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四章

    记得是1957年1 月27日，我们结婚前一天，匆匆忙忙去东安市场，王蒙为我买
了一条项链。白色我是喜欢的，代表纯洁，但是什么材料制造的？当时有点拿不准。
一位有经验的售货员赶忙向我们推荐（那时的售货员比现在的素质高），这是象牙
雕刻的。这使我们很震动，认为它不是一般的材料，况且做工很精致，用14元5 角
买了。婚礼那天戴上，显得很亮。自己戴了些日子，愈来愈觉得不太舒服，就放在
箱子底层了。当时对保护动物没有认识，只是凭一种感觉。

    婚后，我们向往过一种平静的温馨的生活，我们买了鱼缸，养了几条小金鱼，
天天观赏它们自由地游来游去，真为它们高兴。同时也不免自心底升起忧虑，不知
这些小鱼能长久这般地平静自由吗？

    婚后没多久，过了一个寒假我回到了学校。我们在两地由于风云的变化，两颗
心都悬着，不知会不会有一场风暴发生？明明清楚自己的清白，但是那种气候太反
常。我们之间在来往的信中，又不能明确地说什么，本来就没什么。那种感觉非常
复杂又不失清醒。

    果然，王蒙在这一年里，经历了《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的大起大落：先是在
《文艺学习》刊物上的争论旗鼓相当，后是风声愈来愈紧，尤其是李希凡在《文汇
报》上对小说做了毁灭性的批判。接着突然路回峰转，居然是毛主席发表了有利于
小说和作者的意见。而夏天以后，反右斗争开始，王蒙的处境又危险起来。1957年
11月，王蒙从一个大工厂的团委副书记的岗位上离开，被调回团市委参加运动，实
际上是去接受批判……从此，打入另册达二十多年。

    当我得知这个不幸的音讯后，一颗悬挂的心死死地压在谷底，我与他的命运紧
紧地拧在一起。由于我的认识上不去，划不清界线，又具有“资产阶级思想”，所
以在交心会上，屡屡通不过。1958年上半年我所在的学校开了若干次批判会，帮助
我，历经数月不见成效。最值得说明的是王蒙还来劝阻，他说：“你应该认识到，
这是大是大非……”

    这一年是不平凡的。幸福和不幸、安逸和危难、欢乐和苦涩、思绪要打乱、心
绞来绞去要绞碎———我们处于幸福的谷底。说幸福，是指我们两个人已经结合了，
不管面临多少灾难，我们都有十足的勇气和智能，抵挡一切。天塌地陷有什么了不
起？这一年的暑假，我们自己找乐，参加了北京市那个年代昙花一现的周末旅游：
星期六下午四点多在北京饭店门前集合，坐一辆大巴到香山别墅去。住在庭院式的
客房里，吃所谓西式的餐饮，一杯红茶六角钱，当时觉得就是天价了，我们在狭缝
中享乐人生。生活中，我还不太会烧菜做饭，只会买些西红柿，洗净后用白糖拌好，
等王蒙从七三八工厂下班后，给他吃。

    我知道王蒙这个人，他本来就爱吃带酸味的东西，自从在理论上了解了西红柿
富含维生素C 以后，就更是嗜之如命了。

    2003年在香港浸会大学，王蒙与查良镛先生（即金庸）就《我的人生哲学》对
谈，查先生总结说，他认为此书的主旨是，为人要做一个“快乐的君子”。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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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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