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又保守又自由的牛津

　　杨宪益念的是希腊和拉丁专业的荣誉学位，需要四年时间才能毕业（其他专业
的文学士学位只需三年）。头两年专门攻读古典希腊和拉丁文学，两年结束时举行
第一次荣誉文学士考试，称作HonourModerations 。这次考试通过以后需再学习两
年哲学、历史或者英国或其他欧洲国家的文学，最后再终考一次，通过考试者就可
取得荣誉文学学士学位。获得荣誉文学学士学位的名单将按所得分数的名次分别登
载在英国最有影响的报纸《泰晤士报》上以作永久的纪念。杨宪益是学完了两年的
希腊拉丁文学以后又选学了两年英国文学才拿到荣誉学位的( 杨宪益：《白虎星照
命》第57页) 。

　　牛津大学成立于１２１４年，是英国最古老的大学。杨宪益所在的墨顿学院创
立于１２６４年，它与大学学院（UniversityCollege ，１２４９年创立）和贝利
奥尔学院(BalliolCollege ，１２６３年创立) 同为牛津最早建院的三个学院。墨
顿学院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仍保留了很多中世纪的传统。比如" 导师和学生们一
起用餐" ：在一个大餐厅里，导师们坐在一张大高桌四周（通常有二十人左右）；
学生们则分坐在几条矮一些的长桌旁（有一、二百人之多），每餐饭前必有一位导
师代表所有的人用拉丁文作祷告，然后全体才开始用餐。如有个别学生被邀请到导
师们的高桌上用餐则被视为一种荣誉。又如学生上课和集体用餐时必须穿黑色袍子，
平时穿短袍（类似一种坎肩），到了特殊场合得穿长袍。又如每个学生都有一个佣
人，称为"Scout" ，照料学生的日常生活，除了洗烫衣服供应热水以外还帮学生预
订早中晚餐（如果学生不愿意在大餐厅用餐的话），这也是多年沿袭的传统；又如
男女不同校的规矩：过去大学不收女生，杨宪益在牛津时虽然已接收女学生但男女
不在一个学院，女生们单在一个学院读书。牛津的几十个学院中女生学院只有三、
四个( 杨宪益访谈，2001年5 月11日，北京小金丝胡同) 。

　　在课程安排上牛津大学更是重视传统学问。杨宪益选读的专业古希腊文和拉丁
文自不待说，即使后来选读英国文学也必须从古文读起，采访中杨宪益说：

　　读英国文学首先得要读一点公元三、四世纪的盎格鲁撒克逊的文学，那个文字
和现在的英文写的不一样。后来诺曼第人征服了英国，丹麦人也征服过英国，后来
才有了今天英国的文化。读完盎格鲁撒克逊文学后读中古英文，从伊丽莎白一世起
到浪漫主义文学，一个世纪一个世纪念下去，一直到十九世纪中末。当代文学他们
不读，文学系读到1850年为止。拿我国比就等于是非要从春秋战国先秦的四书五经
读起，一直到梁启超康有为，或者读到鲁迅，以后的就不读了。这个传统他们保持
到今天。（1994年4 月22日采访）

　　在制度上和学术内容上牛津大学重视保护传统，但在教学方法上却又很自由。
学生以自学为主，教授讲课为辅；用功的学生每天都泡在全欧洲第一流的牛津图书
馆里。尽管每天上下午牛津大学都有几十门甚至上百门课程由不同的教授在大课堂
讲课（不同学院的学生可以在同一个教室听同一门专业课），但听不听课却由学生
们自由选择。学校采取导师制，每个学生都有一个导师。每个星期导师与学生起码
见一次面，了解学生的研究方向和学习程度，学生向导师汇报近来读过的书籍，或
者就某个课题写一篇文章让导师过目，由导师提出应注意之处。导师权力很大，如
果他认为学生程度太差，可以通知学校取消这个学生的考试资格。拥有如此权力的
导师对待学生的态度竟十分民主。杨宪益在自传中说起他第一次去他的希腊拉丁文
导师罗伯特列文斯（RobertLevens）处上辅导课的情况：

　　导师要求我写一篇有关古希腊或拉丁文作家的文章作为测验我对上述两门功课
的知识和理解程度。我写了一篇关于古希腊诗人阿尔凯奥斯（Alcaeus ）和女诗人
萨福（Sappho）的文章，把他们说成是反对专制统治、争取民主的爱国斗士。我想
罗伯特列文斯被我的年青人的热情和相当稚气的阐释逗乐了。（杨宪益：《白虎星
照命》P59 ，雷音译）

　　如此阐释古希腊诗人无疑是幼稚可笑的。但导师却感到很" 有趣" ，发出的是
宽容的微笑而不是严厉的申斥或居高临下的" 教导" 。至于杨宪益的第二位导师、
诗人爱得蒙德布伦顿（EdmundBlunden ）与他的学生简直就是平等的好朋友。杨宪
益说：

　　我很幸运有诗人爱得蒙德布伦顿做我的英文导师。他的学生们都很喜欢他，我
们都叫他泰迪布伦顿。他是个很有教养、见解开明而温和的老师，喜欢带他的学生
上小酒馆边喝酒边上课。……我一向不是个严肃认真的学生，只对自己喜欢的领域
投注精力。我喜欢诗，特别是前期中世纪诗歌。布伦顿对我的这一癖性十分宽容。
……他是那么温和、谦虚，从不把我当作一个" 学生" ，我们只是象聊天似的随意
交谈书籍和其他事物，他经常带我上附近的小酒馆边喝啤酒边继续我们的谈话。（
杨宪益：《白虎星照命》P76,雷音译）

　　在这种看似漫不经心的宽松心态下自由切磋得来的" 学问" 必不是那种" 大路
货" 和人云亦云的陈腐观点，每有所得一定是自己的真知灼见，而这样的真" 学问
" 也不太会随政治风向改变而一变再变。

　　尽管杨宪益在入学第二年就爆发了抗日战争，使他的学业受到很大影响，但四
年的牛津生涯在他的一生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重视古典的牛津教学传统使他
的英文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希腊拉丁文同样如此），而自由宽松的学术环境不仅使
他得到了若干" 学问" ，重要的是使他懂得了自由地思考是一条" 原则" 。如果过
去杨宪益能够较自由的思考是出于" 五四" 后思想解放的大环境和他自由自在的天
性，那么牛津四年的锻炼更使他明白了思考的" 前提" 是有没有" 自由" 。与别人
不同的是，杨宪益不是从理论上明白这个道理的（杨宪益对理论问题历来不大感兴
趣），而是生活本身教会了他。在他人生关键时刻（19岁至25岁是思想成长最重要
的时期）渡过的六年英伦生涯（其中包括四年的负笈牛津）使他把" 自由地思考"
化为了他的生活方式。只要他活着，他就得这么思考，他就得这么做，借用毛泽东
说过的一句话" 树欲静而风不止" ，他就是要" 顽强地表现自己" 。他一生中多次
因言" 闯祸" 证明了这一点。

下一章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