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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都让人生厌、让人觉得有辱自尊。突然之间我明白了：对于嗜酒这件事，
无论我说什么他们都不会相信，都会认为这是软弱的表现。

    我明白了最主要的一点：憎恨、诽谤和不满的叫嚣都是由我这个个体存在、我
顽强的意志力和固执的性格所引起的。如果没有远近闻名的嗜酒的话题，他们也会
找到别的薄弱环节来攻击我。无论如何总会攻击我。

    对此不加以注意，是不是会好些呢？

    我开始不再留意这些议论。

    接下来就到了最为沉重的１９９５年。我患了心肌梗塞。手术之后医生们说：
您最多可以喝一杯葡萄酒。从那时候起我就一直遵循这一医嘱。

    我和奈娜结婚已经４０多年了。我们从来没有分开过，从来没有单独去度过假，
从来没有把我们共同的生活分成过两半……

    我还记得她１８岁时那副年轻姑娘的模样，记得她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最大的
设计研究院工作的时候，不仅要照料女儿们，要做饭，还得在夜里给我熨烫衣物，
直到她认为满意为止。当时我是第一书记，第一书记啊！我看上去应该符合自己的
身份。

    奈娜给了我多少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力量啊，我简直无法用言语来描述这一切。
没有她，我任何时候———１９８７年、１９９１年以及更晚一些的时候———都
经受不住那些政治风雨；没有她，我早就倒下了。现在，当她已经幸福地当上了外
婆，本可以含饴弄孙的时候，她还得分出许多精力来关心我。

    奈娜是个少有的真诚而直爽的人。她以自己独有的方式承受着我们的政治悲喜
剧。她不止一次地对我说：“鲍里亚，是不是同卢日科夫谈谈？有可能他只是犯了
个错误？你应该让他醒悟过来啊！”我微笑着答应：“当然，我们会见面，会谈谈
的。”如果搞政治的人都像奈娜，那我们的政治舞台上肯定是另一番景象。

    我还想说一件同卢日科夫有关的事儿，非常有趣，甚至有些可笑。曾经有很长
一段时间，和我们毗邻而居的卢日科夫总为我们送来自己农场产的牛奶。可后来就
不送了。当时正好是１９９８年的夏天，他刚刚开始领导自己的党派。多巧的事啊。

    他请信使转告我们说，很遗憾，奶牛得病了。直到现在奈娜还感到很惊奇：这
头牛病得真不轻，一病就病了这么久。

    有意思的是，很多人给奈娜写信（这些信要么通过秋日大街的邮电分局、要么
通过国家邮电总局寄到我们手里），而且，同写给总统的信相比，它们完全是另一
种信件，区别非常明显！

    从一方面来看，这很容易解释：写给一号人物的信包括请求、抱怨、希望改善
生活条件的申请、国家的改革方案和发明计划等等，一句话，包罗万象。

    而我妻子那儿的信件却完全不同，都是些私人话题，而且信写得都非常热情、
真诚、知情达理。

    人们能感觉到她性格非常正直。这些信件中几乎看不到表达仇恨的语言连批评
都很少。当我向全国宣布我要接受手术治疗之后，奈娜收到了许许多多患过心肌梗
塞的人寄来的医疗建议，例如该怎样进行治疗、该吃什么药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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