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不言败——加利回忆录
布特罗斯·加利 著
张敏谦、钟天祥 等译
第六章 阿拉伯世界与以色列（1992－1993）
我对非洲的承诺是我在联合国的整个任期内的主题。同样，我同阿拉伯世界的
关联也对我的工作提供了一个永恒的背景。联合国与阿拉伯世界的关系是复杂和困
难的。联合国对大部阿拉伯国家的非殖民主义化和以色列国的建立做出了贡献。但
它仍未解决巴勒斯坦的非殖民主义化问题，也没有成功地控制阿以冲突。安理会和
联大通过的联合国决议数以百计，但只是加剧了联合国的双重信任危机。对以色列
来说，联合国是一个谴责、孤立和损伤以色列国家的实实在在的战争机器。对阿拉
伯世界来说，联合国是一个臣服美国的机构，它通过的支持巴勒斯坦事业的亲阿拉
伯决议从未得到贯彻。
这一双重信任危机使我的秘书长作用大为复杂。我试图促成联合国和以色列之
间的真正和解，来克服这一危机。当选秘书长前和当选后，我给以色列总理的信息
是：“在戴维营，我对达成埃及和以色列间的和平条约做出了贡献。我现在愿为缔
结联合国和以色列间的和约而努力。”
对阿拉伯世界，我的信息是：“我是一个阿拉伯人。你们的问题就是我的问题。
这是一个数十年不遇的机会。请帮我的忙，好使我帮你们的忙。”
在巴勒斯坦问题之外，还有一系列常常相关的、困扰阿拉伯世界的其他麻烦问
题：以色列占领南黎巴嫩，西撒哈拉的冲突，也门的内战，制裁伊拉克和利比亚、
苏丹的骚乱等。阿拉伯世界的问题又常常同泛伊斯兰团结运动相互交织。不仅对原
教旨主义者，也对许多阿拉伯人来说，惟一的伊斯兰统一体就是穆斯林民族--乌姆
玛--它必须置于阿拉伯民族之上。个人应当无保留地支持波斯尼亚、克什米亚、车
臣、塞浦路斯和纳卡地区的穆斯林。不这样做，就是反穆斯林，因而也是反阿拉伯
的。1995年3月在喀土穆举行的第三届平民与阿拉伯大会上，苏丹原教旨主义领袖哈
桑·图拉比宣布：“那个叫做联合国的国际机构现在发挥错误的作用，成为一个反
对穆斯林国家的武器。”图拉比和我彼此了解，也从心里互不信任。
开罗和阿拉伯诸首都的街道上出售的书籍和小册子指控我出卖了穆斯林世界，
是美国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有一张漫画把我画成恶魔德拉库拉，正把魔爪伸向伊斯
兰国家。但在美国政界，我又被看成对以色列，和一般地来说，对美国怀有偏见。
所以，从最好的角度来看，在阿拉伯各国首都我被认为是不支持它们的，而在华盛
顿则被看作是不中立的。
在两面夹攻的情况下，我严格解释联合国的决议，以使我的决定合法化和让他
们配合我的行动。在处理世界任何一个地区的问题时，我都常常尽可能广泛地征求
联合国内外的意见。我往往设法成立小组或工作突击组，以使联合国的立场被看成
是一致达成的意见，而不是秘书长的个人行为。处理中东问题时，我都试图这么办，
而且走得更远些，以便尽可能地客观。我竭尽可能消除各方的怀疑。为了避免引起
情绪冲动，我从未访问利比亚或黎巴嫩，或者以色列的占领区，而且除出席伊扎克
·拉宾的葬礼外，从不去以色列。
在此背景下，三个阿拉伯分歧处于突出地位：巴勒斯坦、利比亚和伊拉克问题。
这不等于说其他我给予广泛注意和费了大力的问题，例如苏丹内战、也门或西撒哈
拉前途等问题，不那么重要，而是说，在安理会的议程上，它们占的时间少得多。
我不太选择问题，更多的是问题选择了我。
242号决议
我还几乎未及在第38层的办公室里坐定，就发现自己已陷入中东的一个分歧之
中。1992年3月19日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我说联合国安理会第242号决议是没有约
束力的，因为它不是建立在联合国宪章关于实施安理会决议的章节上。这一表示就
像一架从空中掉下来的钢琴，重重地砸在我的头上，发出各种的声响。242号决议涉
及阿拉伯一以色列冲突，还宣布了以土地换和平的原则。如果我说242号决议没有约
束力，我的阿拉伯朋友就嚎叫，那么我就一定是在说：以色列不需从约旦河西岸和
加沙撤退。
一个小时之后，我的发言人发布了一个声明澄清：“今晨的记者招待会上，秘
书长在回答提问时关于安理会l号决议的谈话应理解为：该决议不是可以执行的，因
为它不是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七章通过的。”我的意思不过是，没有为该决议提供可
实施的手段。
这一声明一点也没有满足我的批评者，不久，一个阿拉伯--美国组织就向我发
出了一份长篇的法律分析。分析宣布，我的发言“违反了联合国宪章的原则、联合
国的决议和国际法的原则”。为公平起见，我把这一阿拉伯备忘录送给联合国法律
顾问。他的答复包含在一份长短相似的备忘录里，最后一行全部用大写字母标出：
没有一个安理会决议可以说成是不可执行的。我决定等一段时间再就阿以冲突表明
我的态度。
随着几个月时间的推移，我发现，就像我曾经帮助以色列和埃及完成的一样，
我希望联合国和以色列谈“和”的愿望正在取得进展。在几年的时间里，联合国起
了孤立以色列的国际制裁机制作用。但伴随冷战结束而出现的新气氛，联合国大会
撤销了它的“犹太复国主义就是种族主义”的决议。正如以色列政府自己愉快地指
出的一样，随着1993年在奥斯陆达成的以色列一巴勒斯坦原则宣言和以色列一约旦
共同议程的出现，联合国开始欢迎阿以和平进程取得的成就。这同埃及和以色列签
订和约后联合国拒绝向西奈半岛派遣维和部队形成强烈的对比。这一拒派维和部队
的行为一直是联合国历史上最不光彩的一页。
在叨年代，在改善联合国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方面出现了若干积极变化。联合
国的阿拉伯代表们放弃了他们每年都要对以色列在联合国的代表资格提出挑战的做
法，从而含蓄地承认了以色列在国际大家庭中的合法地位。在大多数阿拉伯国家的
同意下，以色列被接纳为联合国新闻委员会的成员。一名以色列人首次当选为处理
联合国雇员问题的行政法庭法官，而在以往的几十年中，以色列和以色列人统统被
排除在联合国机构中通过选举而获得的职位之外。阿拉伯集团提出的呼吁加强联合
国和阿拉伯联盟之间的合作的年度决议，删除了所有敌视以色列及和平进程的条文，
致使以色列和美国都支持其通过。综观这一切，这些变化帮助了以色列和联合国开
启它们共同历史的新篇章。
利比亚：被指控对民航飞机搞恐怖主义
自1997年11月萨达特总统访问耶路撒冷以来，我同利比亚政府的关系一直十分
困难。利比亚指责埃及出卖巴勒斯坦事业和阿拉伯世界，而埃及指控利比亚插手恐
怖主义行动。在非洲首脑会议、不结盟运动大会以及联合国大会期间，利比亚外长
阿里·图拉奇和我经常进行口头交锋。到80年代末，穆巴拉克总统和穆阿迈尔·卡
扎菲改善了关系。这是一件对开罗来说重要的事情，因为数十万埃及工人受雇于利
比亚，而且因为关系有了改善，埃及更有机会软化卡扎菲的政策。由于阿以和约，
埃及在阿拉伯世界曾陷于孤立。作为那些年头埃及对抗卡扎菲的主要发言人之一，
