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袁世凯是一个有政治野心的人。他不甘心局促在小站一隅,时刻想出任封疆大 吏,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在他卷入帝后两党、新旧两派的斗争以后,对国内 政治形势更加关注。 德国于1897年借口“钜野教案”侵占了胶州湾以后,接着又强占土地,修 筑胶济铁路,将山东一省划为它的势力范围。沙皇俄国强租旅顺、大连,把中国东 北和长城以北都划入它的势力范围。英国借口和沙俄对抗,租占威海卫,又强迫清 政府承认长江流域为其势力范围。法国强占广州湾以后,把云南和两广视为自己的 势力范围,日本也从清政府取得不割让福建给别国的保证。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 迫在眉睫的瓜分危机,激起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怒。一场对抗瓜分狂潮的义和团爱国 运动迅猛兴起。 义和团原名义和拳,是民间反封建压迫的秘密结社,参加的人主要是山东和直 隶交界一带的贫苦农民、手工业者和失业的劳苦群众。19世纪末年,帝国主义教 会侵略势力深入这一带农村,传教士勾结土豪,霸占田产,包揽词讼,放高利贷, 搜集情报,横行霸道,无所不为。义和拳就逐渐地转变为群众抵抗外国侵略的爱国 组织,并且在与教会势力不断进行斗争的过程中发展壮大起来。 1899年夏天,仅山东兖、沂、曹、济一带及鲁西北各属“四十余州县”, 义和拳反抗教会压迫的事件就有“一千余起”。这使帝国主义者感受到莫大的威胁, 他们不断敦促清政府采取严厉的镇压措施。山东巡抚毓贤是一个残酷、昏庸的满族 官僚,又有盲目排外思想。在反帝怒潮面前,他既无力镇压,又不愿向清政府求援, 便企图把义和拳改为官办的团练,加以控制利用。结果适得其反,义和拳改名义和 团后,以“扶清灭洋”为号召,吸引了更多的群众参加,如茌平县八百六十个村庄, 拳厂多达八百处。一时山东成了反帝风暴的中心,引起帝国主义的极大恐慌。美国 驻北京公使康格公然要求清政府撤换毓贤,“派一个能干的人代替他的职位”,并 说“假如没有足够武力的话,可把天津操练得很好的军队调去协助”。②暗示袁世 凯的武卫右军可以担当这一屠杀中国人民的任务。 对山东的局势,袁世凯早已表示关心。1899年5月底,他奉荣禄的命令率 领新军八营前往德州一带,演习行军阵法。这次行军表面上说是为准备抵抗德国侵 略,实际是向义和团示威。他在德州驻扎期间,多次给荣禄写信,报告山东情况。 在一封信里,他大意说:“内有德酋请治其罪,地主(指毓贤)复求其疵,出师未 捷,已腹背受敌,今而后知带兵之难也。”在给徐世昌的信中,他说毓贤“糊涂”, “甚无用,偏而且乱,又甚恶洋操”,对毓贤的作法表示“不胜愤闷”。③7月回 到小站,他立刻向清政府上了一个奏折,说自己目睹山东局面,“夙夜忧愤”,并 献策说:在山东必须“慎选守令”,“讲求约章”,“分驻巡兵”,“遴员驻胶”, 以便“导愚民,而缔邻好”。④即消灭义和团运动,而与帝国主义者和好。11月, 他进京为西太后“祝嘏”,趁机又向荣禄面陈了自己对解决山东问题的意见。 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的迅速扩大和帝国主义者的要挟,使清政府十分焦急。多 年来仰承帝国主义鼻息办事的清政府,对主子的旨意当然不敢置之不理,加上袁世 凯个人又提出了一套解决山东问题的办法,荣禄也认定袁有魄力,是一个处理棘手 问题的能手,竭力保荐他到山东去。因此,清政府于12月6日发布上谕,命令 “毓贤来京陛见”,派“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次年3月14日实授)。⑤同时, 命令武卫右军全部由小站开往山东,仍由袁统率。