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光堂“密约”与陈璧君
这是一个严冬的深夜,伸手不见五指。战时的重庆,一片寂静,偶尔能闪出
几点灯火。一辆黑色小轿车驶出上清寺汪精卫官邸,车灯忽明忽暗,直奔郊外。
车上除司机外,坐着一女一男,女的手中拿着一只上了锁的小皮箱,有时还抱在
怀里,好像怕谁给抢去,她就是陈璧君。那个男的是她的侄子陈春圃。对这次深
夜外出,陈春圃莫名其妙,不时想问问,但看到陈璧君阴沉的面孔,到嘴边的话
又咽了回去。汽车在南渝中学教职员单幢宿舍前停下,陈璧君带着皮箱独自走进
楼去,一会儿走出来,皮箱不见了。
第二天上午,陈璧君闷闷不乐,似乎心事重重,有时还冲仆人、秘书大发脾
气。下午,陈璧君又叫来陈春圃,坐车来到昨夜去的地方,将皮箱取了回来。在
车上,陈璧君对陈春圃说:“这张‘密约昨晚在淑君家过了一夜,我怕万一泄露
了风声会被搜查,今天取回来索性把它烧掉,省得提心吊胆。”陈璧君是将皮箱
送到她的妹妹陈淑君家中,又认为不安全,赶紧取回。这张“密约”为什么会使
陈璧君忐忑不安,心虚到这种程度呢?这要从头说起。
1937年7 月31日,汪精卫就曾约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就中日关系问题进
行长时间谈话,8 月30日,周佛海、陶希圣面见汪精卫,力陈战事须适可而止,
目前须从外交开始,并谈了步骤及人选。12月6 日,汪精卫主持国防最高会议常
务委员会第34次会议。徐谟告陶德曼调停中日战争及偕其赴南京会见蒋介石经过。
最后告宣,在德国调停尚无成功希望前不宜有所宣传,外交部、宣传部应深切注
意。12月28日汪精卫应蒋介石之邀,与蒋介石、孔祥熙、张群等举行会议,决定
对于日本所提条件一概不予理会。
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日本科科长董道宁,通过私人关系与在上海的日本南
满铁路驻京办事处主任西义显、同盟通讯社上海支局长松本重治等人进行接触,
寻找与日本和谈的可能性。在松本的安排下,董道宁于1938年2 月到日本与陆军
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影佐祯昭大佐进行了会谈。董道宁请影佐给蒋介石写封信,
影佐认为他以一个课长的身份给蒋介石写信不太合适,于是他给在陆军士官学校
的老同学何应钦和张群分别写了信,影佐在信中说:“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
明是一桩不幸的事件,董道宁此番来日本表示了中国的诚意,日本深为感谢。”
董道宁回国后将影佐的信交给上司高宗武(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又将信
转交给蒋介石的近侧宣传部长周佛海,周佛海再将信转交给汪精卫和蒋介石。不
久高宗武向西义显转达了蒋介石向影佐祯昭的好意表示的谢意。周佛海又向蒋介
石进言派亚洲司司长高宗武到上海“收集情报”,蒋介石同意高宗武到上海进行
秘密外交,并从军委会秘密经费中每月支6000元作为高宗武的活动经费。
在此时,汪精卫对与日和谈还是犹豫的,因此,他还是坚持对日本所提条件
一概不予理会。1938年3 月12日,汪精卫出席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举行的孙中山
逝世纪念会,发表演说。说明抗战途中对日屈服即是灭亡,一心一德在蒋先生领
导下,必能争回民族生存与自由。6 月某日,意大利驻汉口参事官来见汪精卫,
他奉意大利大使柯莱之命,转告日本大使谷正之提出的关于日中直接谈判的办法。
6 月16日,汪精卫派交通部次长彭学沛往见意大利驻汉口参事官,答复谷正
之之提议:(一)在目前形势下,(汪精卫)不可能代替蒋介石掌握政权; (二)
目前蒋介石不可能下野; (三)蒋介石将来的政策是稳健的,这一点可以保证;
(四)汉口如果沦陷,中国恐怕会陷入混乱,日本如此使中国混乱,不如使中国
统一。
周佛海不久又背着蒋介石,密派高宗武直接到日本会谈,高宗武有些担心:
“我去日本蒋先生知道吗?”周佛海说:“你就放心去吧,一切责任由我承担。”
1938年6 月,高宗武到达日本,他首先表示他并不是蒋介石派来的使者,而是中
国主和派的代表。他说:“我首先想说明我的立场,为了实现和平,我准备不惜
做出任何牺牲。为了中国,我最为重视的不是对日作战,而是对共产党的斗争。