在这外交和解过程中，我当然隐于幕后。
扣年代初，穆巴拉克总统在一次出访返回开罗时，决定在利比亚停留，以便同
卡扎菲作短暂的会晤。我对同卡扎菲进行面对面的遭遇，并不感到轻松。总统的飞
机降落在班加西与的黎波里之间某处的一个军用机场。我们受到卡扎菲上校的迎接，
他在飞机舷梯旁迎候着穆巴拉克总统。他拥抱了总统，也拥抱了总统的其他随行人
员。轮到我时，他向我问候但没有像对待其他人一样，和我亲吻和拥抱。我理解，
即使和解已来到国家首脑和高级官员一层，还没有达到我这一级。我仍然压着过去
的重担。这一歧视没有逃过穆巴拉克总统的眼睛。卡扎菲上校在他简朴的沙漠别墅
--利比亚全境都是沙漠--举行午餐时，总统对我开了一个玩笑。他说：“吃点通心
面吧。我不会禀告贵夫人的。”然后转向卡扎菲上校说：“在吃东西方面，他夫人
要他遵循十分严格的养生之道。不许他吃面包、糊糊，特别是通心面。”
卡扎菲很感兴趣，便把话题转到我这里：“你喜欢通心面吗？”
“是的，总统先生，我对通心面总是吃个不够。”我回答。卡扎菲站了起来，
亲自给我夹了通心面，强调，“这是利比亚出产的”。作为前意大利的殖民地，利
比亚确实出产高质量的通心面。回到席位上，卡扎菲俯身横过桌子，问我：“如果
贵夫人不让你吃通心面，为什么不跟她离婚？”
“我怕她。”我说，想说个笑话。
卡扎菲宣布说，我的婚姻一定要经得住考验，因为他准备指示利比亚驻开罗大
使把成箱的通心面送到我的住处。爆发了一阵笑声，气氛和缓了。
我们离去，飞往开罗之时，上校拥抱了穆巴拉克总统，然后拥抱了我。在他拥
抱我时，我在他耳边，轻声说了一声，“别忘了通心面。”
后来，卡扎菲把一大板箱的通心面--有两张办公桌那么大--送到开罗我处。埃
及的安全警卫吃了一惊，不让我接受这一货物。我立即给穆巴拉克总统打了电话：
“卡扎菲送给我一吨的通心面。我能收下吗？怎么办，开个通心面店铺？”
“放下电话机，去拿支笔来。”穆巴拉克说。我照办了，又拿起了话筒。“第
一，”穆巴拉克说，“别开店。第二：不许把通心面送给朋友。第三，你必须把通
心面统统吃光，一个人吃。”
此事不久就成为穆巴拉克的典型笑话，这不仅是对我而言，而是当做对任何人
说话或做事越轨的描述。在一次伦敦的记者招待会上，穆巴拉克面对着一群主要是
生活在英国的埃及人。一个教旨主义的锡克人站起来问穆巴拉克：“你为什么不指
派一名宗教人士当副总统？”穆巴拉克转向主席台上，坐在他边上的我，大声说道，
“这个人通心面吃的太多了。”听了此话，事后人们纷纷冲到我跟前，要求我解释
“通心面”的秘密意义。
后来，我当选为秘书长之后不久，穆巴拉克总统在一次电话谈话中对我说，
“布特罗斯，想办法替卡扎菲的泛美（航空公司）问题找个解决办法吧。”我回答
说，如果他再给我送点通心面条，我就想个办法。“布特罗斯”，穆巴拉克回答，
“他准备送你一个通心面条工厂！”看来，卡扎菲上校认为我当选秘书长就能解决
所有他同法国、英国和美国的问题。
蒙特利尔公约
1991年11月，美国和英国发布了捉拿和交出两名利比亚公民的通缉令。他们被
指控于1988年12月在苏格兰的洛克比上空预置炸弹炸毁了一架泛美航空公司的103航
班客机，因而触犯了苏格兰和美国的法律。同时，法国要求利比亚合作，调查一件
1989年9月在尼日尔上空发生的，明显的恐怖主义分子爆炸联合航空公司（UTI）77
2班机事件。作为回应，利比亚政府要求美国、英国和法国同利比亚合作，由利比亚
自己调查这些爆炸事件。利比亚断然否认它同泛美班机的坠落有何关系，还提出要
把案件提交海牙的国际法院审理。美国和英国拒绝了利比亚的建议。
洛克比暴行恰好属于一项国际条约的管辖范围之内，它就是1971年的制止危害
民用航空安全的非法行为的蒙特利尔公约。利比亚、美国、英国和法国都签署了该
条约。制定该条约属于联合国的一个特别机构--国际民航组织--的业务。蒙特利尔
公约要求：一国政府必须起诉或引渡任何被指控在飞机上安置“……可能对飞机造
成损害……可能危害其飞行安全……的装置”的人员。
然而，利比亚和美国或英国之间并未签订引渡条约。蒙特利尔公约也考虑到这
一点，因而宣布条约各方同意“如果它不引渡”被指控者，它应“毫无例外地，而
且不论犯法行为是否发生在其领土内，有责任将案件提交有关当局审理”。
利比亚的做法完全符合蒙特利尔公约。它逮捕了嫌疑犯，通知了指控国家，要
求提供证据，开始审问，并邀请美国和英国参加。利比亚也对法国做出了积极的响
应对法、利两国进行的调查提供了高度的合作。
此外，蒙特利尔公约还规定，可以求助于国际法院以解决有关公约的解释或执
行问题。国际法院会提供一个透明度很高的论坛，使美国、英国和法国的证据得以
提出和评估。如果利比亚拒绝实施国际法院的决定，它就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安理
会的行动就可能接座而来。但在这件事上，美国和英国拒绝利比亚诉诸世界法院的
建议，相反地直接要求安理会支持交出两名被指控的利比亚人的要求。
首次谴责
1992年1月3日--我上任后的头几天--法国、英国和美国大使来到我在华道夫·
奥斯托利亚饭店的临时住所，来讨论泛美103航班和UTA72航班坠机事件中的利比亚
责任。他们说，有大量的证据指控这两名嫌疑犯。他们即将提出一个安理会决议，
为制裁利比亚铺路。后来的几天，利比亚代表来同我商量。1月19日，星期日，我会
见了阿里·图拉奇，前利比亚外长和我以前的对手。有人告诉利比亚说，决议不会
通过。我知道他们错了，还试图说服他们：决议将一致通过。后来事情正是那样。
1992年1月20日，星期一，731号决议通过了。决议要求利比亚当局对美国、英国和
法国的要求做出彻底的反应，并要求秘书长寻求利比亚政府的合作。后来我们发现，
这些要求涉及四点：泛美103班机的炸毁、UTA772班机的炸毁、利比亚营地训练恐怖
分子和利比亚给予恐怖组织的军事援助，特别是向爱尔兰共和军提供的援助。
问题由于某些不确定性和误解而复杂化。
第一，利比亚人为中间人所包围。其中的某些人是无足轻重的小人物，某些则
是从事国际交易的大人物，而有些是英国和美国的律师。所有这些人都告诉利比亚
人：他们可以绕过安理会，直接同美国、英国和法国的高层政治人物解决纷争。安
理会一致通过决议之后，利比亚人就像二个得了不治之症的病人一样，准备求治于
江湖医生。
第二，三个大国虽然结成同盟，联手反对利比亚，在此问题上却有不同的双边
关系和不同的利益。美国最关心的是泛美103航班的爆炸事件，因为大部乘客是纽约
州的锡拉丘兹大学的学生。英国最感兴趣的是利比亚向爱尔兰共和军提供军火事。
法国的重点则放在UTA72航班问题上。
第三，法律学者和利比亚的律师们分歧严重。由于不存在引渡条约，他们对三
强提出的要求是否合法发生了争论。对于究竟要求利比亚做什么，也存在多重的法
律解释。
第四，利比亚人不明白联合国决议将如何实施。731决议便是一切，还是这仅是
改变利比亚政府、推翻卡扎菲上校的某些巨大图谋的开端？从我自己同三强大使的
谈话来看，我不认为他们自己能回答这些问题。
尤有甚者，利比亚人不知道，如果他们不遵循731号决议，后果将如何。这里，
