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延安为领导人看病

                                 陈应谦

                            为毛泽东检查身体

　　我第一次和毛泽东主席接触是1943年秋季。那时，我住在枣园为王稼祥会诊，
同时为毛主席、江青检查身体。我们在他们住的窑洞里用手提Ｘ光机，做胸部透视。
因为江青有肺结核病，人很消瘦，有时给她注射钙剂类药物。毛主席和江青非常喜
爱他们的小女儿李讷，那时约有二三岁，胖胖的。
　　第二次是在1945年10月，毛主席从重庆和平谈判回到延安的第二天。他派了汽
车到柳树店医大，接王斌校长和我到他家检查身体健康状况。在检查中，毛主席说：
“我在重庆时听说有位大军官，在某天早晨问他警卫员，为什么今天天亮得那么迟
啊？警卫员告诉他，天亮已经很久了，太阳已上山高照了！此时军官才知道他的两
眼已失明了。”毛主席追问我，“这是怎么回事啊？”我问：“那军官前晚到过别
人家里吃饭没有？”主席说：“对！对！听说他那晚去别人家做客了！”我又问：
“他喝了酒没有？”主席又说：“宴请客人哪有不喝酒呢？一定喝了！”我答道：
“那很可能吃了一种‘酒’。酒有两种，平时我们喝的酒是‘乙醇’，无毒性，而
另一种叫‘甲醇’，工业用的，人吃了侵犯视神经，重者可引起失明的危险，这很
可能有人陷害他。”毛主席听了点点头，似表同意，并若有所思地慢慢说道：“我
在重庆时，有次蒋介石披上斗篷和宋美龄夫妇两人一起亲来住处，要我参加他们的
宴会。我不好推辞，就去了。还有几次民主人士来请我去参加他们的宴会，我也都
去了。这样我在重庆时参加了好几次宴会，吃了一些酒。现在看来我的视力还好，
没有什么变化么？”

　　我和王斌两人详细检查后，告诉主席身体一切正常，未发生变化。他点头表示
满意。当时党内同志和群众对毛主席去重庆谈判很不放心，担心被扣留或陷害。毛
主席能健康地回到延安，大家才放心了。毛主席又对我们说：“谈判归谈判，蒋介
石此人不可信，要立足于‘打’字上，你们要准备到前线参加救死扶伤工作。”接
着毛主席留我们吃午餐。

                              为王稼祥治病

　　我于1939年初到延安时，由同学朱仲丽介绍认识了她爱人王稼祥。王稼祥当时
是中央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
　　王稼祥于1933年江西反“围剿”战争中，被敌机炸伤右肠骨窝部，大肠受伤发
生局限性腹膜炎，仍带伤参加长征。到达陕北后去苏联治愈，又于1938年回国。由
于长期伤病，到1943年，王稼祥常患失眠，血压较高，病情加重，我们数人即王斌、
鲁之俊、马海德、史韦翰和我到他枣园的家中为其做详细体检。经过详细检查观察，
一切都在正常范围内。最后，一致认为他体质虚弱、工作繁重引起精神紧张，植物
神经失调，要多加休息静养即可，这是在1943年秋冬之交。
　　1946年五六月间，王稼祥参加北平国共会议期间，到西四羊市大街中和医院
（现在的人民医院）检查原受伤部，因为Ｘ光检查照相，引起腰部皮肤烧伤、溃疡
剧痛的医疗事故，立即回到解放区张家口医院。我们医大正经过张家口待命去东北，
朱仲丽要我协助她照顾王稼祥病情，这种物理性放射形成伤害，一时难以恢复。虽
服药镇痛也收效甚微。所以王稼祥每夜常常因肠痉挛气胀，十分痛苦。有时我和朱
仲丽两人轮流睡在他旁边小床上守护他。马海德经过张家口看望王稼祥，见到王主
任疼得头上冒着黄豆粒大的汗珠，嘴唇都快咬破了，但没有听到他呻吟一声。不久，
王稼祥去苏联治疗了。