关于这一点,蒋委员长周围的一部分军人,主张即使把对共产党的斗争置之以后,
也要把抗日看成国家的当务之急,我对此是反对的。但汉奸我可不当,我所奋力
争取的仅仅是实现和平,这条界限是明确的。如果是不当汉奸的和平工作,那么
有什么困难我都忍耐,但倘若这样做会成为汉奸,那么我马上就此作罢,即使说
我中途脱逃也好,或说我是叛徒也罢,我都要退出。”高宗武还说:“关于中日
和谈的大义,如果从我的信念上来说,我不得不以汪先生为同伙。随着战祸的扩
大,国民是不能忍受的。蒋先生冷酷,而汪先生温暖。”高宗武努力推荐汪精卫,
他对影佐帧昭说:“为了造成中日之间的和平,也许必须找蒋先生以外的人。除
了汪先生之外,就不容易找到别人。汪先生早已痛感有迅速解决日中问题的必要,
而国民政府内部终究不能容纳他的主张。为此,不如从政府外部掀起国民运动,
开展和平运动,由此造成蒋先生听从和平论的时机,这样较为适当。”1938年7
月,高宗武与日本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进行了会谈,高宗武提出由汪精卫出马,
从政府外部掀起和平运动的计划,希望日本方面为汪精卫出马提供有利条件。日
方同意以“不要领土,不要赔款”的优惠条件,支持汪精卫出马进行“和平运动”,
7 月21日,高宗武返回中国。
高宗武因未经蒋介石允许擅自赴日,所以不敢回武汉,只向周佛海报告了日
本之行的情况,并付一封致蒋介石的信:“委员长钧鉴:职于六月二十三日由香
港秘密东渡,刻已平安返港。兹谨将职东渡日记及在东京会谈记录与职个人观感
三项,分别呈阅。”周佛海先把高宗武的报告送给汪精卫,因高在报告中写有
“日本希望汪先生出马”字句,周佛海征求汪精卫的意见:“在呈送蒋先生以前
要不要把这段删去?”汪精卫则说:“没有关系,他不是那种斤斤计较的人。”
蒋介石看完高宗武的报告后,于7 月25日同行政院副院长兼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
长张群、汪精卫讨论了高宗武的报告。周佛海又派军委会政治部秘书主任梅思平
与日进行秘密谈判。
1938年8 月底至9 月初,梅思平与近卫首相的私人代表松本重治在香港进行
了五次谈判,初步确定了日本政府以“不要领土,不要赔款,两年内撤军”为条
件,支持汪精卫搞“和平运动”。10月11日,汪精卫对德国海通社记者发表谈话
称:中国在抵抗侵略之际,同时并未关闭第三国调停之门,不过此次调停之能否
成功,须视日本和平提议之内容为断耳。如条件不妨碍中国之生存与独立,则或
可为讨论之基础,否则绝无谈判之余地。21日,汪精卫接见英国路透社记者,再
次表示愿与日本谈判实现和平,谓:如日本提出议和条件,不妨害中国国家之生
存,吾人可接受之,为讨论之基础,否则无调停之余地。一切视日方所提出之条
件而定。梅思平把重光堂密约抄在丝绸上,缝在西装马甲里,于10月22日带到重
庆,向汪精卫、周佛海汇报与高宗武赴沪接洽经过,并携来双方签字条件及近卫
宣言草案。但汪精卫比较动摇,决定了又推翻,推翻了又决定。26日,汪精卫主
持国民参政会谈话会,当晚召集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陈璧君来寓晚餐,并
举行秘密会议,讨论与日本“实现和平”的条件与办法。27日,汪精卫召见周佛
海,有所指示。29日上午,汪精卫召陈公博自成都抵重庆,汪旋约周佛海、梅思
平、陈公博等会谈,再将各项文件研究后,决定同意上海协议,下午,继续商讨
行动计划。当时他们计划的“和平运动”分五个阶段:一,汪精卫离开重庆,在
外地宣布下野,脱离国民政府。然后日本政府立即发表声明,提出不要领土,不
要赔款,两年内撤军的条件,倡议与中国进行和谈; 二,汪精卫以个人身份发出
响应日本政府的“和平倡议”,建议国民政府接受日本的条件和平停战; 三,云
南等地的地方实力者通电响应汪精卫的“和平号召”,在云南等日军未占领地区
建立新的独立政府; 四,日本承认新政府并与新政府进行“和平谈判”,日军撤
退回长城以北,将日军占领区转交新政府; 五,新政府统一全国,实现中日两国
间的真正“和平”。10月30日,汪精卫召集周佛海、陈公博、梅思平、陶希圣等
继续密商,决定派梅思平、高宗武往上海,与日本方面谈判并签订关于实现和平
条件及另组政府的协议。梅临行前,汪在家设宴为之饯行,饭后送梅至客厅门口
时,陈璧君从旁激励汪说:“梅先生明天就要走了,这次你要打定主意,不可反
悔!”汪频频点头说:“决定了,决定了!”