他们得到的咨询意见是矛盾的：三强将毫无作为……拖延……上诉国际法院……让
我们来处理……，凑集于的黎波里的中间人和献媚者其说不一。
在联合国的制裁决议通过之前，即1992年1月在墨西哥举行签署萨尔瓦多和平协
议的仪式上，我曾会晤了詹姆斯·贝克。他告诉我，他听说北非国家倾向于由我以
秘书长身份充当调解人，同利比亚达成和解。他要求我避免此举。美国想要通过一
个联合国决议，呼吁利比亚交出嫌疑人。1992年1月22日，我应利比亚代表团的要求
在华道夫·阿斯托利亚饭店会见了它。1月25日，星期六，又会见了阿里·图拉奇。
当时，他是单独活动的。我试图说服他们：如果他们不立即回应三大国的要求，就
要通过另一个决议。通过利比亚代表团，我得到卡扎菲的同意：接待我的一名使者
--俄国籍的副秘书长瓦西里·萨夫龙丘克。我挑选一名俄国人是希望：现在冷战结
束之后，俄国愿意在世界事务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我还想使用一个俄国国民有助
于取得利比亚的信任。后来，我了解，我的人选只是引起了怀疑。
1月26日，星期日，我会见了托马斯·皮克林大使，我在华道夫的邻居。他向我
断言，如果利比亚不予回应，美国就想制裁。个子高高、秃顶、认真得几乎难以接
受的皮克林说话轻声，节拍如同机关炮，然而每个字都十分清晰。他是一个杰出的
大使，极为耐心而且永不情绪冲动。他表示，如果利比亚不遵循73号决议，美国要
求通过一个制裁的后续决议。美国要求我使卡扎菲知道此点。
1月25日，卡扎菲上校会见了我的使者，并答应采取必要的措施回应三强的要求，
但要求多给点时间。一个月之后，我派萨夫龙丘克去见卡扎菲，但他坚持原来的立
场。
2月26日，我在日内瓦会见了一个利比亚代表团，它只是重复说目前它不能有更
多的作为。代表们没有做何解释，但我知道他们在拖延时日，目的是为了使他们雇
用的律师和其他的中间人得以发挥作用，解决问题。他们也似乎相信我能以某种方
式魔术般地解决问题。我徒劳无益地解释说，我的权力十分有限，归根结蒂是安理
会决定这些事。
在阿拉伯世界流传谣言说，安理会731号决议实际上是美国给予叙利亚和伊朗的
报答，因为它们支持，或至少默认对伊拉克的战争。叙利亚和伊朗也涉嫌与泛美10
3航班的爆炸事件有关。1992年4月1日的纽约时报报道说，调查者“不能排除最初嫌
疑犯--伊朗和叙利亚的参与”。
这样就产生了一个猜测：美国已答应不再指控伊朗或叙利亚；作为交换条件，
叙利亚向海湾战争的联军提供一支小部队，而伊朗则置身于冲突之外。于是，美国
就把利比亚单独当做洛克比空难的罪犯。
1992年3月1日，星期日，我在纽约又会见了皮克林大使，这一回是在萨顿广场
饭店。我们的会晤是轻松而愉快的。我们一致认为，卡扎菲是企图用牵扯一大堆中
间人的办法来拖延时间和造成混乱局势。同时，我说，利比亚人被美国的立场搞糊
涂了：如果利比亚同意5！渡那两名被指控炸毁泛美103航班的人员，是否事情就到
此为止？还是这仅是一系列新要求的开端？皮克林不能提供一个明确的答案。他现
在只能再次肯定：美国想制裁利比亚人，而利比亚人却不相信美国会这么做。3月2
3日，星期一，我同利比亚大使胡德里见了面。他是一个胆小、礼貌而谨慎、富有诚
意的人，但似乎被他从首都的黎波里接到的相互矛盾的指示弄得不知所措。我们讨
论了把两名嫌疑犯交给阿拉伯联盟以避免制裁，和向三强做出初步反应的可能性。
针对利比亚的新制裁
3月3日，利比亚向国际法院起诉了美国和英国，要求法院宣布利比亚充分遵守
了蒙特利尔公约，美、英违反了公约，它们应当中止对利比亚的武力威胁。3月31日，
美国、英国和法国在安理会设法通过了748号决议，宣布利比亚未能对731号决议做
出反应等于“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这是使用了宪章第七章的语言，使对利比亚
实行新的制裁成为可能。实际上，决议宣布利比亚犯了恐怖主义罪。
对利比亚人来说，748号决议是一个很大的震动。他们肯定决议通不过。安理会
的五个成员国一一佛得角、中国、印度、摩洛哥和津巴布韦--弃权，悄悄地表示了
它们不赞成这一决议。决议指控利比亚推动国际恐怖主义，协助恐怖组织；坚决要
求它马上对三强有关泛美103号航班和UTA72号航班的指控做出反应；并计划从4月1
5日起开始一系列的制裁。这些制裁包括抵制进出利比亚的空中交通；断绝给予利比
亚的所有军事援助；将利比亚的外交使团降格；如果任何一国下令禁止涉嫌的恐怖
主义分子入境，其他各国都予遵守。决议还要求秘书长寻求利比亚政府的合作以实
施之。的黎波里的街头爆发了谴责748号决议和联合国的大规模示威。委内瑞拉的大
使馆被毁，因为决议通过时委内瑞拉任安理会主席。4月12日，安理会谴责了这些暴
力行为，并坚持要求利比亚赔偿委内瑞拉的损失。
4月7日，我派遣弗拉基米尔·彼德罗夫斯基，前苏联副外长和现在在联合国任
职的最高级别的俄国人，到利比亚去见卡扎菲上校。卡扎菲建议成立一个由中国和
印度代表组成的调查组，到利比亚来调查证实：在利比亚不再有恐怖主义分子的训
练营。这是一件难以办到的事。4月11日和12日，我在日内瓦会见了一个庞大的利比
亚代表团，建议采取渐进的办法。我脑子里想的是阿拉伯一以色列和平进程，其中
最难办的问题，例如耶路撒冷问题，就留待最后解决：“从你们政府最能容忍的问
题开始……最要紧的是，避免拖延，它只能冒新的制裁的风险。
“首先，提供过硬的证据，证明在你们国土上再没有恐怖主义分子训练营。这
意味你们不得不接受一个专家委员会去察看利比亚的迹玛里亚。其次，”我说，
“向英国当局提供有关利比亚向爱尔兰共和军输送武器的准确材料。”我把这一问
题放在泛美103号航班和UTA72号航班问题的前面，因为这一问题可以用材料而不是
用行动来满足。
“第三，解决你们同法国政府关于UTA72号航班的问题。”我知道利比亚同法国
人打交道时，会比同美国人打交道好过一些。我回想到美国一利比亚对抗的结果之
一便是，美国轰炸了的黎波里，以报复一次发生于柏林夜总会的恐怖主义爆炸事件，
爆炸造成了美国人的死伤。法国反对那次轰炸，还拒绝从英国起飞的美国空军Fill
轰炸机飞越法国上空，以轰炸的黎波里及其周围的目标。泛美103航班问题是一个同
暴力的恶性循环相纠缠的问题，由于它是一个如此难办的案件，我说，应当把它放
在议程的最后。
第四，我说，“把两名嫌疑犯交给一个同三大国结盟的国家，或者交给一个中
立国或阿拉伯联盟--个过渡性的步骤，据了解利比亚会接受苏格兰法庭的审讯资格。”
我向利比亚人强调，这是我个人的想法，还没有得到三个有关大国的同意，因
而不能保证采取这些步骤会导致制裁的取消。利比亚代表团再三地提出同样的问题：
如果利比亚满足了这些要求，有什么东西可以保证三强不会提出新的要求？如果利
比亚把两名嫌疑犯弓！渡到英国，怎么可以肯定英国不会把他们又引渡到美国？
我派彼德罗夫斯基再去利比亚，但没有结果。我安排英国人和利比亚人会晤以
便讨论向爱尔兰运送军火的问题。英国人抱怨说他们得到的材料不完整。利比亚人
向我提出相反的保证。重要的是：进程在继续。
