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成名作

    当人们登上大山的高峰，看到悬崖峭壁上傲然挺立的小小青松时，都会感到惊
奇，为之赞叹！可这小小的青松到这一步是多么的不容易啊！它要在山石间发芽、
生根、长叶、风吹、日晒、雨打、雪盖，以及各种难以估计的自然灾害的考验，才
能得以生存，它要顽强地把自己的根，深深扎进坚硬的百尺、千尺岩缝之中，去吸
取养料和水分；根深之后，才能叶茂；根深叶茂才能茁壮成长……姚雪垠，经过多
年的刻苦自学，艰难奋进，积累和准备，锻炼同实践，终于撞开了文学创作这个玄
妙高深的殿堂大门；在新文化思潮影响和民族民主革命的历史洪流推动下，登上了
文坛；在抗日战争血与火的洗礼中，写出了引人注意的、令人赞扬的成名作品……

    1929  年姚雪垠发表了描写下层劳动者受封建势力迫害致死的悲惨故事，表现
了鲜明的民主主义倾向的处女作《两个孤坟》和其他作品，从1935年到1937  年，
他又先后在当时的进步文艺刊物上，如《文学季刊》、《新小说》、《光明》、北
平《晨报》、天津《大公报》上发表了展现内地农村黑暗混乱的现实图景，和被压
迫者奋力反抗斗争画面的《野祭》、《碉堡风波》、《生死路》、《选举志》等10 
多篇小说，在《芒种》、《申报》上发表杂感，还刊出了散文、散文诗、文学论文
多篇。

    这是姚雪垠的早期创作，也是他在一生创作道路上跨出的可喜的第一步。他的
这些作品，虽仍属习作，但一开始就具有时代的和作家个人的鲜明特点。

    姚雪垠在青少年时期，受到三十年代革命文学运动的影响，努力学习五四新文
学运动以来，以鲁迅为代表的革命现实主义传统，所以他一开始写作，就表现了鲜
明的倾向性，就站在了革命文学阵营一边。他不仅在杂文中公开表示自己反对把文
艺作为茶余饭后的消遣；而且在作品中努力反映社会矛盾，揭露阶级压迫、阶级剥
削的残酷现实，并鼓吹反抗，把改变现实的希望寄托在反抗者的身上。

    如1935  年，他在《芒种》杂志第三期上发表的一篇题为《鸟文人》的杂文，
就批评、讽刺那些不关心国家，以“隐士”自居的作家是“玩鸟品茗之徒”，又把
他们比作鸟中的“鹦鹉”、八哥、百灵、画眉之类，是妆点客厅及闺阁的鸟，是供
人怡情娱心之鸟。

    他在小说中总是描写农民极其贫穷的生活和他们被驱使、被愚弄、被残杀的悲
惨遭遇。门36  年11  月，他发表在《光明》杂志上的小说《碉堡风波》，就写了
“国准时期”“僻远的、闭塞的、土霸王统治的山村里”发生的一些荒谬的事：某
国占了北京东边20  多个县之后，故乡谣言四起，人心惶惶，乡村的土霸王借端派
捐，“碉堡委员”派安康村人出碉堡费，并限在一个月内修碉堡两座。村民不得己，
挖了一座被误认为古迹的埋在地下的旧房屋，取砖修碉堡。不料立刻风传他们挖出
了珍宝。土霸王、区长、驻军的团副等等，相继去敲诈，气死了保长，最后八百土
匪为掠宝进村，安康村终于成了一片废墟。

    姚雪垠在最初三年的短篇小说创作中，大多数主人公都是反抗者。象1935  年
7 月发表在《新小说》上的《野祭》，就是写一个参加“打富济平”的人，被枪毙
已经七年了，但家里的人还认为他不会死，天天在盼他回来。

    他们整整等了七年没有消息，他的母亲不顾一家人劝阻带小孩子到郊外烧纸祭
他，但回家的路上奶奶如要孙子走快些：“说不定你爸爸会突然回来了。”姚雪垠
的小说带有明显的进步思想倾向，但他在作品中并不直接向读者发议论，而总是通
过情节和场面来表现。

    姚雪垠的小说的另一个特色，是他从素材中提炼人物和情节时，总要让他们带
上生活本来所有的活泼的生气和特殊的地方色彩；他在作品中还十分注意描写风土
画，风俗画：农村“野祭”的风格、古老的黄河渡船、凋蔽荒芜的中原土地，铤而
走险的绿林好汉……

