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 面对第二卷中的难题

    1975  年12  月22  日凌晨两点多钟，北风呼啸，天空闪烁着寒星，浓重的夜
色笼罩着古老的故宫和雄伟庄严的天安门，千家万户正在熟睡，整个首都一片宁静。
唯独座落在东郊北京工人体育场北边的一栋宿舍楼里，突然有一间房子亮了灯。不
一会儿，一位长者，坐在写字台前，提起毛笔，很快写下了一首题为《到京》的抒
发情怀的诗：

    快车高卧入京华，

    笔砚安排即是家。

    舞剑仍来残阳外，

    挥戈惯趁夕阳斜。

    心游见阙骊龙近，

    眼望珠峰雪路遐。

    任重只愁精力减，

    杨鞭少看上林花。

    这位长者，就是昨天刚从武汉来到北京的姚雪垠。这里，便是北京朝阳区幸福
一村一楼三单元三号——姚雪垠临时借住的中国青年出版社的职工宿舍。

    在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的巨大关怀和支持下，他心里燃烧着烈火，浑身，充满
了力量，以致使他来到这里竟顾不上休息，顾不上布置，就在第二天凌晨起床，风
尘仆仆、马不停蹄地投入了《李自成》第二卷的修改工作。

    《李自》第二卷所写的主要内容是：崇祯十二年夏，商洛山中瘟疫流行，李自
成和十之六七的义军将士染病。明军趁机数路进攻，同时勾引起义军内部叛变，情
况极其险恶。李自成、刘宗敏和高夫人等表现了巨大的斗争勇气和卓越的军事才能，
内平叛乱，外歼明军，粉碎了敌人的“扫荡”计划。

    次年夏初，李自成率领千余精兵从武关突围而出，潜伏于郧阳山中。冬天，李
自成看准时机，疾驰入豫，饥民从之如流；随即破洛阳，杀福王，将明末农民战争
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围绕着这些故事主线，书中还写了杨嗣昌如何出京督师，并写崇祯在农民战争
的沉重打击下，同皇亲、大臣之间，以及宫廷内部，发生了错综复杂的斗争。在这
一卷中也写了张献忠的军事活动，牛金星和宋献策到闯王军中，以及红娘子破杞县，
救李信，推动李信起义，投奔闯王等动人心弦的故事。

    从《李自成》第二卷初稿的篇幅来看，要比第一卷的42  万字多一倍。

    这样一部内容丰富，涉及问题众多，篇幅很长的历史小说，在‘四人帮”对文
学艺术界实行法西斯专政，大搞歪曲历史、篡改历史、“影射史学”、“儒法斗争”
的动乱年代，要修改好出版，该有多么困难。简直有如一座难以征服的大山，横亘
在姚雪垠的面前。

    姚雪垠十分清楚，《李自成》第二卷要修改好出版，困难很多，但最大的不外
只有两个：一是要不要照“四人帮”的意图将李自成改写成反孔英雄？

    要不要在这部小说中写儒法两条路线的斗争？

    二是要不要按照“四人帮”的“三突出”、“三陪衬”的荒谬理论，把英雄人
物李自成等改写成绝对的纯洁、先进、正确、光辉，以及如何如何革命，而把他的
缺点，如有帝王思想、夭命观和其他迷信思想，有孔孟思想等等，全部删去。把反
面人物如崇祯和杨嗣昌等，统统依照程式化、漫画化、脸谱化的办法，进行表面丑
化，使他们堕人公式化、概念化和粗浅庸俗的地步，而不是象现在他写的这样，通
过典型的生活细节把反面人物写到性格深处，反映阶级斗争的复杂面和深刻面。



    1974  年初“四人帮”发动所谓“批孔”运动，接着又搞“评法批儒”斗争。
当时有不少人替姚雪垠担心，劝他把“儒法斗争”的思想贯穿在《李自成》第二卷
中，甚至建议，把崇祯皇帝作为儒家来写，把李自成当作法家来写，而且写成反孔
英雄。

    说这些话的人，有的是姚雪垠在文艺界的老朋友；有的是关心他的朋友，也有
的是党的领导干部或理论工作者。

    当然，也有人在背后悄悄对姚雪垠说：

    “‘儒法斗争’纯属胡闹，你可千万不能写。”“你可千万不能做对不起历史，
对不起后代的事情，更不要学那些风派学者，要有骨气！”怎么办？

    在“四人帮”大搞所谓“评法批儒”的疯狂年代，写不写这个问题确实关系重
大，不可等闲视之。

    或者，屈服于权力，出卖灵魂，投机钻营，篡改历史，投入“四人帮”的怀抱，
一时飞黄腾达，招来历史和人民的唾骂；或者，坚持真理，同历史和人民站在一起，
实事求是，讲出历史的真相，维护历史的尊。

    在真理和权力的人生十字路口上，姚雪垠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坚持真理的艰难道
路。