我得到三强的允许--派遣一个调查委员会去确定在利比亚是否还有恐怖主义分
子的训练营。但在它成为事实之前，它们改变了主意。一个美国军官到我这里，向
我出示了卫星照片：以前曾是恐怖主义分子训练营的地方现在是和平的农村景象。
为此，美国宣布：没有必要派调查委员会去利比亚，因为此种营地现在什么也找不
到。
经过了许多接触，三强向我提供了一份“三方非正式文件”，其内容我于1992
年的11月中旬传送给卡扎菲上校。三国联盟没有秘密的日程；利比亚遵循安理会的
建议后它们不会提出新的要求；如果两个嫌疑犯在苏格兰的法庭受审，英国人不会
把两人引渡出去。泛美的飞机是在苏格兰的洛克比上空炸毁的。4月4日，国际法院
决定遵从安理会已经采取行动的这一事实。但几名法官提出书面意见表示不安：安
理会是在案件正在审理时插了一手的。这一点有点像马伯里诉麦迪逊案。在此案中，
大法官约翰·马歇尔建立了司法审查的原则：最高法院有权宣布，违背宪法的行政
法案为非法。在当前的案子中，国际法院可以就宪章的解释问题对安理会的行动提
出质疑，但在事态发展的本阶段它宁愿不这么做。
作为秘书长，我有责任逐字逐句地履行安理会的决议。但作为一名国际法的终
身学生，我对这一发展表示悲叹，因为它不但蔑视了国际法，而且把联合国展现为
大国的政治工具，而不是宪章规定的一个平等的主权国家的组织。
10月6日，我在纽约问新任的利比亚外长易卜拉欣·比沙利：为什么我没有收到
对三方非正式文件的回应。我向该部长警告说，许多自称在高层有关系的律师和其
他自封的中间人是在散布混乱和使事态变得困难得多。
11月19日，利比亚原则上接受两名嫌疑犯应受审，但只是准备以某些保证为交
换条件而引渡两人。这一回应使三强不悦，因为它只是增加了解决问题的前提条件。
我会见了麻萨诸塞州的爱德华·肯尼迪参议员。他关心此问题，因为有些麻省的居
民在泛美103号航班的空难中丧生。我召见了利比亚大使，告诉他肯尼迪倾向于对利
比亚实行石油禁运，还告诉他三强认为利比亚对它们的非正式文件的回应是不能令
人满意的。
1992年过去，1993年新岁来临，根据埃及的科普特古历，我回开罗过圣诞节。
在开罗期间，我于1993年1月7日会晤了利比亚的新外长奥马尔·穆斯塔法·蒙塔萨。
他出身于一个古老的利比亚家庭，还在亚历山大的维多利亚学院上过学。他是一个
有魁力和彬彬有礼的人物，看来具有在卡扎菲的迷宫里平静地掌舵的能力。他告诉
我，他准备不久去纽约，可望把整个事情都掌握在他手中，找出一个快速解决利比
亚遵守731号决议的方案。
被驱逐出境的巴勒斯坦人
我同克林顿政府的首仗，后来证明也是最后一仗，是关于阿拉伯-以色列问题。
1992年的美国总统选举把一个在国内问题上公众支持的候选人推上了宝座。但克林
顿总统一上任，就发现自己面对紧张的外交政策挑战。一个月前，以色列把400余名
居住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居民驱逐到南黎巴嫩。据以色列人讲，其
中约100人是伊斯兰宗教领袖。我马上发表了一个声明指出，多年来安理会一再重申
1949年的第四个日内瓦公约适用于以色列的占领领土。这种驱逐是被明确禁止的。
以色列驱逐了巴勒斯坦人是为了对西岸和加沙地带的暴力升级做出反应。我谴责暴
力，并力促各方避免形势恶化。按照日内瓦公约，以色列人有责任撤销他们的决定，
并允许所有被驱者安全和立即返回家园。
第二天，12月28日，以布什政府投票赞成，安理会一致通过799号决议，强烈谴
责以色列的行为，并宣布以色列的行动违反日内瓦公约。安理会要求以色列遣返被
驱者，并由我派遣一名代表前往以色列，将结果报回安理会。对华盛顿来说，“要
求”一词被理解为这是根据宪章第七章制裁以色列的第一步，而届时美国当然会被
迫否决这一决议。分歧是紧迫的，不仅牵涉联合国和以色列，还牵涉联合国和美国。
以色列人指望克林顿新政府来缓解安理会对他们的压力。
“景象凄凉得不能再凄凉了”，记者从黎巴嫩的佐霍尔·马吉报道说，“这里
是黎巴嫩东南遥远角落里一片连绵不断的光秃秃的无名山坡。它处于一块哪儿也不
是的土地的中央，但看来还不是一个上帝遗忘了的地方。在曲曲弯弯的山路上，叭
D余人排成横列，形成一个跪拜人群的方阵，俯伏在地，然后一齐站起，发出了‘阿
拉胡·阿克巴’一真主伟大的喊声，在山谷里回响。”
以色列当局声称，他们是哈马斯运动和伊斯兰圣战者组织的活跃分子。这两个
组织都致力于以暴力摧毁以色列。其中的许多人在被驱逐前已按照“行政拘留”法
关押在以色列牢里几个月的时间。但许多人声称，虽然他们支持反以色列的事业，
并非运动的积极分子，以前也没有同以色列当局有过麻烦。
1992年12月底，我派詹姆斯·乔纳到中东。当时我在埃塞俄比亚的亚的斯亚贝
巴，试图促进索马里的派别领袖间的谈判。乔纳打电话给我说，他在以色列撞了石
头墙。涉及阿拉伯一以色列问题时，以色列人压根儿说他是“不客观的”。我完全
拒绝这种说法，但在这个问题上纠缠是没有意义的。我给伊扎克·拉宾打电话说，
我想派我的一名高级顾问，印度的希马耶·加雷坎，前往中东寻求一个解决方案。
1993年1月4日，我派遣了加雷坎，请他表示：如果以色列不尊重799号决议，我
可能不得不建议安理会采取新的步骤使决议得到遵守。当天，一名美国务院官员打
电话给我说，拉宾对我的声明“大发雷霆”，以色列外长西蒙·佩雷斯还要求美国
否决安理会的任何进一步行动。国务院官员说，以色列人深信他们得到“美国的否
决，犹同囊中取物”。
我建议加雷坎向拉宾提出一个妥协方案：分期释放被驱者，时间可以延续一年
或一年以上。如果我们迅速宣布某些人，譬如说大约100人，就要遣返，危机就可得
到解除。如果拉宾同意，我感到我可以向安理会兜售此建议。但当加雷坎向拉宾提
出时，这位以色列总理宣布，遣返100人是以色列可耻的屈服。此外，拉宾说，他的
手脚都被捆住了。他说，案件已提到以色列的最高法院，在它做出决定前，他无能
为力。在进一步的讨论毫无结果之后，我开始怀疑以色列不想解决这个问题，恰恰
是因为他们想在克林顿走马上任的头一天，就当头一棒给他一个危机。如果以色列
要求美国否决任何联合国的行动，而克林顿予以同意，这就为整个克林顿的任期定
了以美关系的调子。
1月13日，在同卸任的国务卿劳伦斯·伊格尔伯各谈话后，我在巴黎会见了西蒙
·佩雷斯，但毫无结果。我打电话给拉宾总理，要求他接受加雷坎的第二次访问。
世界的政治压力正在迅速上升。我想表明联合国是活跃的、公正的和灵活的。更重
要的是，我想在克林顿出任总统前解决这一危机，免得他走进椭圆形办公室时，面
对在冷战后投第一张否决票的压力。这可能使安理会新近的积极气氛变坏。美国将
要受到谴责，反过来，美国也要谴责联合国。
1月17日，我向布什总统发出一个信件，请他允许我同当选总统克林顿直接联系。
我承受着向安理会提出报告的极大压力，并提出应对以色列采取的步骤。布什没有
给我答复。我认识到，那个时候他一定是忙着搬出白宫。
因此，未经布什同意，我就通过国务院逞向克林顿发出一个非正式的信件。我
要求马上同克林顿讲话，讨论一个重要事项，并称我十分盼望同克林顿总统和克里
斯托弗国务卿保持亲密的关系。一名助手传来了一个非正式的答复：“权力交接一