    他的这些作品虽仍属习作，但一开始就受到文学评论界的鼓励和肯定。

    周立波在《光明》杂志2 卷2 号特辑上，评1936  年小说创作时曾指出：

    “因为塞外的抗战，以及内地农村的破坏和骚动，在今年的文艺领土上，特别
产生了许多新的收获，象端木蕻良、荒煤、舒群、朱之的、罗烽、姚雪垠、王西产、
吴奚如、刘白羽等，都有很高的成就。……凭着这些新的力量的活动， 1936 年造
成了文学上的一个新的时代。”尽管姚雪垠的这些早期创作，具有时代特点和个人
特色，也受到了评论界的鼓励和肯定，但严格说来，这些作品还很幼稚，还很不成
熟，只不过为他今后创作，打下了基础，并未引起文坛的很大注意。姚雪垠上的新
台阶是在“七·七”事变以后，在他投身于全民抗战的伟大洪流之中，在整个抗日
战争期间。这时。他不仅扩大了原来的生活领域，而且还于1938  年3 月参加了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文艺界统一战线组织，“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他一边从事
抗日文化宣传工作，一边深入战地采访、调查、研究、体验人民的生活和情绪，搜
集和积累素材，努力进行创作。终于写出了他的成名作短篇小说《差半车麦秸》、
中篇小说《牛全德与红萝卜》、长篇小说《春暖花开的时候》。



    短篇小说《差半车麦秸》是1938  年春天姚雪垠应一个朋友的约稿，在武汉写
成的。那位朋友看过以后，觉得不满意，认为写得“啰嗦”，不能利用，便将稿子
退还给他了。姚雪垠不服气，又把稿子寄到香港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杂志，结
果两个月之后，稿子在该刊第1 卷第3 期上发表了。

    《差半车麦秸》，全文八千多字，主要写了一个绰号叫“差半车麦秸”的农民
游击队员。他非常憨厚、纯朴、善良，却又带着农民的某些落后意识和习气。他抱
着“鬼子不打走，庄稼做不成”的朴素认识参加了游击队，但又时时惦念着家庭和
土地。开始到游击队时，他称呼人不叫“同志”，叫“二哥”，他相信“枪子儿有
眼睛的。只要不做亏心事，怕啥呢？”因为爱惜灯油，晚上悄悄熄掉营房的灯，以
致造成宿营队伍的混乱；还在一次战斗中愉了老百姓一根牛绳。但他终于被共同的
艰巨战斗吸引到集体中来了，逐渐习惯于集体生活，开始懂得了革命的意义，戌为
同志们“最有趣的好伙伴”。

    他勇敢作战，在一次激战中身负重伤，却仍然挣扎着要“留下来换他们几个”，
关键时刻表现了不怕牺牲的英勇精神。而他在最后昏迷中说的胡话是：“嗒嗒！咧
咧！黄牛呀！……嗒嗒……”姚雪垠这篇小说的发表，引起整个文坛的注意和重视。
不仅在国内“轰动起来”，得到了广泛的赞誉；而且也“轰动了苏联的文艺界”，
引起国外的注意。

    当时，正是标语口号式的作品充斥文坛之际，《差半车麦秸》的出现，使读者
耳目一新，评论界公认它是第一批抗战文学的优秀作品之一。最早而又最有影响的
评价是茅盾提出的。他在1938  年8 月16  日出版的《文艺阵地》第1 卷第9 期撰
文指出，“差半车麦秸”这一形象，是抗战文艺发展不到一年中出现的“新的典型”，
他“正是肩负着这个时代的阿脱拉斯型的人民的雄姿”的。不仅当时如此，这位文
学巨匠，在事过46  年之后，当他在1984年撰写《在香港〈文艺阵地〉——回忆录
（二十二）》（载《新文学史料》1984  年第1 期）一文的时候，继续对姚雪垠的
《差半车麦秸》进行全面深刻的评价。可见这部作品对他的印象之深。

    茅盾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文艺阵地》的另一篇脍炙人口的作品，是发表在三期上的姚雪垠的短
篇小说《差半车麦秸》。当时它引起的轰动不下于《华威先生》。所以，后来人们
讲到《文艺阵地》都要举这两篇作品为代表。”茅盾在回忆录中还强调：

    在这篇作品中，“作者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一个在抗战
烈火中成长起来的中国大地的主人。这是一篇写光明面的小说，但作者遵循的是现
实主义的创作道路，他没有去写那些天兵天将式的英雄，他只写了一个普通农民的
觉醒，然而却有着撼人心弦的魅力，使人们看到了抗战必胜的源泉所在。”“在这
篇作品里，没有标语口号，没有讲理论，纯粹是故事的描写，可是我们从故事里自
然可以看出深刻的道理和好多问题来。”“象这样的作品，才是真正的文艺，才能
尽了它教育民众、组织民众的作用。”在茅盾发表文章的前后，还有不少人撰文评
论赞扬姚雪垠的《差半车麦秸》，如郭沫若、魏东明在当时的《新华日报》上发表
过这类文章，黄绳在《文艺阵地》也指出，《差半车麦秸》描写人物的新生，是一
个优秀的短篇。

