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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九七至一九九八年整个秋冬，切尔诺梅尔金在见面时对我说：“丘拜斯有
点不对头，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他好像变成另外一个人了，没有耐心，什么都
听不进去，工作起来很不顺手。他这是在您的克里姆林宫里变成了这样，以前在我
的政府机构里他可不是这样的。”

    我一次又一次地试图分析这些话语，试图弄明白政府里的状况，内心的思绪很
不乐观。

    我曾抱有极大希望的切尔诺梅尔金———丘拜斯黏合剂彻底迸裂，在“出书风
波”期间这一点表现得特别明显，总理回避了冲突。

    ……丘拜斯的最后一个支柱实际上是我，他再也没有其他可以依靠的人了。

    年轻的改革家们离开了政界和实业界，也就是离开了整个社会，这种孤立状况
越来越严重。

    “出书风波”就是那个让年轻改革家的班子滑倒的西瓜皮。这很窝囊，也很荒
谬。

    社会舆论、报界、银行家对我的压力越大，我越清楚地意识到：我不会把丘拜
斯交给你们！这只是因为我没有权利屈服于粗暴的恫吓，蛮横的压力；我应当予以
抵制，只是为了保持社会的稳定。

    是的，丘拜斯( 我已经做出了这个决定) 必须离开政府机构，但是，离开的时
间，离开的方式，将由我来决定，而不是别人。

    尽管如此，境况依然令人伤感，丘拜斯的政治前程在一定的程度上已经被毁。
我明白，他不可能很快恢复他的权威地位，然而又没有时间舔治伤口。

    “经济冲锋”还必须毫不停顿地继续下去。

    一九九八年春天，我做出最后的决定：政府首脑应该由另外一个人担任，该和
切尔诺梅尔金分手了。

    切尔诺梅尔金的重要优势在于他具有罕见的、善于搞妥协折衷的能力，能够调
和所有人之间的关系，任何冲突对他来说都不棘手。但是，问题在于，切尔诺梅尔
金能够“坐稳”这么多年所凭借的最主要的折衷———市场关系和苏维埃厂长兵团
之间的折衷现在已经不再可能；这种折衷已经自行了结，必须向前推进。

    还有一个已是来自纯政治方面的原因。二０００年我退休以后，切尔诺梅尔金
将无力控制国家，为此需要一个更强，更年轻的人。

    这个想法是主要的。

    一九九七年最后八个月，丘拜斯和内务部长阿纳托利。库利科夫之间的关系变
得特别紧张。库利科夫极力反对私有化，甚至反对整个自由经济。在政府会议上，
他多次地不仅批评经济改革，而且还公开发难，责备年轻改革家们制定的政策助长
滥用职权之风，导致国家衰败，滋生穷人和罪犯等等。丘拜斯的回击也同样尖锐。

    在某个时刻我意识到，应当结束这场愈演愈烈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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