10月7 日,梅思平抵香港见到高宗武,为确保秘密,两人又分别乘船去上海
和日本谈判。11月初,汪精卫派与日本军部的“和平”秘密交涉进入缔约谈判的
前夕,他召陈公博去重庆,告诉他“对日和平已有端绪”,待时机成熟还要离开
重庆,直接与日本人“议和”,这使陈公博大吃一惊。陈公博立即向汪精卫表明
了他反对汪精卫单独对日言和,更反对汪精卫离开重庆的态度。陈公博所担心的
是签署《塘沽协定》时的历史重现,汪精卫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两人的争论从
上午持续至中午,饭后陈公博再见汪精卫,继续“力陈不能和、不能走的理由”,
陈公博的规劝并未改变汪精卫的主张。汪精卫最后表示:“此事虽有头绪,尚无
结果,等到将来发展再谈罢。”
这时,日本控制的上海虹口区东体育会路七号,在一幢西式的大建筑物内,
也有人忙碌着。这所建筑物在“八一三”抗战的巷战中打得弹痕累累,一直无人
居住。11月初,旁边的居民惊奇地发现,有人对此楼进行修缮,而且很匆忙,修
完又从附近的饭店里租来了足够七八个人用的家具和摆设。11月12日布置完以后,
一个身着便服的日本陆军军官准备在这里接待“客人”。他就是今井武夫,“渡
边工作”①的负责人。这所房子会后成了日本大特务头子土肥元贤二的私宅,名
为“重光堂”。因而这次高崇武和梅思平、日方的今井武夫和伊藤芳男举行的预
备会议,后来就称作“重光堂会谈”,达成的协议就是“重光堂密约”。
同高崇武相比,梅思平初次和日本人打交道,他不懂日语和日本习惯,正如
犬养健在《长江仍在奔流》一文中写道:今井先生说:“梅君到达的日子,是约
定他在六三花园会面的,梅先生提着皮包就照样穿着皮鞋从大门口一直踏进客厅
草席垫上,就在对面壁龛上一屁股坐了下来。他就是这样干的吗?我感到吃惊,
心想来了个了不起的家伙哩。”
梅思平、高宗武同今井武夫等进行了八天会谈,经过讨价还价,11月20日达
成如下协议:
“第一,日华两国共同排斥共产主义,同时把东亚从各种侵略势力中解放出
来。为实现建设东亚新秩序之共同理想,互相本着公正的立场,处理军事、政治、
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关系,取得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的成果,
并加强联合。为此,议定下列条件:
第一条:缔结日华防共协定。其内容以日、德、意防共协定为基准,取得互
相协助,并承认日本军防共驻兵,以内蒙为特殊防共地区。第二条:中国承认满
洲国。
第三条:在平等互惠的原则基础上,日华经济提携,承认日本的优先权,以
达到密切的经济合作。特别是在开发和利用华北资源方面,向日本提供特殊方便。
……
第五条:中国应补偿因事变而造成日本侨民所受之损失,但日本不要求赔偿
战费。
第二,当日本政府发表上述解决时局之条件后,汪精卫等中国方面同志应立
即声明与蒋介石断绝关系,并为建设东亚新秩序,共同发表日华提携及反共政策
的声明,同时俟机成立新政府。
11月26日,梅思平偕周佛海与汪精卫会谈,报告与高宗武赴沪接洽经过,并
携来双方签字条件及近卫宣言草案。27日汪精卫召周佛海、梅思平与陈璧君等共
