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打扫现场

                                  张者

    ●关于生死：死后寂寞，没人记得，我不怕，我求之不得。死了就安静了。
    ●关于财产：准备捐给公益事业，但不会以钱先生或者我的名义命名，捐就捐
了，还留名干什么？
    ●关于女人：女人活在世界上要比男人吃亏一点，吃亏就吃亏吧！我是吃亏主
义者。
    ●关于文化：中国的语言是我们喝奶时喝下去的，我们是怎么也不肯放弃的。
    钱钟书先生去世两年了，杨绛先生近况如何？笔者拨通了杨绛先生的电话，说
想采访……得到的答复：“来日无多，闭门谢客，不接受任何媒体的记者采访……”
过了一段时间我又拨通了电话，我说：“想以一个普通读者的身份见见您，就算是
关心您的读者之代表如何？”杨绛先生在电话中沉了一会儿，末了说：“好吧！你
就算一个小朋友来做客，陪我这个老人聊聊天吧。”
    杨绛先生的确把我当成了忘年交。我们无话不谈，一聊就是两个多小时。后来，
在我告别她时，先生送了我一本她刚翻译出版的《斐多》，在扉页上称吾为“小友”，
字迹圆润，工整有力，完全看不出是出自一位90高龄的老人之手。
    留名干什么？
    杨绛先生的气色不错，银发纹丝不乱，穿着干净素雅，脸上还有一层淡淡的红
晕。杨绛先生说：“家里的一切都保持钱先生在时的旧样。”然后指着那个大写字
台说，“钱先生在世时就坐这里，现在他不在了，我坐这里。”
    “最近您正忙什么呢？”我问。
    “我不忙什么。钱先生去了，女儿钱瑗也去了，留下我打扫现场。”
    问：“您是不是准备以钱先生或者您的名义设立一个文学奖之类的？”
    杨绛说：“捐肯定是要捐的，准备捐给公益事业，但不会以钱先生或者我的名
义命名，捐就捐了，还留名干什么？”
    “您的身体很好，能活到100岁以上。”
    “那就太苦了，我这几年活过来就不容易。我为什么要翻译《斐多》呢？这是
一本非常难译的书，我就想把精力全部投入进去，忘了我自己。我不想活得长，活
着实在很累。”
    不愿做名人
    在钱钟书先生在世时，他从来不见记者，不上报纸，也不上电视。甚至一些所
谓的学术活动也不参加。杨绛先生甚至还出过一本叫《隐身衣》的书。在书中杨绛
曾问钱钟书：“给你一件仙家法宝，你要什么？”结果两人都要隐身衣。面对杨绛
先生，我不由问起这个问题。杨绛笑笑，说：“不见记者倒不是对媒体有偏见，主
要是怕他们写我们，破坏我们的安静。”
    “您的信息来源是通过报纸来的多还是电视的多？对网络感兴趣吗？”
    “对于网络我就没有精力和时间去关注了，省省眼睛，我是新时代的文盲。”
（笑）
    “我其实很羡慕做一个记者，假如我做记者我就做一个像《焦点访谈》那样的
跟踪记者，或者战地记者，有一定危险性和挑战性。但是，我不愿做追逐名人的记
者，访什么名人呀！”（笑）
    我说：“虽然您不想当名人，但您还是早早地出了名，据说比钱先生出名还早。”
    杨绛先生笑了，说：“这就证明出名没什么价值。我的剧本只是进步剧团用来
掩盖抗日运动的小戏。因为没有政治气味，还卖座。当时我怕出丑，广告上用了
‘季康’两字的切音。我家里的姐姐妹妹嘴懒，总把‘季康’叫成‘绛’。我就用
了‘杨绛’这个假名。”
    杨绛成了杨季康的笔名，一直用到现在。
    一次，他们一起去看《弄真成假》，回家后，钱钟书对杨绛说：“我写一部长
篇小说。”然后把主要情节告诉了杨绛。杨绛听罢大为高兴，催他快写。为此杨绛
让钱钟书把大学的授课时间减少了，为了维持生活，杨绛连女佣也不雇，家里的杂
活自己全兼了。终于，钱钟书一鸣惊人，小说《围城》凌空出世。
    我只拿60分
    杨绛说：“做女人肯定比做男人苦，我一直抱歉的是没有做好一个妈妈，妻子
做得也不够好，女儿也做得不够好。一个女人有好几个领域，每个领域我只能拿60
分。”
    “很多人都觉得您做妻子是最好的，否则钱先生在学术上不会有这么大的成就。”
我说。
    “那钱先生做丈夫也是最好的！”杨绛骄傲地说。“
    那么做为一个学者，您认为自己如何？”
    “我不是学者，这一点我与钱先生和女儿钱瑗不同。钱先生是学者，女儿钱瑗
再活下去也是学者，我不是学者。”
    杨绛先生不承认自己是学者，她认为自己只干了一些本职工作。其实杨绛先生
可谓著作等身，有剧本《称心如意》、《弄真成假》、《风絮》；小说有《倒影集》、
《洗澡》；论集有《春泥集》、《关于小说》；译作有《小癞子》、《吉尔·布拉
斯》、《堂·吉诃德》……在今天还译了柏拉图对话录之一的《斐多》。
    杨绛说：“回国后因为孩子的原因不能去内地，只有钱先生孑然一身去西南联
大。作为妻子我应该陪他一起去内地的。在上海我做了中学校长，还兼高三的英文
课，作业都改不完，根本没时间陪孩子玩。做女儿呢？在父母最需要我的时候，我
却在国外。我回国时，母亲已经去世了……”
    我问：“您的专业好像和教育无关吧，怎么做了校长了？”
    “我开始学的主要是理工科，后来是法律和经济。”
    “从资料上看，您的父亲是上海著名的大律师，他当时却反对您学习法律的。”
    “我学法律主要是想帮助父亲，可是父亲坚决反对。因为那时候的女律师名声
不好。所以我也没能帮父亲。一个女人的领域太广了！要做妻子、做母亲，还要工
作，各个领域都难照顾。我看现在的女人也一样苦。的确，女人活在世上要比男人
吃亏一点，吃亏就吃亏吧！我是吃亏主义者。”
    “文革”期间，杨绛和钱钟书都被“揪出来了”，然后是无休无止的批斗。
    没有什么后悔的
    杨绛这一代知识分子，在中国历史大剧变时没有离开大陆，为什么留下了呢？
    “当时外国聘请您们，您们都拒绝了？”
    “很多外国人不理解我们，认为爱国是政客的口号。政客的口号和我们老百姓
的爱国心是两回事。我们爱中国的文化，我们是文化人，中国的语言是我们喝奶时
喝下去的，我们是怎么也不肯放弃的。”
    “可是国内历来的政治运动让您们吃了不少苦，现在后悔吗？”
    “没有什么后悔的，人活着不一定全是为了享福。现在许多年轻人出国就是为
了挣钱享受。活着为什么？挣钱，然后花钱，花钱又挣钱，活着有什么意思呢？我
们老一代有许多人活着不是为了挣钱，好像还有一种理想的追求。”
    “您已是90高龄的人了，您是怎么看待生与死的？”
    “生、老、病、死都不由自主。死，想想总是不会舒服。不过死了就没什么可
怕的了。我觉得有许多人也不一定怕死，只是怕死后寂寞，怕死后默默无闻，没人
记得了。这个我不怕，我求之不得。死了就安静了。”
    （摘自《英才》2001年第1期张者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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