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直到后来一度担任文化部部长时，他还是创造条件说维语。有一次，他与国家
民委主任司马义·艾买提联合招待西藏歌舞团。司马义·艾买提同志本来可以用汉
语讲话，王蒙却硬是要他用本民族的维语致词，由王蒙担任现场翻译，以至于在场
的西藏自治区负责同志开玩笑说，下次王蒙“犯了错误”下放，我们坚决要求把他
下放到西藏，培养出一个懂藏语的部长作家。

    那些年，王蒙被剥夺了发表作品的权利，但是谁也剥夺不了他勤奋学习的精神
；剥夺不了他深更半夜在梦话中喃喃说维语的习惯。他说：“写不成，可以作翻译
；翻译不成，可以学理发；当理发员也不成，还可以跟维吾尔同志交朋友……”反
正他要生活。

    “文革”十年期间，他把心爱的钢笔扔在一边。他的衣服口袋里、书包里，绝
没有钢笔。遇到写个什么材料，填个表格之类，就向我们的儿子借笔用。“不写作
了，不写作了。”这句话他常常挂在口头。

    由于他维吾尔语讲得越来越流利，他可以与当地的少数民族干部、农民完全打
成一片。许多红白喜事王蒙常常是座上客，其他一切礼节，包括洗手方式以及盘腿
而坐，把掰碎了的馕泡茶吃、敬老，还有礼貌用语，如第二人称和各种祈使动词采
用尊称形式等，他都可以毫厘不差地做到合乎标准。他常常衷心赞美兄弟民族生活
习惯中讲卫生与讲礼貌的特色。他很善于发现他们的长处，我从未听到他说他们一
个“不”字。

    事隔许多年后，1990年我与王蒙重访新疆，在伊犁和巴彦岱乡，当地农民、知
识分子，仍都把王蒙当做自己的亲人。每到一处，主人杀鸡宰羊，倾吐衷肠；分手
时，依依不舍，洒泪话别。伊犁河畔一个庄子里，公公婆婆都已去世的古丽尼莎见
到王蒙，一面叫着“老王哥哥”，一面抱住他痛哭失声，在场者无不为之动容。在
乌鲁木齐文联宿舍，已故维吾尔族著名诗人克里木·霍加的妻子高哈丽雅（塔塔尔
族），一个当年的金发美人，见到王蒙也是放声大哭。在场的陈柏中同志说：“做
人能做到这样，一个作家能做到这样，也就可以了。”

    临别时，高哈丽雅把诗人生前最喜欢佩戴的一条可可色领带给了王蒙。

    王蒙在巴彦岱劳动锻炼期间，担任过一年副大队长，我们重访巴彦岱时，许多
农民老远就喊：“大队长来了！”他们忘不了他。

    当年，王蒙还有一家房东，老汉名叫伊斯哈克，大娘名叫穆斯罕。

    伊斯哈克质朴，老实，勤劳。穆斯罕则性情开朗，喜欢唱歌，有时她在劳动中
引吭高歌，嗓子又尖又亮，像少女一样。她唱的歌都是南疆风味的，用王蒙的话说，
是“骑毛驴吃桑葚”的味儿（南疆有植桑养蚕的悠久传统），与北疆民歌骑着马奔
驰在草原上的旷野风味不同。

    每逢节假日，我来到王蒙这里，穆斯罕便为我铺好舒适的毡子，端上有厚厚奶
皮的奶茶，非留我过夜不可。当夜幕降临时，我推开屋门，面前是一片迷茫的辽阔
的原野，远处传来狗吠声。伊斯哈克家的狼犬已经把我们认做朋友，一声不吭地蹲
坐在房前守卫。

    不但我和王蒙与伊斯哈克、穆斯罕结下了深厚友谊，我们的孩子也与他们的一
儿一女结为好友。儿子一来，就跟他们上运河游戏；如果赶上打麦，三人便一同去
麦场，骑在那拉着石磙子脱粒的马上玩耍。

    伊斯哈克的女儿叫塔西古丽（石头花的意思），秀美而剽悍，管教她的弟弟拉
合曼时从不手软，常常伸手就是一巴掌，干活也极利索。她一见王蒙就大喊“大队
长哥”，特别爱听王蒙给他们讲故事。她不满17岁就出嫁了，现在已是好几个孩子
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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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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