片混乱。暂时没有可能同克林顿的班子接触。”我发出了另一个信息说，希望得到
允许到华盛顿会见克林顿总统和克里斯托弗国务卿。我已经在日程上留出时间，从
1993年1月20日到2月12日任何一天、任何时间都行。
我的请求未得到任何答复。1月17日，加雷坎到了以色列，开始他的第二轮紧张
的会谈。同拉宾总理会晤两次之后，加雷坎又报告说他未能探出以色列方面有何灵
活性。许多评论家说，克里斯托弗之所以被选用，是为了把外交政策问题排除在克
林顿总统的议程之外，以便总统能专心致志地解决国内问题。但是，由于我事先未
能联系或磋商克林顿政府，1月21日沃伦·克里斯托弗走进他在国务院的办公室就面
临巴勒斯坦人的被逐危机，现在的焦点是联合国，而且受到新闻界的很大关注。
1月21日，助理国务卿爱德华·杰里吉恩“奉”克里斯托弗国务卿之“命”打电
话给我：“把加雷坎留在中东，克里斯托弗将就这个问题向拉宾说项。如果又碰上
另一个安理会决议，美国将行使否决权。”实际上，这意思是说，联合国应继续找
不到解决方案，以便美国有时间找到自己的方案。
杰里吉恩同我谈话后，他在国务院中东司的副手接着又给我的助手打了电话：
“布特罗斯-加利被看成是催促对抗的背后动力。克里斯托弗很恼火，事情竟发展
到如此地步。”次日，1月23日，国务院又给我办公室打来一个电话：“‘不要把美
国推到一个使用否决权的两难境地。”“克里斯托弗讨厌出师不利。”出于某种考
虑，我的手下当时没有把话传给我。
我没有多少运作的余地。我不能让加雷坎留在以色列纯粹是为了遭到拒绝。我
的老朋友，以色列总统伊泽尔·魏茨曼，从耶路撒冷打来电话，要求我推迟向安理
会提出报告，以便给以色列充分的合理时间做出决定。我照办了。但到了1月25日，
我没有别的选择，只好发表我的报告。在报告里，我说：“以色列拒绝按照799号决
议保证安全和立即遣返被驱者，在我看来，是对安理会权威的挑战。”在这种情况
下，我继续说，“如果我不建议安理会采取任何它认为需要的措施，来保证一致通
过的7p号决议受到尊重，我就没有尽到我的责任。”美国务院给我的办公室传递了
一个私人信息：“布特罗斯-加利在这里被视作是对抗性的。”
于是，安理会开始了起草另一个决议的工作，这个决议可能朝宪章第七章规定
的、对以色列的制裁靠近了一步。1月29日，以色列最高法院裁定，根据以色列的法
律驱逐是合法的，但允许个别申诉。这看来只是加强了以色列对国际法和通用惯例
的对抗，因为它意味：事先没有给予申诉权，就把一个集体驱逐出境是合法的。
同克里斯托弗和奥尔布赖特共进午餐
我向克里斯托弗国务卿发信，邀请他于2月1日共进午餐，他接受了。在克里斯
托弗到达萨顿广场饭店前不久，国务院打电话来说，它打破了一个僵局：拉宾同意
释放相当数量的被驱者，这个数量，国务院说，“同原来加雷坎建议的差不多。”
该数曾经是100；以色列人刚宣布他们将遣返101人，其余的人以后分批释放。就在
我们的午餐会晤开始之前，克里斯托弗宣布：“克林顿总统和我高兴地宣布，在过
去几天努力和磋商的基础上，我们在驱逐出境问题上取得了突破。”
以色列人对克林顿新政府取得了胜利。他们得到美国政府的同意：否决任何针
对以色列的决议。然后，他们拒绝了联合国的折中方案，以便把它作为礼物送给美
国新总统。联合国和我被描绘为：是难以打交道和对抗美国的。
在我同克里斯托弗午餐前一天，美国常驻代表团来电话说，我也应邀请奥尔布
赖特大使。我马上照办。吃了第一道菜之后，我问克里斯托弗和奥尔布赖特我是否
可以坦诚而不做记录地对他们说几句话。“国务卿先生，大使女士，”我说，“我
完全清楚美国是世界事务的主角。我知道，如果我要取得成功必须有美国的支持。
我将始终寻求和试图使我配得上这种支持。但是，”我说，“请允许我时不时地同
美国的政策公开表示不同的意见。这将有助于联合国加强它自己的品格和维持它的
公正性，也有助于驱散许多成员国的印象：联合国仅仅是美国的工具。”
这么做，我说，“也对美国有利。如果美国在某些场合下能够卓有信誉地利用
联合国，它在外交政策上就可获得更多的选择余地。”
那时我确信克里斯托弗和奥尔布赖特理解我的观点。我完全错了。我的话似乎
使他们吃惊。克里斯托弗和奥尔布赖特面面相觑，好像我请他们吃的鱼是奥的。他
们没有吭声。我害怕了起来，赶快换了话题。过了一会儿．我又试了一次。“也许
我没有把话说清楚，”我说，“我只是想提出一个做法，使美国和联合国的外交都
具有更大的机动性。”又是一片沉默。我想起了已故的以色列总理戈尔达·迈耶的
话：“如果你只是百分之九十九支持我，你不算支持我。”
过了些时候，我才充分明白，美国不太需要外交；有力量就够了。只有弱者依
赖外交。这就是为什么弱国如此深深地关心国家主权平等的民主原则，希望以这种
平等来改善事实上不平等的国家关系。来自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在国际法和外交上
接受了广泛的训练，错误地认为大国，特别是美国，也在外交上训练其代表并接受
外交的价值。但罗马帝国不需要外交。美国也不需要。在一个帝国强权看来，外交
是时间和声望的浪费和软弱的象征。
我制造的尴尬时刻过去之后，午餐恢复了愉快的气氛。克里斯托弗和奥尔布赖
特走后，我坐在书房里，遥望东河上的平底船和拖轮，回想刚才发生的事情。我得
出结论，克里斯托弗和奥尔布赖特并不真正为我的话而感到吃惊。感到吃惊的是我。
他们仅仅是想，我提出这些想法真是个傻瓜。
1993年2月3日，纽约时报指控我在安理会讨论以色列驱逐巴勒斯坦人问题时提
出的报告是“偏袒一方”。我觉得这一态度同许多美国媒体和华盛顿官员的说三道
四一样，可能都是来源于：对联合国是如何进行工作的一无所知。美国投了赞成票
的799号决议要求我派遣一名代表前往以色列并将结果报告安理会。在一个月的时间
里，我派出了三个代表团。我别无选择，只好在1月25日向安理会报告：这些努力没
有能使决议得到遵循。
利比亚迷宫
1993年5月27日，我正准备出发去北非处理西撒哈拉问题，利比亚大使说卡扎菲
上校有一个“紧急和重要”的信件，前来见我。卡扎菲邀请我去的黎波里，以寻求
一个解决泛美103号航班事件的明确方案。我解释说我不能在最后一刻改变日程，建
议于6月份非洲团结组织峰会期间，在日内瓦或开罗会晤。代之，我在纽约会见了奥
马尔·穆斯塔法·蒙塔萨，他已完全改变了态度。他已不再灵活。他宣布，从法律
上讲731号决议并不要求利比亚引渡两名嫌疑犯。我不同意他的意见，但答应马上征
求联合国法律顾问办公室的意见。此意见，我于1993年4月初收到。我向蒙塔萨解释
说，731号决议提到并植根于其他四个联合国的正式文件。文件明白无误地要求引渡
两名嫌疑犯以便在美国或英国的法庭受审。由于这些文件构成了决议不可分割的一
个部分，要求交出嫌疑犯是无可争辩的。陪同蒙塔萨前来的胡德里大使似乎不能理
解这一法律上的微妙之处。“为什么决议中没有提到交出两名嫌疑犯？”他问道。
我重复说，决议没有必要提出此点，因为它是明白无误地基于其他的正式文件。这
些文件的确要求交出嫌疑犯。于是，蒙塔萨说：“秘书长是一个杰出的法学家。即
使我们不接受他的解释，也必须尊重他的意见。”