    《差半车麦秸》发表不久，叶君健还把它译成英文，《文艺阵地》编辑部并请
著名画家就小说的内容刻了三桢木刻，作为英文版的插图，与作品一起送到美国一
家进步杂志发表：后来，《差半车麦秸》又被苏联人罗果夫译为俄文，收入莫斯科
出版的《中国短篇小说选》一书。

    如今，《差半车麦秸》已经作为姚雪垠的成名作，载入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史册，
由著名文学评论家唐弢和严家炎主编的、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年出版的《中国现
代文学史》（下册），评论这一作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时指出：

    “姚雪垠在抗战初期以成功地运用北方农村口语，写出农民在战争中的觉醒变
化而受人注意。”“这篇小说1938  年在《文艺阵地》上友表以后，以反映现实的
迅速和刻画人物的真实生动获得了广泛的好评。”姚雪垠的《差半车麦秸》为什么
能获得如此的成功呢？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作品较为真实地描写了生活，塑造了生
动的人物形象，在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写了农民觉醒参加抗战，而且为今后的文学
创作开辟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使人们从公式化作品带来的腻烦中解脱出来，获得
新鲜的艺术感受。

    著名文学评论家罗苏在《抗战三年来的创作活动》一文中，在谈到《差半车麦
秸》时曾经指出：

    “作者写下了一个质朴的农民的形象，作者并没有公式化地把他写成一个站出
来就十分之十的英雄，主人公，他是带着许多先天的农民性格——落后的意识，走
到抗日队伍里来的。作者只索描地表现了这带着落后的农民性格的人，怎样地在这
新的环境中，新的战斗力量中被教育着、被影响着的一个农民战士。”姚雪垠自己
则认为，《差半车麦秸》是他在学习道路上，着重在语言方面进行的一种探索。他
说：“在三十年代，作家中象老舍那样在《骆驼祥子》中运用极其纯熟的北京群众
语言写作的情况是很稀少的，所以我在大众语讨论下，于1938  年春天用中原乡土
语言写出《差半车麦秸》是较有意义的成功的尝试，也曾给人们新鲜感觉。所以得
到了一定的赞扬。”中篇小说《牛全德与红萝卜》，是姚雪垠在湖北老河口，从1940 
年2 月开始进行创作，到次年1 月底，断断续续，先后经过整整一年时间，在十分
艰险困苦的环境和条件下，完成的一部难产的作品。小说完成以后，他于1941  年
春天寄到重庆的《抗战文艺》，但由于当时印刷厂遭到日本飞机的轰炸，稿子和房
子差点同归于尽，当解除空袭警报之后，编辑部的人们从废墟中找到稿子时，发现
中间缺了若干页，因邮路困难，一时无法与作者取得联系，无奈编辑部只好加上按
语，以残稿发表在1941  年11  月重庆出版的《抗战文艺》第七卷四、五两期上。
后来该小说出版革行本时，作者才将残缺的部分补上。

    姚雪垠的这部中篇小说，是在一次出差旅行的时候，构思出来的。在创作过程
中，他曾遇到了三大危难。一是在日寇飞机对老河口进行狂轰乱炸的情况下，他一
边在郊外躲空袭，一边进行写作。飞机一来，他赶快卷起稿纸，躲进麦地或胡豆地
里，飞机一去，他拍一拍身上的泥土，继续在矮小的桌子上写；二是有一次他带着
写好的大半部稿子逃难，走在汉水边，因人多拥挤，他的手提包被挤得掉在汉水边，
幸亏他奋力抢救，才免于落水，三是在创作期间，又遇着他出天花，吃药不见效，
加上每天往野外跑，躲飞机，发热吹风。身上前后心，喉咙都出满了天花。后来送
到医院，经医生检查，认为十分危险，就把他收住在一个停尸间进行隔离。这次重
病，虽然死神没有将他夺去，但却严重影响了他的身体健康。所有这些，都使他无
法细琢细磨地进行写作，以致使作品出了不少疏漏！

    中篇小说《牛全德与红萝卜》，主要塑造了一个旧军队出身的抗日战士牛全德
的形象。某支新组织的抗日游击队中一个班长牛全德，以前在旧军阀军队里当了十
几年兵，他加入游击队一小部分原因是出于“直觉的爱国观念”，大部分原因是为
了“想找一个出头之地，混水中摸一摸鱼”。这支游击队中又有一个外号叫“红萝
卜”的战士，他原来是一个有十几亩地的庄稼人，只因日军侵入不能耕种，也加入
了游击队。游击队开展政治工作群众工作以后，红萝卜的思想起了变化，牛全德却
妒忌他的进步，感到在抗日队伍中没有旧军阀队伍“自由”，但是作为抗日游击队
的一员，他受到人民的支持拥护又很感动，种种新事物引起了他的思想斗争。正当
他准备逃离这支队伍时，发现他以前一个江湖上的“换帖兄弟”当了日本特务，他
已开始认识到民族利益高于个人恩怨，既没有受“七弟”的拉拢，但又没有完全摆
脱“江湖义气”，不把“七弟”的特务活动向游击队报告。战斗开始后，在对敌军
面对面搏斗时，牛全德终于打死了汉奸“七弟”，救了被“七弟”追赶的战友红萝
卜和赵班长，但他也为此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部中篇小说的主题是：

