之后，我便自往人民日报社——到了报社，钟洛方
从敝寓回来，方知是派专车去接我的，却扑了一个“空”。

　　邓拓见了我，可说是十二分热情接待，极尽宾主之礼，而且满面春风，颇有一
见如故之意致。从离坐得很远的秘书王同志和陪座的钟洛的神情举措而观，我体会
到我是在和一位地位很尊的大人物对话，非同小可。

　　两座沙发，当中一个茶几式小桌，桌上一个大碟，碟内堆着很高的散裸的中华
香烟，这是彼时最高级的烟了。他让我一支烟在手，并且亲手为我用打火机点着了
烟。

　　我深知这实是特殊的礼遇。

　　他请我来见他，目的是要我写批俞（平伯）批胡（适）的“文章”，这不必多
说自明。话题当然就是从《红楼梦》开始。

　　对俞、胡二位，他说了些什么，我已全不记得了。话题转到我身上来。很易料
想的，他先夸奖了我的“红学成就”，也提到了毛主席。

　　往下，就客客气气地指出我的“美中不足”，最重要的几句话，大意如下：

　　“……您考明了曹雪芹的家世，所遭的变故是由于雍正的迫害，是政治斗争的
结果，证明了胡适的‘坐吃山空’‘自然趋势’是荒谬的，这是一个大功劳。但您
的主张‘自传说’却又脱离了历史唯物主义，那就错了。因此，您是犯了‘二元论’
的错误。……”

　　他委婉而清楚地表示：希望我写一写，批判俞、胡，也作自我批评。这样，文
章会更有力量。

　　这番意思不难懂。正像钟洛向我强调表示的一点，就是：“您作出自我批评，
方可立于不败之地。”这句话记忆最为清楚难忘。

　　一切都表明：这是从上面而来的极大的关注和维护，不把我当俞、胡一律看待，
让我解除顾虑，安心参加运动。

　　这种好意深情，我至今感念，不会忘怀。

　　可是我当时十分糊涂，执迷不悟：“主张‘自传说’怎么就是犯了错误？这是
曹雪芹自己在书里一开头就表明了的——全部的表现也完全与表明符合。鲁迅就如
此认为，说胡适之考，可为论定。鲁迅也犯了‘二元论’吗……？”我在那时，思
想斗争极为剧烈，可怎么也想不通错在何处。

　　有一位同事向聂绀弩等领导叙说我是“每日彷徨斗室，其情甚苦……”。云云，
很是真实不虚。

　　感谢钟洛，他继续向我做思想工作，表示“有人把您与胡适同等看待是胡说……”
我终于在众多同志的关切与鼓励之下，写出了一篇文章。

　　不待说，那是水平不够的，尤其是自我批评的部分，更显薄弱。

　　这大约让邓拓非常失望。我成了一个“不可教也”的孺子。文章登出后，有人
称奖，有人不满——尽管拙文已由好意之人略为加工润色了，还是无从根本改变，
所以到后来运动深入时，就有水平高的人发文批我，说我“比胡适还反动”。我不
怪人，咎由自取，于人何尤哉。

　　60年代初筹备纪念曹雪芹逝世200周年时，一次文联举办盛会，由京津一流鼓曲
家演唱《红楼》段子，石慧儒，骆玉笙，花五宝……各献名曲，文化界名流集于一
堂，最后一位来赏的竟是周总理！

　　那场盛会，我有专文纪之，今不应重复。只说会后，众演员围上了总理，请示
意见，池子里众客也恋恋未散，有一小群人也在围谈，中间是邓拓。我想起他当年
的友善热情，便上前去招呼，并怕他已不认识我了，自报了姓名。他听后，将眼抬
起，望了我一下，头部微微一动——似点头未点头，此外一无回报，包括面色与言
词。

　　我自讨了无趣，悄然退出了那里。

　　（摘自2000年11月11日《文汇报·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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