1993年8月13日，美国、英国和法国向安理会宣布：如果利比亚不在1993年10月
1日前交出两名嫌疑犯，三强将提出一个针对利比亚的新的更强硬的决议。结果，利
比亚驻突尼斯大使阿卜杜勒·阿提·奥贝迪于八月份被指定负责此案。首先，他是
一个卡扎菲上校信任的人。奥贝迪曾当过哈伊里·伊萨的青年助手，而我曾同伊萨
合著过一本关于国际关系的教科书，它常被重版。
“换句话说，我是你的学生，”奥贝迪在开场白中对我说。机智、极其坦率和
直截了当，他聪明地为利比亚辩解，但很清楚，利比亚准备不惜代价避免安理会通
过新决议。
9月9日，三强代表提交给我的正是这样一个新决议：月底之前，如果利比亚不
回应731号决议的要求，将对它进行进一步的制裁。
“如果利比亚交出两名嫌疑犯，你们是否计划撤销制裁？”我问道。三强回答
说，在利比亚答应其他的要求并采取行动期间，它们将暂时中止制裁。
我坚持说，如果交出了嫌疑犯，制裁应当撤销；这一前景将鼓励利比亚去遵循
决议。暂时中止制裁只能增加他们的疑心：引渡两名嫌疑犯只能刺激三强提出其他
的要求。我建议把新决议的出台推迟两三周。
9月14日，奥贝迪向我提交了一份33页长的利比亚备忘录，其中写满了关于审判
两名嫌疑犯、恐怖主义的定义、法国的司法制度、撤销制裁的程序等方面的详细问
题，以及一连串的关于政治和意识形态秩序的离题万里的问题。奥贝迪要求安理会
在回答这一问题单之前不要通过新的决议，以便利比亚遵循731号和748号决议。我
把这一备忘录递交三强大使时，法国大使问我：“说实话，你认为他们想交出两名
嫌疑犯吗？”
我仔细斟酌了用词：“对他们的问题做出回应可能鼓励他们同意安理会的要求。”
英国大使戴维·汉内爵士进一步试探我的观点。作为初次遇到这类外交问题的奥尔
布赖特静静地在一旁看着。
最后，三位大使同意以一份单一的文件答复利比亚的备忘录，达成的共识是：
某些答复可能不同，因为法国、苏格兰和美国的法律体系迎异。我个人认为卡扎菲
又在拖延时间。他不想交出两名嫌疑犯，其中一人是他的亲戚。送审他们，可能在
利比亚激起反对的浪潮，动摇其政权。再者，英国、法国和美国律师和代理人继续
告诉卡扎菲：他们能解决他的问题。卡扎菲想，拖延联合国的办事进程可以为他赢
得时间，以便律师们为他找到出路。但是，随着一个个安理会新决议的出现，他的
律师们就会告诉他，他们不得不从头开始。
奥马尔·穆斯塔法·蒙塔萨写信给我说，利比亚鼓励两名嫌疑犯到苏格兰受审。
他要求苏格兰律师到的黎波里来“看我们正在做出的努力，会见两名嫌疑犯、他们
的家属及律师，为说服他们到苏格兰法庭受审做出贡献”。结果，1993年10月1日，
美国人、英国人和法国人把最后的期限延长了两周。泛美103号航班的死难者家属做
出了愤怒的反应。美国出现了强大的政治压力，要求美国对利比亚采取更强有力的
措施。
11月11日，安理会第883号决议下令对利比亚实施新的制裁，生效的日期是199
3年12月1日。这些新的制裁是会暂时中止的，如果作为秘书长的我通知安理会说：
利比亚准备5；渡两名爆炸泛美103号航班的嫌疑犯到英国或美国的法庭受审。
君子协定
一方面，面对三强以新决议形式出现的对抗升级，另一方面，又面对利比亚声
称准备讨论重大的让步，我决定撤回到一个“比较容易”的日程：解决给爱尔兰共
和军输送武器的问题。尽管我做出了努力，英国和利比亚之间的谈判仍没有进展。
英国人坚持说他们收到的材料是不完备的，而利比亚则指控英国人不守信用。在同
奥贝迪的一次长时间和坦率的谈话中，我发现利比亚人由于对英国人不信任而隐瞒
某些情况。奥贝迪问：“如果我们提供所有的情况，我们能得到什么保证？为了讨
好美国人，英国人会说他们感到不满意？我们就等于白白地放弃了某些东西。”
“换句话说，”我说，“你们是想马上交换某些东西？”
奥贝迪笑了笑，用肯定的口吻回答：“如果我们提供情况，英国人拿什么来同
我们交换？”
有一句话，我没有说出来：“英国人宣布你们是有罪的；你们不能要求回报。”
我不能代替英国人答应什么，因此我向这位利比亚人说：“你们能做的推一事情就
是要求一张收据，即一份宣布案件已经结束的文件。”
同时，美国报纸报道说，一些恐怖主义问题专家正在追踪洛克比爆炸案的源头
到伊朗，还指责美国从一开始就指控利比亚是“抢了红灯”。伦罗（伦敦一罗德西
亚）私人公司的头头和非洲事务的有影响人物，替利比亚工作的泰尼·罗兰前来见
我。早些时候，他曾帮我在亚的斯亚贝巴联系南苏丹的叛乱领袖约翰·加朗，并在
莫桑比克发挥了积极作用。罗兰曾拍了一部电视影片，试图表明被指控的利比亚人
同泛美103号航班案无关。我邀请摩洛哥大使和我一同观看了录像。我发现片子太长
和内容复杂，难以使人信服。不管怎么说，影片对于利比亚有罪的结论提出了某些
质疑。
不管是什么情况，奥贝迪接受了我的建议。现在该轮到我来促使利比亚向英国
提供情况，并使英国人宣布他们感到满意。这一任务差不多费了我两年的时间。
以色列：祈祷和屠杀
1993年11月12日，伊扎克·拉宾总理应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之邀，出席在其住
宅举行的一次晚宴。大使请我讲话。我开始讲的时候，可以看出拉宾担心我要讲的
内容。但我继续往下讲时，拉宾把背靠到椅子上，放松了。我说：“我回想起托马
斯·曼所写的‘约瑟夫与其兄弟们’一书的头一句话：‘时间的井是很深的’。在
中东，历史的井--和史前的井，都的确很深。在我们的土地上，神明精神的源泉、
人类伟业的火花和暴力的伤痕都可以上溯到久远的时间。至于我们自己的历史，我
不记得何时我不是动感情地，理性地或职业性地深深地卷入现代中东的冲突之中。
在我之前，我家的其他人也是如此。20世纪初，西奥多·海兹尔来到开罗，同我祖
父商讨西奈半岛的一块犹太人定居地问题。30年后，埃及参加国际联盟时，我的叔
伯发表演讲，建议犹太人、穆斯林和基督教徒间开展对话，而且呼吁在巴勒斯坦托
管领土上实现和平。40年后，我正式陪同安瓦尔·萨达特总统前往耶路撒冷……我
希望，在全面和平达成之前，不再有新的一代加人这时间之井。”晚宴具有热烈的
家庭气氛。以色列大使加德·雅科比做了祈祷，一时间人们可以感觉和平也来到了
中东。3个月后，1994年2月25日，一个美国出生的、来自犹太定居地基里阿特·阿
尔巴的以色列人，巴鲁克·戈尔茨坦博士，进入位于希伯伦的阿伯拉罕墓地，用自
动武器射击正在做礼拜五晨祷的巴勒斯坦人。这块墓地，不论对穆斯林还是犹太人
来说，都是神圣的。40至50名巴勒斯坦人被杀，70余人受伤。戈尔茨坦自己被激怒
了的目击者揍死。西岸和加沙地带爆发了扔石头和暴动事件。以色列士兵向示威者
开枪，打死19名巴勒斯坦人。更多的人受了伤。自从1967年的战争以色列军队占领
这些土地以来，这一个礼拜五流的血比任何一天都多。
长期以来，我相信联合国在中东可以发挥合法和积极的作用。为此，当天我就
写信给伊扎克·拉宾总理说，如果各方希望并同意，联合国准备帮助缓和由这些事
件引起的紧张局势，包括在希伯伦派遣联合国人员。我向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