    对于在《李自成》中要不要将李自成改写成反孔英雄，他明确表示：“我不能！
我既没有看见一条经得起推敲的史料证明李自成偶然反过孔（更不说一贯地），也
不能从历史唯物主义找到理论根据。”对于在《李自成》中要不要写儒法两条路线
的斗争，他也明确表示：“我不要！李自成所领导的是一次轰轰烈烈的农民战争，
它的历史意义远远大过了封建地主阶级内部的儒法斗争。我不能在小说中心造一条
儒法两家的路线斗争。”1974  年9 月14  日，姚雪垠为避免灾祸，用比较隐晦的
语言，给知识渊博、能够理解他心情的历史小说作家端木蕻良写信，专门淡写历史
个说必须认真研究历史的问题。他在信中说：

    “对于明末有关农民战争的重要问题，我都尽力找到有关同一问题的历史文献
资料（坚决不依靠第二手、第三手材料），研究其各种互相矛盾之点，找到其各种
来源，再决定何者接近事实。同一个问题不仅研究直接关于这一历史问题的具体资
料，也研究当时阶级斗争的动态，军事斗争形势，以及古代地理、明末统治阶级的
内部矛盾等等方面，来考察这些材料所包含的问题。

    纵然如此，也还有未碰到的资料。未真正理解的问题，不敢偷巧省力，人云亦
云。更不望文主义，以主观代替客观。有时还用通史的眼光来看专题史的具体问题。
因为任何历史专题，既有其特殊性，也有历史的共性。这些话在信中谈起来很抽象，
但在运用时就一点也不抽象。”1975  年3 月7 日，姚雪垠在给茅盾的信中明确写
道：

    “关于《李自成》与‘批孔’的问题，我的意见是：一、在《李自成》全书中
要努力写好历史上的阶级斗争；二、李自成受了儒家思想很深的毒；三、根据现存
的、经得起推敲和复查的文献资料，李自成没有过反孔政策和措施，倒是相反的资
料不少。这正是他的弱点，他的局限性。四、……”茅盾收到这封信后，在同年6 
月17  日给姚雪垠的复信中说：

    “至于大函中论到有人建议结合儒法斗争而您不同意这一点，我基本上赞同。
您说：‘历史运动的现象（包括一个时代的具体人物）是很复杂的，不出于总的阶
级斗争轨道，但不一定都在儒法斗争的范畴之内。李自成领导的大规模农民战争是
对明末北方封建统治阶级的致命打击，其历史意义和作用的深度和广度大大超过了
地主阶级内部的儒法斗争。能够努力写好这一点，《李自成》这部小说就基本上完
成了任务。’这很对。将来再函详谈。”在“四人帮”大搞“儒法斗争”的那些黑
云压城城欲摧的日子里，他对充斥于史学界的“影射史学”非常厌恶和坚决反对。
当一位记者到他家找他谈论到罗思鼎们一些反动而又荒唐的论点时，姚雪垠禁不住
扬起长眉，愤慨针砭道：“简直是不顾及起码的史实！”还有一次，也是在那个时
候，武汉市委办的儒法斗争骨干学习班上，有两位青年来找姚雪垠，谈到他们要用
儒法斗争的观点，写有关秦朝灭亡的文章，并征求他的意见。

    “这类文章，为要出风头可以写，要为捍卫真理，就先不要写。因为，现在写
了，以后会后悔的。”姚雪垠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说。

    “为什么？”“因为秦朝灭亡的原因很多，决不是因为李斯被杀。李的被杀只
是引起了混乱。你们说李是法家，也可以这样说。但说赵高是儒家有什么根据？秦
始皇如不死，可能形势会变，最后能否亡国不一定。秦二世是糊涂蛋，主宰不了这
个国家。”这两位青年听完姚雪垠同他们分析秦朝灭亡的原因后，觉得很有道理，
决定不再写这篇歪曲历史，赶时髦的文章。

    经过四个多月的艰苦努力，姚雪垠顶住“四人帮”的强大压力，按照自己的主
张和意见，已将第二卷一半以上的稿子修改好了，正准备将前面的部分交稿发排时，
在1976  年4 月5 日，偏偏发生了“天安门事件”。这使姚雪垠又遇到了一个事先
根本没有料想到的极大的难题。

    本来，《李自成》第二卷有个单元，写崇祯十三年，湖广、四川、陕西、河南、
山东、河北……半个中国，无处不是灾荒惨重，无处不有“叛乱”。

    关外的满洲方面正在养精，准备再次入侵。杨嗣昌出京督师后，虽然将李自成
围困在商洛山中，但征剿诸军欠侗情况严重，军心不稳；洪承畴出关以后，也不断
传来急奏、密奏：军饷短缺，战守皆难，但求皇上饬令户部火速筹措军饷运送关外。
一连几天，崇祯天天接到各省的紧急文书，不是请饷便是请兵；而国事如焚，国库
如洗，他向皇亲惜助军饷又告失败。他内外交困，被层层围困在紫禁城中，畿辅和
山东一千多士民来京伏阙上书，在承天门前发生了惨案。