                             为王明检查身体

　　1943年三四月间，我正在延安医大宿舍窑洞门口晒太阳看书，王斌校长嘱通讯
员送来一份很厚的病历资料，要我检查一下，看看有什么问题。我一看是王明的病
历，是一份包括体温、脉搏、用药吩咐表以及病情记录和化验单等较为详细的正规
病历。其中令人注意的问题是用药方面，从1942年9月起，已有半年多的时间，每天
三次，以少量氯化低汞（甘汞）和重碳酸钠（苏打）长期作为缓下剂服用。这些低
汞和苏打在胃肠内可转化为有毒的高汞。量虽少，如果长期服用吸收后，会发生慢
性汞中毒，引起口腔炎和损害肝肾。这是禁忌处方啊！为此，我转告王斌校长。不
久，我们在杨家岭后山坡王明住的窑洞里为他病情会诊。我坐在窑洞门口，据理发
表意见，引起在场者的震惊。待为病人做检查时，病人果然呈全身衰弱状，并伴有
血压增高、口腔炎等症。病人诉：两侧腰痛，小便稀且减少（化验单报告蛋白和红
细胞等阳性）、精神不振、掉牙齿等。并说：所开处方，每次开一两个月的药量，
大量积压，久置发生变色，主治医生仍坚持要病人服下……
　　大家讨论后认为长期服用此药，在胃肠分解吸收，可以引起慢性汞中毒，影响
肝肾机能，是完全可能的。这就是所谓的王明“处方事件”。王明成为长期的病号。
　　我在英文版《实验室检查》一书中，找出能检出尿中排泄微量汞的方法，即将
病人24小时全尿加入一定量的盐酸，用文火熏到一定程度，重金属汞仍在浓缩尿中，
再放入薄金片将汞吸附着，置金片于显微镜下观察呈粉红色状为阳性现象。这样我
在王明那里呆了一个多月。检尿多数为阴性。当偶尔而呈阳性时，亦即病人自感全
身极度不适时，王明自称为排汞了，往往和所检阳性汞一致。其后我回学校，王明
有时派通讯员送全尿来检验。
　　检尿期间，我住在王明的书房窑洞里，内藏大量俄文版马列主义书刊。他有两
位秘书，分管政治和生活。有二三位勤务员、通讯员。一排数个窑洞，比其他中央
领导同志更多些。他有个儿子叫小明，约六七岁，常和我玩耍。我就在窑洞门口用
木炭煮熬王明的尿液。有时到他卧室为他检查身体，了解病情。为陈云检查身体
　　我们医疗小组（即王斌、鲁之俊、马海德和我）是在枣园为王稼祥检查病情时，
同时为陈云作健康检查而认识陈云的。他听我的口音，知道是上海一带的南方人。
异地同乡相遇，分外亲切，还要我到他家去玩玩。他告诉我说：他曾是上海商务印
书馆门市部文具柜的小伙计，以掌管小学生用的石笔、石板、铅笔、抄本等买卖作
幌子，实际是共产党地下党员，做通讯联络、组织发动商务印书馆职工罢工等活动。
后来，党组织送他到苏联上学去了。
　　有一次，他很热情地留我在他家吃便饭，说：“我为你专做一个家乡菜叫调碎
蛋（即鸡蛋羹），你一定爱吃的。”我们俩人边吃边聊天，十分亲切友好。时隔不
久，他要我到延新市场财经办公室看他，为他检查视力。原来他40多岁已是老花眼
了。我便要他配镜矫正。他住在一间十分简陋的办公室内，日夜为边区人民生活问
题而操劳。
　　我在延安时期，有时参加一些会诊和专科检查，如：彭德怀长期腹泻，诊断他
为阿米巴痢；为邓颖超患沙眼病手术治疗；为叶剑英测检老花眼时，他请我吃饭，
有一盘生拌鲜嫩黄瓜，便是难得的了。我还曾参加为王观澜、续范亭、周士第、贺
龙、朱德、陈毅、蔡畅等人会诊。

　　（摘自《纵横》200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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