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节：我给萧三当秘书(4)

　　1977年1 月18日，萧三给作者的信屋里的景象更让人震惊。推开房门，眼前
一片模糊，只有天窗射进来豆腐干一样大小的光亮。眼睛适应后终于看清了：室
内除了一张床一个小柜子外，就是一张破沙发，沙发前放着一个小茶几，茶几上
下堆着书报，床头上也满是书报杂志纸张。我进去时，他正在小茶几上别别扭扭
地写着什么。而年过花甲的耶娃妈妈却正趴在地上擦地板。我心里真是难过极了。

　　两位老人开心地迎接了我。埃弥伯伯那双消瘦的手依然温暖，神情依然矍铄。
他朗朗地笑着说：“你看，他们办了件好事，使我戒掉了烟。这是七年铁窗生活
的意外收获！”他们给萧三罗织了莫须有的罪名，但从没有过书面“宣布”，全
部都是口头“通知”。有一次审问他：“你在苏联和谁接近？”诗人答道：“高
尔基、法捷耶夫。”审判官词穷，只能说他“不老实”。这就是“四人帮”制造
的冤狱！

　　而现在呢，“现在还没有给我们‘摘’帽子，对面楼上还有‘眼睛’监视着
我们，不时地还会有派出所的同志来家里调查情况。我的亲妹妹至今也不敢来看
我们。你们害怕吗？”老人如实地告诉了我真实情况。

　　“怕啥？现在也不是前几年红卫兵乱来的时候了。”我笑了。

　　他听了也笑了起来。从他身上看不出一丝一毫暗淡凄凉的调子、低沉落寞的
情怀。他对国家未来、个人前途依然是充满信心。

　　老人不时地咳嗽着，从茶几下面取出一个大纸袋，告诉我这是他在狱中苦思
冥想的东西——一份党史资料、一份对康生的揭发材料，要交给党中央，“作为
史料总会有些用处”。他还写了一首痛斥“四人帮”的长达四百多行的诗——
《除四害赞》。这首长诗竟然已写了十稿，现在还在整理。“这张小桌有点摊不
开。”他笑了笑说。看到他用毛笔整整齐齐地一遍又一遍地抄了又抄、写了又写，
仅宣纸就用了厚厚的一大摞，而且是在这昏暗的小屋里，在那小小的茶几上，真
感到不可思议。

　　“您真是太难了。这样吧，我现在给社科院打工——帮他们资料室编俄文书
目，只有半天，而且社科院离这里很近，那半天我可以帮您整理文稿。”

　　“不影响你照顾生病的孩子吗？”他关切地问。

　　“不影响，振翮也做家务的。”

　　就这样开始了我的义务秘书角色。这种情况延续了三四年, 直到后来的“兼
职秘书”、“正式秘书”乃至老人去世后再一次的“义务秘书”为止，都是我认
为有意义并欣然同意从事的工作。

　　1979年春天，大地正在解冻，温暖的气流就要到了。萧三在3 月4 日给我的
信中充满信心地说：“我们已如常工作和学习，而且进步有加，因为我们深深地
相信‘真理终究会胜利的’！”信末他又急切地说：“盼来帮帮忙。”

　　接信后我急忙赶到他家，小桌子上铺满了他正在做的一大堆工作。我分明感
觉到了他内心的焦灼。他的那种强烈使命感、紧迫感深深地感动着我。

　　在他思路清晰地向我交代了工作之后，我不敢久留，一到家便打开稿纸，立
即开始整理他的文稿。

　　后来，我到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工作。善良重友情的社长兼总编辑姜椿
芳出于对萧三的同情，特许我每周抽出两个半天，继续帮助萧老工作，那时他身
边已有李立三的女婿刘和忠同志做他的秘书。但他觉得自己年事已高一个秘书不
够，便请求组织上把我调去。当时大百科出版社不肯放我，直到后来在萧三一再
要求下，在姜椿芳、阎明复、朱子奇等同志的协调下，这个过程拖了一年多，终
于把我调入中国作协，作为萧三的正式秘书开始工作，一直到他病逝后我利用在
外联部工作的业余时间，坚持把他生前交给我的全部书稿、诗稿整理出版之后，
才算基本结束为他工作的秘书生涯。当然, 包括我手上这本书的翻译与写作工作
, 仍是他生前遗愿的一部分。他曾多次表示, 要我把他的那些丢失了中文的俄文
诗译成中文, 而且, 他曾写信鼓励我：“你译的诗，实在有独立存在的价值……
我的原作许多人都忘记了……在北京医院时赵朴初也认为译得好……”（1982年
2 月12日）他说的是真心话，因为在这之前他已经给《解放日报》的编辑郑天禄
去了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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