螃蟹的过错(2)

    那么，“窃听案”是不是毛主席应该操心的一件大事呢？“文化大革命”开始
时，揭露原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私设窃听器，私录毛主席和中央常委同志
讲话，盗窃党的机密”的中发[66]277 号《中共中央文件》，是经过毛主席圈阅的。
那时候，骇人听闻的事情实在太多，姨父和全党同志一样，已经习惯于无条件地接
受毛主席作出的一切判断，包括只是圈阅过的一切文件，即使感到震惊，即使事后
证明是搞错了的，也只能像“抢救”  运动那样，等着由毛主席出来纠正。

    但是，姨父已经不可能听到延河岸边的马蹄声了。

    1976年9 月9 日，毛主席与世长辞。那一年，周总理走了，朱老总也走了。前
一年，董必武老人走了。谁也看不出，朱汉雄同志是一个情感如此丰富的人。每一
位伟人离去，他都要把自己关起门来流眼泪。他不愿让别人看见他的眼泪，那是属
于一个“一只手的老八路”的情感世界的秘密。

    那么，毛主席认可过的案件，还有谁可以出来进行复议呢？

    但是，姨父所迫切需要的已经不是一个只属于自己的“脱帽礼”。毛主席留给
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是一种巨大而沉重的悲痛和同样巨大而复杂的忧思。

    姨父还三次见到了李先念。头两次是打倒“四人帮”以前，李先念副总理出国
访问，往返经过广州。姨父正住院治病，李先念的警卫员打来电话说，先念同志要
见你。姨父就跑去看他。一见面，李先念说: “罗儿的，你装什么病？到处找不到
你，原来你在医院里‘泡蘑菇’。”姨父说: “我真的有病，前列腺要动手术。”
李先念说: “那你怎么不找我？”当即让自己的保健医生给他看了病，建议他不要
开刀。他没有开刀，果然病也好了。

    有人说，你怎么不向先念同志谈一谈自己的事情？姨父说，那时候，“文化大
革命”还没有结束，先念同志有多少烦心的事情，怎能麻烦他？

    打倒“四人帮”以后，姨父出差到上海，已担任国家主席的李先念也到了上海。

    姨父曾与之商量在梅岭一号安装录音线路的申兴国，当时已担任湖北省委副秘
书长，也随同李先念到了上海。晚上吃螃蟹时，申兴国对李先念讲，朱汉雄也在上
海。李先念说，你去打电话，把朱汉雄找来吃螃蟹。这是申诉个人问题的好机会。
但他一看见螃蟹，就想起粉碎“四人帮”时，看到上海街头漫画上画着一根绳拴着
的四只螃蟹，一下子就忘了别的事情，只是一个劲儿地向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马学
政喊叫，老马，这螃蟹壳要用锤子砸的，一只手用钳子夹住，另一只手才能用锤子
砸呀！可我是一只手，干急吃不到嘴里，你得帮帮我呀！

    李先念跟大家哄堂大笑。

    事后，他还一个劲儿地怪罪螃蟹，吃螃蟹真把我给整苦了，哪里还顾得上螃蟹
以外的事情？再说，我的问题自有管我的部门来管，够不着麻烦国家主席。

    转眼到了1979年，“四人帮”被打倒三年之后，“窃听案”仍旧没有平反。

    “文化大革命”中被他护送到武汉以后就下落不明的王任重，跟他一起蹲过监
狱、偷采过“野山茶”的金明、李尔重，都已先后出狱，重新出现在高层政治舞台
上。

    王任重出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后来又担任了全国政协副
主席，金明出任河北省委第一书记。他们都来看望共过患难的朱汉雄同志。但是，
谁也没有提及他的平反问题。六姨替他着急，问他，你怎么一句也不提自己的事情？
他说，我这个不大的干部自有管我的不大的部门，用不着老首长特殊关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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