    表现旧时代的江湖义气向新时代的革命责任感的渐渐转移，伟大的同志爱终于
淹没了个人的恩仇。

    《牛全德与红萝卜》发表之后，以其朴素的语言、新颖的风格和突出的人物形
象，获得读者的热烈欢迎和好评。被公认为这是作者继短篇小说《差半车麦秸》之
后，又一成功之作。但也有人认为作家的“企图是完全失败了”，还有人在《希望
》杂志第3 期上，以题为《市侩主义底路线》，对《牛全德与红萝卜》进行了很不
公正的谩骂。对此，姚雪垠在当时就写了《《牛全德与红萝卜》的写作过程及其他
》一文，进行有力的抗辩。

    应该说，这部作品确实存在着明显的缺点。连姚雪垠自己也承认：“关于人物
方面的漏洞也不少，如写红萝卜的心理忽略了矛盾发展……”为此，1944  年春天，
茅盾、冯乃超、叶以群、臧克家等人还专门组织了一次对《牛全德与红萝卜》的讨
论会，对作品进行公正的评价，并请作者本人参加。在会上，大家既肯定了小说的
成功之处，又详细地指出了他的缺点。姚雪垠认为这是对他一次最深刻、最公正、
最严肃和难忘的批评。事后，他根据大家的意见重新修改了一次作品。

    经过三十多年的实践检验以后，在1980  年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下册），
评论这一作品时指出：

    “中篇《牛全德与红萝卜》……写了农村出身的人物在抗日战争中的变化。小
说的人物形象鲜明，语言生动，结构和谐，经修改后，主要人物思想性格的转变过
程显得更为细致合理。它与《差半车麦秸》一起，都是作者自觉地实践文艺大众化
方向的可喜收获。”1983  年重庆大学的一位教授在撰文评论这部作品时也指出：

    “作为现实主义者，姚雪垠没有把自己封闭在‘主观’之中，也没有按照‘主
观’框子把自己的创作定型化。相反，他敏感于生活与文学发展不断提出的新问题
和不断展现的新内容，努力地思考着探索着。继《差半车麦秸》后写的《牛全德与
红萝卜》就显示了新的进展。作品主人公的新生过程，较之《差半车麦秸》不仅更
丰富，也更艰苦。作家在较为复杂的现实关系中，刻画了牛全德的优点和缺点、美
德与恶行相胶着的复杂性格，突出地描写了他克服自身的流氓无产者习性所经历的
从强制到自觉的痛苦斗争，较为生动地表现了他那‘旧时的江湖义气向新时代的革
命责任感的渐渐移转’。从而有力地反映了‘抗战毕竟是中国社会改造的动力’，
‘抗战将激起整个中国人的社会变化，完成整个中国人的改造’。那种认为作家的
‘企图是完全失败了’的看法，是不符合实际的。”还有一点应该特别告诉读者的，
就是关于姚雪垠写《牛全德与红萝卜》的主要目的：他是在有意继《差半车麦秸》
之后，进一步着重探索口头语言的运用与这种语言相谐的带有朴素美的作品风格。

    比如，在作品中有一处写红萝卜的心理时，他用了重叠的句法：

    红萝卜忧郁地想着，想着生活。麦子该到锄地的时候了，可是自己的地却在荒
着。烟苗该到栽下的时候了，可是自己的地却在荒着。油菜该到开花的时候了，可
是自己的地却在荒着。……

    再如，作品中还采用了一种新艺术的手法：追求文学“摇曳生姿”：

    他面前不远的地方是一条小河。河岸上长着一排浓密的垂杨柳。河那边，几株
桃花还没有开树。阳光里闪耀着新绿和艳红。春风呢，春风里荡漾着花和草的清幽
芳香。但牛全德的心上没有春：女人对他也变成讨厌的东西了。

    蝴蝶成对地忽上忽下地飞舞着。蜜蜂在他耳边嗡嗡着。而且风，象一个活泼的
大姑娘，用温暖的嘴唇凑近他的耳朵快活地絮语着。但牛全德默默地向河边走去，
脚落在地上比平常加倍地流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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