    明代的承夭门，就是今天的夭安门。历史怎么会出现如此的巧合？小说是1964 
年写的，又是三百六十六年以前的事，偏偏在这部小说即将发排时，发生了“天安
门事件”。这“承天门惨案”和“天安门事件”就难免没有“影射”之嫌。

    姚雪垠写《李自成》时，抱定一个宗旨，就是绝不搞“影射”。“古为今用”
并不等于“影射”。他对“古为今用”有着自己的深刘理解和独到看法。《李自成
》这部小说的特点就是不用历史“影射”今天，而是将历史生活“再现”出来给今
天的读者看，使之能正确的认识历史规律，并从中受到教育。

    但是，现在若说承天门惨案不是影射天安门事件，可就有口难辩，很难讲清楚
了。

    为了避免“影射”之嫌，能够顺利出版，不遭横祸，出版社建议姚雪垠把这个
情节删掉。但姚雪垠却坚持不删，他的理由是自己写的是历史！没有写天安门事件，
而且是早在1964  年就这样写了，有人看过稿子，可以作证。

    后来关心他的同志也劝，何必自投“四人帮”的“文网”呢？如果那样，说不
定书也不能出版了。

    最后，姚雪垠只好稍作让步，将锦衣旗校打人、捕人的文字删去，改为将上书
的百姓驱散了事。但他在同时提出，以后再版时一定要恢复原貌。即使这样，知道
内情的人，当时仍然担心他会受到“四人帮”的迫害。

    到1976  年的了月中旬，姚雪垠已把《李自成》第二卷基本改好，只剩从头到
尾再统一遍，就可作为自己的最后定稿交出版社，这一工作需要一个多月的时间才
能做完。但偏偏在7 月28  日，又发生了几乎使唐山全城毁灭的大地震，而且波及
北京。北京的居民绝大多数都被从房子里震了出来，很长一段时间，一直住在临时
在街上搭的地震棚里，一直不断受到地震的威胁；凡外地有亲戚朋友的，都纷纷离
京去暂作躲避……

    在此情况下，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同志，出于对姚雪垠安全的考虑，劝他暂回武
汉避震，但姚雪垠却回答说：

    “你们的心意我领了，但我绝不离开北京，一定要尽快在这里将二卷改定，交
给你们。”这样，姚雪垠就在震情吃紧，大地经常颤抖的情况下，在北京工人体育
场北面人行便道上的一个小小的防震棚里，坐在一个小马扎上，不顾危险和闷热，
一直夜以继日地工作着，直到把第二卷全部改定。

    这年国庆前夕的一个晚上，中国青年出版社文学编辑室负责人、《李自成》第
二卷的责任编辑王维玲，来到姚雪垠的临时住处。

    玉维玲已人到中年，身材敦实，为人诚恳热情，办事机敏有方，既有丰富的编
辑工作经验，又有相当的文学水平，在工作中的那种认真、负责和仔细的态度和作
风，更加使人感动。他自担任《李自成》第二卷的责任编辑以来，给姚雪垠的创作
和修改工作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和方便。而且，从此之后，他便与姚雪垠结下了不解
之缘，他一直当《李自成》的责任编辑，同姚雪垠联系工作……

    “雪垠同志，”王维玲将送给姚雪垠过节的礼物放下之后说：“我们寄到武汉
市委的《李自成》第二卷清样已审回来，他们还写了一封关于审稿意见的信，请你
过目。”姚雪垠看完盖有中共武汉市委宣传部大印的审稿信后，沉思了好一阵才对
王维玲说：“这审稿意见是有问题，今晚我想找你们出版社的领导人谈谈。”“他
们过一会儿也要来看你，”玉维玲回答说：“等他们来后，你有什么意见就尽管谈
吧！”话音刚落，中国青年出版社的两位领导就一前一后走了进来。姚雪垠开门见
山，非常严肃地说：

    “武汉市委的审稿信我已看过。对信中所淡‘关于崇祯皇帝的宫廷生活和朝廷
斗争，以及杨嗣昌等大臣的章节可以尽量压缩，对崇祯皇帝和杨嗣昌等人只可少写
几笔，并要加以贬词’的意见，我不能同意。”他非常激动但又十分坚定地进一步
解释说：

    “因为这是创作方法问题，是艺术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如果是政治问题，
我可以考虑。

    “现在，我把我的意见告诉你们，今晚我要给武汉市委宣传部写信，表明我的
观点：他们所提意见，我不能同意，他们所要我删改的地方，正是我所下功夫努力
追求的，我宁可不出书也不改。如果他们最后还不同意我的意见，我就回武汉去！
书，不出了。

    1976  年10  月6 日，我们的党一举粉碎了“四人帮”。

    审稿部门最后终于同意了姚雪垠的正确意见，中国青年出版社将稿于定稿发排
付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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