12月7日,康格给美国国务卿 海约翰的报告中说:“我高兴地报告您,昨天武卫军袁世凯将军受命代理山东巡抚 ;他是一个能干勇敢的人,和外人交游甚广,相信皇上给予适当的谕旨以后,则扰 乱即可停止,秩序即可恢复,我们希望如此。”⑥袁世凯于12月26日率领新建 陆军到达济南,开始进行用军事控制山东政治局势的尝试。他确实没有辜负中外主 子对他的期望,接任后立即抓住肥城县义和团杀死英国传教士卜鲁克(S。M。B rooks)的事件,作为媚外资本。他派兵前往肥城搜捕团民,押至济南,请英 国驻上海副领事“观审”,判处两人死刑,一人终身监禁,三人充军,四个村保受 鞭笞之刑,知县也撤职。还命令当地村民交纳赔偿费银九千两,又给卜鲁克建立 “纪念碑”,完全满足了帝国主义的蛮横要求。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就这样作了袁 世凯取信帝国主义的贽礼。从此,袁世凯派兵保护各州县教堂;传教士外出活动, 由清兵护送来往。 袁世凯奉帝国主义分子若神明,却把中国人民视为草芥。他胡说“义和拳实系 匪类,以仇教为名,而阴逞不轨”。他认为义和拳之所以能在山东发展,主要是由 于毓贤“一味纵容”。⑦因此,他一到济南就派遣防营前往各州县镇压。这时,有 一些山东籍京官连续奏劾袁,说他“一意主剿,致滋事端”。清政府也担心他操切 从事,“激成大祸”,连下三道上谕,告诫他“不可意气用事,徒恃兵力”。袁接 到上谕,认为这是“居心倾排”者所为,于1900年1月13日向清政府上了一 个奏折,为自己的“剿办”政策进行辩护。他诬蔑义和团是“匪类”、“邪教”, 说什么义和团不能“举强盛之洋人而灭之”,“就使能纠合百十万人鞭挞五洲,而 该匪等势成燎原,不可向迩,国家又将何以制其后?!”因此,他表示“不敢畏避 嫌怨,扶徇欺蒙”,对义和团必须痛加“剿办”,并提出“治本治标”两层办法, 双管齐下。⑧所谓“治本”,就是进行“调和民教”的欺骗宣传。他编印了大量白 话诗歌告示,四处张贴,广播民间,恣意诋毁义和团。如在《劝谕百姓各安本分勿 立邪会歌》中说:“本院抚此土,敬愿广皇仁,嫉恶如所仇,好善如所亲,但论曲 与直,不分教与民,民教皆亦子,无不勤拊循。尔皆同乡里,还须免忿争,忿争何 所利,仇怨苦相寻,传教载条约,保护有明文,彼此无偏倚,谕旨当敬遵……出示 已多次,昏迷应早醒,如再堕昏迷,法网尔自撄,首领惧不保,家产将尽倾,父母 老泪枯,兄弟哭失声,作孽自己受,全家共艰辛,扪心清夜思,梦魂惊不惊。从此 早回头,还可出火坑,倘能获匪首,指解公庭,并可领赏犒,趁此立功勋。”⑨袁 世凯企图通过这种欺骗宣传,孤立义和团,瓦解人民群众的反帝意志,这当然是不 能得逞的。因为,袁的谎言无论怎样编造,也无法掩盖帝国主义压迫中国人民的血 淋淋的事实。实际上,袁氏所用以对抗义和团的主要办法是“治标”,即“以兵力 剿办”,而所谓“治本”的宣传,不过是掩盖其屠杀政策的遮羞布而已。 1900年初,袁世凯派山东督粮道尚其亨和济东泰武临道吉灿升,督同任永 清、马金叙、吴长纯等五营清军,到鲁西北各州县,进行野蛮扫荡,逮捕和屠杀团 民,拆毁拳厂,命令各村庄长具结,永不习拳。鲁西北各州县本是山东义和团运动 的中心地区,在著名的义和团首领朱红灯被捕就义后,⑩又形成了几支各有数百人 的武装队伍,他们英勇地反击清军。但是,由于力量分散,寡不敌众,经过几场悲 壮的战斗,受到严重的摧残。义和团首领王玉振、王立言、朱士和、邢殿五等在同 清军作战中或壮烈牺牲,或被捕后惨遭杀害。宋怀、戴大木等人虽然还率领少数团 民坚持斗争,但已没有力量列阵迎敌,只能在直鲁边界地带“避实击虚”,“往来 游击”。大部分团民则都由公开斗争转入秘密活动。山东各州县义和团运动一时进 入低潮。紒紜矠袁世凯对义和团的野蛮杀戮,引起山东人民对他的无比憎恶和愤恨, “委巷间时有大骂袁之语者”,紒紝矠各地广泛地流传着“杀了袁鼋蛋,我们好吃 饭”的民谣。袁在巡抚衙门的墙外,围上层层铁丝网,深怕人民杀他泄恨,表现了 刽子手内心的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