主席亚西尔·阿拉法特发出了一封内容相似的信。詹姆斯·鲁宾，美国驻联合国常
驻代表团的发言人，对于我的动机进行了连续的猛烈攻击，宣布：“我们不认为秘
书长的建议是特别有帮助的或者是有用的。”一名阿拉伯记者问及此事时，我说真
是怪事，我给耶路撒冷的“拉宾”写了信，却从纽约的“鲁宾”得到了回复。这招
来了许多指责我发表反犹太言论的邮件。纽约时报报道说，克林顿政府对我大为恼
火，因为我写信给拉宾的消息传来，恰好是美国试图阻止安理会通过决议哀悼希伯
伦清真寺屠杀事件之时。这是两年前我碰到的麻烦的另一个翻版，当时涉及的问题
是：安理会关于驱逐巴勒斯坦人问题的决议。
希伯伦屠杀已经过去一个星期。美国仍在安理会决议上拖延，希望以色列人和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发表一个联合宣言，从而不再需要通过决议。这一拖延是危险的，
因为礼拜五祈祷的日子正在逼近，而整个伊斯兰世界清真寺中的穆斯林可能由于火
暴的布道者的激励而采取暴力行为。我联系了国务院，督促美国允许某种形式的决
议草案提交安理会审议。使联合国发挥负责任的作用，也给阿拉伯政府一个平息局
势的途径。使我感到满意，美国做出了积极的响应，放出话说：美国已经向巴勒斯
坦解放组织提出了一个“还在请示中”的草案。不管怎么说，是我给拉宾总理的信
和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对我的批评，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纽约时报评论说，这是“克林顿政府和布特罗斯-加利之间关于索马里、波斯
尼亚和美国未能及时交付联合国会费等一系列吵架中最新的一个”。的确，我坚持
要美国交足会费以解决联合国的财政危机，是贯穿于围绕所有地区冲突争吵的一个
主题。“没有什么比纠缠不清更令人讨厌了，”马德琳·奥尔布赖特说，“而布特
罗斯-加利先生有一种纠缠不清的倾向。”
回忆萨达特
1994年9月，白宫举行了一个纪念签署奥斯陆协议的仪式。该协议是阿拉伯一以
色列和平进程的重要一步。坐在白宫的花园里，我好像是在看旧戏重演。我记得，
15年前萨达特和贝京坐在白宫的同一个主席台上，庆祝戴维营协议的签署。我也是
参加当时的仪式的人士中的一个。卡特总统、布什总统和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也
在那里。看到阿拉法特、拉宾和克林顿在做萨达特。贝京和卡特曾经做过的事，我
有一种个人的满足感。但是，在我观看这一和平的新庆祝仪式的过程中，我感到吃
惊和恐惧，没有人--阿拉法特、拉宾、佩雷斯或克林顿--都没有在他们的讲演
中提到安瓦尔·萨达特的名字。他是前往耶路撒冷从而开始这一切的埃及领导人。
早在1979年，后来又在1994年，我曾试图让联合国对阿以和平做出贡献。联合
国在中东问题上的记录有许多值得探讨的问题：1967年战争之前撤出了维和部队；
联合国拒绝接受埃及一以色列和约；犹太复国主义一种族主义的决议。不论如何，
我竭尽全力发挥联合国的作用。我把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UNRW）
的办事处从维也纳搬到加沙，而不顾官僚主义的大吵大闹。我指派了联合国援助被
占领领土的协调员。我努力加强对该地区的双边援助。尽管如此，联合国的作用仍
无足轻重。
我曾同伊扎克·拉宾共事过多年，可以回溯到我担任埃及外交事务国务部长之
时。他的机智和信念给我深刻印象。1995年11月4日，拉宾在特拉维夫的闹市区主持
一个集会，他参加和平歌曲的演唱时，被一名狂热的原教旨主义犹太恐怖分子所暗
杀。这一事件使人们受到极大震动，号召所有寻求中东和平和不为恐怖主义吓倒的
人们团结起来。我一听到暗杀的消息，就打电话给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加德·雅科
比说，我想去耶路撒冷出席葬礼，并订了次日傍晚去特拉维夫的机票。
许多国家的领导人在克内色特向拉宾表示了动人的哀悼。拉宾之死是一个重大
的损失，因为他真正具有一个和平缔造者的意志力。在克内色特的追悼礼拜中，我
觉得奇怪：在礼宾的排列次序上，我被置于联合国秘书长应有的位置之上，这就是
说，我被排在国家或政府领导人之前。我不想因挪动位置而当场造成难堪，因此我
自慰说：给予我特殊的礼宾待遇是以色列对联合国的不寻常的表示。轮到我讲话时，
我有意提到安瓦尔·萨达特。同拉宾一样，他也是因为信仰和平而被暗杀的，但我
是提到萨达特的惟一的人。伊扎克·拉宾的遗体人土时，我想：“他这一死是否标
志萨达特开始的希望时代的结束？我们是否命里注定要回到前萨达特时代的仇恨？”
同利比亚的最后回合
伊扎克·拉宾逝世后一个月，我会见了英国外交大臣道格拉斯·赫德，讨论英
国要求利比亚提供有关向爱尔兰共和军供应武器的问题。我知道，如果英国人对利
比亚提供的情况感到满意的话，要女王政府书面肯定此点并不容易。因此，我对赫
德说：“你只需口头上向我做出口应，我再向利比亚提供书面的文件。”
“太好了。”赫德说。
我然后告诉奥贝迪说，如果所有有关利比亚支持爱尔兰共和军的材料都交给英
国，我就给他一份由我亲自签署的文件，宣布武器转移问题的案件告终。我的宣告
将作为正式文件提交安理会。不久之后，赫德辞职，由马尔科姆·里夫金继任。奥
贝迪给我一封急信，担心那个交易吹了，但里夫金肯定他仍受赫德承诺的约束。
1996年初，英国驻联合国新大使约翰·韦斯顿告诉我，英国已收到所有要求利
比亚提供的材料，但坚持说我的信件不意味英国已同美国的案件脱钩。韦斯顿的态
度表明英国对整个进程的不信任态度。
“这是我的信，不是你的，”我说，“因此，是我而不是你，对其内容负责。”
同韦斯顿的谈判是艰难的，他不像他才华横溢的前任戴维·汉内爵士那样独立，而
是更急于跟着美国走。我有时感到迷惑，究竟韦斯顿是根据英国外交部的指令行事，
还是自行其是。
安理会得到通知，英国对它从利比亚得到的有关爱尔兰共和军的材料感到满意。
顺着这个成功的势头，我想推动利比亚遵行第731号和第748号决议，但事与愿
违。
1996年秋，响应利比亚发动的一次外交攻势，阿拉伯联盟。非洲团结组织、不
结盟国家、77国集团和联合国大会谴责了对利比亚的制裁并要求予以撤销。我接到
卡扎菲一封措辞强硬的信件，表示他对利比亚人民遭受的不公正的抱怨。在一出以
洛克比为名的戏剧中，卡扎菲回顾了1986年美国对利比亚的空袭，称之为“洛克
（储藏箱）A屠杀”，还说这便是当前危机的根源。（“洛克A”恰好和“洛克矿’
--洛克比，排成序号--译注。）
原来卡扎菲是在两条战线上作战，一方面是通过我同三强谈判，另方面通过他
的许多中间人在幕后活动。现在他是作为西方主要大国的受害者向第三世界呼吁。
卡扎菲可以把制裁说成是西方企图污辱利比亚人民。1995年，穿着他飘拂的长袍，
从的黎波里的阿兹兹雅军营发表讲演，卡扎菲把他决心让利比亚朝圣者前往麦加，
比作中世纪的十字军为基督教徒打开通往耶路撒冷而进行的战斗。“我们不想违反