同商谈上海协议,对脱离重庆,另立政府,单方面与日本“和谈”问题前顾后盼,
犹疑不决。对汪是否出逃意见不一,陈璧君力排众议,竭力主张离开重庆。她说,
不走“难道当汉奸也坐第二把交椅吗?”汪精卫在陈璧君、周佛海等人的劝说下,
终于下决心选择“和平救国”的道路。29日上午,陈公博自成都抵重庆,汪精卫
旋约周佛海、梅思平、陈公博等会谈,再将各项文件研究后,决定同意上海协议。
12月1 日,梅思平飞返香港、上海,告诉日本人说,汪预定12月8 日从重庆
出发,于10日到达昆明,希望日本能在12日左右发表近卫声明。汪精卫、陈璧君
同时制订了汪派要员分散出逃的计划:12月5 日,周佛海以视察宣传为名先去昆
明,陶希圣以讲学为名尾随而至。12月8 日,汪精卫夫妇托词去昆明、成都演讲,
离开重庆。汪精卫还和陈璧君、周佛海、陶希圣等人研究拟定了一个具体的计划。
他们设想,在逃离重庆后,由日本首相近卫发表一个声明,然后汪精卫发表一个
响应声明,宣布与蒋介石断绝关系; 与日本相呼应后,最好云南军队首先响应汪
精卫的声明,宣布反蒋独立,接着四川军队也起义响应,先在云南、四川两省建
立独立政府,编成新军队,然后再请日本政府予以“协助”,撤退一部分军队,
将广东、广西两省扩大为新政府的地盘,在西南边远省份开展“和平运动”。
为了弄清情况,汪精卫特派陈璧君偕其内侄陈春圃以“视察”为名,两次去
广东与主持粤政的第四战区副司令长官余汉谋、广东省主席吴铁城会晤,对他们
进行试探、拉拢。陈璧君还不辞辛苦,以演讲和视察锡矿为名,再次来到昆明,
与龙云和卢汉进行多次秘密会谈,陈璧君大施离间、拉拢之术。龙云对蒋介石改
编他的军队,调用云南的物质,削弱他的势力耿耿于怀。龙云对陈璧君说:“汪
先生是党国元老,在国内外声望极高,只要他登高一呼,应者必然云集于他的旗
帜之下。蒋介石一贯阴险奸诈,排除异己,所以汪先生发动和平运动、另立新政
府是天经地义之事。除了共产党和冯玉祥等少数人之外,都会拥护汪先生出来倡
导和平事业,在国际上也会得到许多国家的支持。”
汪精卫随即再次将陈公博从成都召至重庆,对他说:中日和平已经成熟,近
卫已表示了几个原则:一、承认“满洲国”; 二、内蒙共同防共; 三、华北经济
合作; 四、取消租界和领事裁判权; 五、互相不赔款。中国如答应,则日本于两
年内撤兵。陈公博表示对于第一、二、三条都不能同意,汪精卫也不能离开重庆。
他说:“我的大原则是‘党不可分,国必统一; 党的分裂痛苦,我已受够了。我
们要救国才组织党,今党不断分裂,救国更何人谈起?”汪精卫强调:“中国的
国力已不能再战了,非设法和平不可了。我在重庆主和,人家必误会,以为是政
府的主张,这是于政府不利的。我若离开重庆,则是我个人的主张,如交涉有好
的条件,然后政府才接受。而且,假使敌人再攻重庆,我们便要亡国,我们难道
袖手以待亡国吗?现在我们已无路可退,再退只有退西北,我们结果必为共产党
的俘虏。”从此,汪精卫在重庆心猿意马,度日如年,只等吉日良辰一到,就要
“改嫁”了。“重光堂”密约藏在汪认为最可靠的人——陈璧君手里,陈又怕事
情败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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