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宋庆龄经过短短的困惑之后，即对这场“革命”产生了怀疑和警觉

    １９６８年初，上海的造反派从时任上海市副市长的金仲华的住所，抄走大量
的文件和信札，其中包括宋庆龄与他的来往信件及底稿数十封，张春桥见后如获至
宝。

    在上海市革委会讨论时，张春桥说：“金仲华……可能是美国特务”，“宋庆
龄这个人可复杂了”，他亲笔批示：“应当整理一份材料报中央、中央文革，并继
续查下去。”

    在市革委会的报告中，强调金仲华和宋庆龄“有特殊密切的关系”，并说“这
次抄获宋庆龄给金仲华的信有七十余件。除一、二件用中文写的外，其余都是用英
文写的。经专人带交的约占半数。文化大革命以来，他们的通讯（信）特别多。”
“可以看出几个问题，第一，金、宋之间往来十分密切……；第二，金、宋谈话内
容，值得研究……；第三，文化大革命期间往来频繁，互通京沪文化大革命情况…
…有三封信，内容不易懂，好像影射什么。”

    由于是毫无根据的欲加之罪，又慑于宋庆龄在国内国际的崇高威望，林彪、江
青反革命集团当时还未敢贸然下手，但恶毒用心已显而易见。

    宋庆龄经过短短的困惑之后，即对这场“革命”产生了怀疑和警觉。为了保护
自己和同志以坚持斗争，她不得不采取了新中国成立后她从未采用过的“地下工作”
的办法。

    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文献信札，是劫后仅存，而宋庆龄给同志、亲友的大量信函，
则因收信人应宋庆龄之嘱，在当时就“阅后烧掉”了。

    根据沈粹缜的回忆：“凡是有点内容的信，比如告诉我她的某某亲戚自杀了，
或者廖承志同志遭到不测等等，在信后必定写上四个大字‘阅后烧掉’，还加上几
个惊叹号。”

    从保存下来的宋庆龄１９６６年９月２４日致罗叔章的信函中看到，由于此信
谈到对“文革”及“破四旧”的看法，所以在信的末尾特别注上“此信看后即烧掉
为荷！”字样。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宋庆龄的好友美国女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给宋庆
龄的复信中，曾着重说明：“我在收到你第二张便条的当天就亲自把你的第一封信
撕成碎片，扔进下水道冲掉了……没有留下丝毫通信的痕迹……”

    在“文革”中，宋庆龄与好友马海德大夫互相通信，谈论对这场“革命”的种
种看法。他们住得很近，宋庆龄的信都交由忠诚的保姆或司机送去。遵照宋庆龄的
意见，马海德在阅信后即销毁。后来“造反派”抄他的家时，虽然抄走了许多文书
资料，但没有发现宋庆龄的信。

    令人遗憾的是，宋庆龄另外一位长期的忠实的同事与朋友，《中国建设》杂志
的第一位社长、时任上海市副市长的金仲华同志，却因为没有遵照宋庆龄的嘱咐，
没有及时“阅后烧掉”那些信件而付出沉重的代价：在被“造反派”抄家后不久，
金仲华因不堪忍受残酷的政治迫害而含冤自杀。

    宋庆龄在“文革”前期，于理性上要求自己“不断学习以跟上形势”，而在实
际上却是随着“文革”的发展很快就怀疑、警觉、抵制和抗击。这种矛盾并不奇怪。
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每一个善良的人几乎都历经了这样的一个思想转变的过程。

    宋庆龄的好友爱泼斯坦，在提及她在“文革”中的思想状态时曾这样说：“这
场新的运动被说成是中国革命的深化。中国革命是她为之奋斗终身的事业。她想跟
上运动的步伐，但却常常发现运动所宣布的目标同实际发展情况不相符合，她对实
际情况感到震惊和迷惑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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