安理会的决议，”卡扎菲说，“我们也不要求任何国家违反它们，”但是“麦加是
同禁运或安理会决议毫不相关的另一事情。”
利比亚用运送载满朝圣者的飞机前往麦加的办法，来对抗不准其进行国际空运
的禁令。这一举动在伊斯兰世界和第三世界国家引起了对卡扎菲及其反西方诉讼案
的同情、支持和骄傲。它们越来越谴责安理会对他的制裁。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
指出，实际上所有国际社会的制裁行动和武器禁运：从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到伊拉
克，到苏丹，到利比亚，到波斯尼亚，都是针对或有害于穆斯林的。
我工作日程上的第一项--利比亚对爱尔兰共和军的援助--已经处理完毕。
接着，便是解决法国一利比亚间有关UTA772号航班的分歧。在此问题上的僵局一点
也不能忽视，因为它对国际关系的影响，超出了利比亚被视为“贱民”国家而引起
的反响。
临近我任期结束时，卡扎菲对我恼火。他公开批评我，而我把这看成是我有效
地完成了任务的证明。一个活跃的、独立的秘书长，像我所做的那样，势必受到双
方的夹攻。
伊拉克：石油换食物？
在试图解决利比亚恐怖主义案的同时，我也想减轻伊拉克人民承受的负担。伊
拉克一科威特战火熊熊之际，联合国在1991年2月就派出一个小组去估量伊拉克人民
的人道主义需要。这个由萨德鲁丁·阿加·汗率领的代表团建议出售伊拉克石油，
以支付购买“食品、医药和民用日常物资”的费用。
在萨德鲁丁·阿加·汗报告的基础上，1991年8月15日安理会通过了706号决议，
授权各国可以每6个月进口16亿美元的伊拉克石油，并规定将此款存入一个由秘书长
管理的账号。1991年9月18日的712号决议详述了“石油换食物”行动的监督机制。
从此开始，“石油换食物”成了我自己的堂吉河德式的故事--企图说服伊拉
克批准此计划。伊拉克人民，而不是萨达姆·侯赛因，是制裁下的受害者。他们失
了业，孩子们的健康受影响，他们的生活水平由于进出国境的货物和服务受到严格
的限制而大为降低。这个计划还要募集一些基金，来补偿数以千计的移民国外的工
人。他们的生活困苦，1990年伊拉克军队涌进科威特时，财产或是被没收了或是被
毁了。计划规定秘书长要把出售石油收人的30％转移到一个安理会建立的补偿基金，
但它迄无资金来源。
对于石油换食物的概念，国际上几乎没有人感到兴趣。像过去一样，动力主要
来自联合国。看来，萨达姆·侯赛因对于最穷苦的伊拉克人民的福祉毫不在意；他
在谈判中的态度，是根据他自我保存和自我光大的阴暗本性来回变动的。
在伊朗一伊拉克战争中，我在巴格达首次见到了萨达姆·侯赛因。我是奉穆巴
拉克总统之命前去尝试重建伊拉克同埃及的外交关系。该关系宣告中断，是因为伊
拉克想对萨达特决定和以色列精和做出反应。伊拉克人拒绝我的请求，理由是：他
们既已在阿拉伯世界带头孤立以色列，他们不能是逆转这政策的第一个国家。我争
辩说，真正的领导身份不会因这个先例而受到损害。我每次见萨达姆·侯赛因时，
他都身着军服。所有他的部长也着军装，对他行军礼。我问为什么，得到的答复是：
伊拉克处于战争状态之中。萨达姆凭借他自己制造的紧张局势而兴旺发达起来--
他声称伊拉克受到一批敌人的永久性的威胁。他用这一借口来证明：他在持续不断
的军事紧急状态中攫取的异常权力是正当的。
1992年1月，进行了首次谈判。但伊拉克推翻了它参加第二轮谈判的决定。安理
会对此表示遗憾，宣布巴格达政府必须对其平民的人道主义问题负全部责任。做了
一个U字形的转弯，1992年春伊拉克回到谈判桌上来，但会谈没有进展。我们又面临
制裁的矛盾：无辜的百姓大受其苦，但实行高压的政权没有什么感觉或无动于衷，
而这一进程只是加深了它对人民的控制。
次年，1993年6月29日，我在日内瓦会见了副总理塔里克·阿齐兹。我力促他给
“石油换食物”计划一次成功机会。我说，这不仅是一个人道主义计划，也“包含
着伊拉克和国际社会之间实行和解的种子”。
1993年7月开始了新的谈判，从各种现象来看，谈判都是成功的。联合国法律顾
问，卡尔一奥古斯特·弗莱施豪尔来我办公室，看起来十分高兴。“伊拉克人同意
了，”他说，“当然，他们的同意是‘请示中的’。他们已回巴格达取得最后的批
准。下周，他们返回纽约，那时我们就可以签字了。”我向弗莱施豪尔预言，这不
会发生。我说对了。萨达姆下令其谈判人员不回到谈判桌上来。他的一行人没有道
歉，甚至不介意说明原因。
有人揣测萨达姆是在玩弄手腕，以操纵世界石油市场。这不是难以置信的。每
当石油换食物的谈判据信有进展，预计伊拉克石油将进入市场时，世界石油的市场
价格就下跌；每当萨达姆·侯赛因中断谈判，市场期待石油供应将趋紧缩，价格就
上扬。但是，我不相信这一理论。萨达姆·侯赛因认为自己是一个对抗邪恶势力的
罗曼蒂克英雄。他是彻底孤立的，得不到有关世界事务的准确信息。他不了解世界
事务是怎样运行的，更不用说石油未来市场的错综复杂了。他有另一种逻辑，一种
完全是他自己的逻辑。我相信，他的逻辑就是：伊拉克人民遭受痛苦对他有利，因
为它削弱了国际上对制裁其政权的支持。这就是为什么他总是如此犹豫，不肯在
“石油换食物”上结束其事的原因。
在安理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中，中国、法国和俄国各有趋向于妥协的原因：向
伊拉克出售货物的愿望；购买石油的愿望；使伊拉克有能力支付其债务的愿望。相
形之下，美国和英国对萨达姆存疑，但愿意看“石油换食物”的计划是否行得通。
阿拉伯国家中，尤其是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对任何放松制裁的行动都深为仇视，
但从不公开言明。
同石油换食物计划相平行的是，由瑞典的罗尔夫·埃克尤斯率领的联合国特别
委员会（UNCOM）监督伊拉克放弃其大规模杀伤武器。企望伊拉克在武器视察上给予
合作，埃克尤斯许诺有可能全部撤销制裁。这就鼓励伊拉克拒绝任何“石油换食物”
设想的部分撤销制裁的计划。他们期望可以一下子就取消禁运。这样，一个联合国
的努力就和另一个努力背道而驰。
1994年10月，伊拉克军队开始在科威特边境布防，引起了人们对可能马上进行
另一次人侵的担心。作为一种遏制行动，美国开始运送约3万美军到波斯湾地区。我
立即表示深为关怀，并指示联合国伊拉克一科威特观察团（UNIKOM）向我报告任何
潜在的敌对行为，或者侵犯1991年海湾战争结束后建立的非军事区的行为。我呼吁
伊拉克立即无条件地承认安理会833号决议所确定的两国边界。一个月后，由于俄国
进行了紧张的外交，萨达姆·侯赛因宣布伊拉克承认科威特的主权。作为回报，俄
国保证努力说服安理会撤销石油禁运，但美国继续坚持：在它同意撤销制裁之前，
伊拉克必须长期遵循联合国所有的有关大规模杀伤武器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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