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秋芳作品

                                  聪儿

    儿子出生以前，大家经常在一起开玩笑，让我们生四个孩子。老大叫傅翁，老
二叫傅豪，老三叫傅农，老四呢，得生一个女孩，叫傅婆。

    1991年2 月7 日，农历腊月二十三，我们的儿子出生了，哭声嘹亮，医生在
“新生儿健康状况”这项给他打了满分。

    那天正是中国传统的“小年”，院里院外鞭炮声不断。儿子耳朵很灵，炮一响
他就顺声扭过头去，我们便给他取了个小名“聪聪”。彪子一直叫他聪儿。

    儿子的大名是彪子起的——傅子恩。他说傅子恩，父子的恩情比海深。我心里
不平衡，合着跟我没什么关系，全是你们爷儿俩的事。彪子说，那叫“傅母子恩”
得了。

    聪聪长大一些了，很听话，胆子也小，懂得心疼人。不管到哪里去玩儿，本来
让爸爸妈妈抱着，但只要听大人说“哎呀我累了”，他马上“哧溜”一下从你身上
滑下来，摇摇晃晃自己走。

    聪聪长这么大，彪子从没动过他一个手指头，他说我们得跟孩子做朋友。彪子
自己是在“石光荣”式的家庭中长大的，他要给孩子一个宽松的环境，不想束缚孩
子的天性。

    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他非常尊重我。他在外拍戏的时候，我经常打电话向他
“汇报”孩子的情况，他第一句话准是叮嘱我：“不能发火啊！”可是如果我真的
跟孩子发火，只要他在，不管我多不占理，他也从不“拉偏手”，当面替孩子说话。
他知道那样一来，我在孩子心里就没威信了。彪子总是等我消了气，再轻声细语地
跟我“掰吃”：“孩儿他娘，您得以理服人吧。”

    彪子重视孩子的综合素质。他说光学习好是不全面的，要赋予孩子好的性格、
好的品质和健全的交往能力，他才能在现代社会立住脚。道理我自然也是懂的，可
每次开完家长会，脑子就不自觉地被“分儿分儿，学生的命根儿”给左右了，回家
就开始跟孩子较劲。每次都被彪子及时地“拨乱反正”。

    聪聪性格像爸爸，也很幽默。有一天他放学回来，我正准备按照惯例上前“攒
巴”他，儿子突然从身后举出一张A4纸，上面用大大的字写着：“因本人身上有汗，
禁止拥抱。”我先是一愣，紧接着和那爷儿俩笑成了一团。

    有一阵儿彪子很爱说“哎，我说”，每句话前面都要加上“哎，我说”，聪儿
也学会了，在家里经常是你一句“哎，我说”，我一句“哎，我说”。有一次，彪
子刚说完“哎，我说”，就不再往下说了，我把眼睛和耳朵都递给他。聪聪紧接着
又来了一句“哎，我说”，也不往下说了，我又把眼睛和耳朵递给聪聪。见他俩没
了下文，我就急着问：“你们倒是说呀，说什么呀？”父子俩摇头晃脑、异口同声
：“我们就想说这句话，‘哎，我说。’”我佯装生气，追着他们满屋子跑……

    怀念我们仨的日子。

    儿子上小学那六年，我快快乐乐地做着陪读。太阳出来了，送儿子去上学；太
阳落山了，接儿子回家。陪他读a 、o 、e ，给他默写A 、B 、C ，……仿佛重新
回到少年时代。

    儿子升初中了，我们终于决定放他“单飞”，把他送到一所管理很严格的寄宿
学校——海淀外国语实验学校，每周回家一次。

    朋友们开始为我设计“全新”的生活，可是我发现自己对一切都失去了兴趣，
整天心里没着没落的。

    儿子刚住校的那几天，我简直不敢一个人在家，像是出现了幻觉般，耳边总是
响起“妈妈，妈妈”的叫声。扭过脸来，他仿佛就在床边，转回头去，他仿佛又在
门前……无所适从，心烦意乱。

    我家的阳台一直被我们戏称为“聊天室”，是家里人气最旺的角落。说来也怪，
朋友们来了，宽敞的客厅不坐，偏爱往“聊天室”里挤，藤椅不够坐，就胡乱把餐
椅扯过来，围坐在一起。

    阳台上有一把根雕做的大靠椅和两张藤椅，我们仨经常坐在那儿说话，中间的
大靠椅轮流坐，谁坐那位置，谁就得接受其余两个人的联合“攻击”。

    儿子住校了，家里显得格外冷清，“聊天室”更是伤心地。

    每天晚上，我坐在那里想：儿子吃饭了没有，夜里会不会蹬掀了被子……

    家里除了阳台顶上那盏小灯，其他的灯一律被我关掉，我受不了那种明亮亮、
空荡荡的氛围，仿佛黑暗能使空间缩小。

    彪子那时正在北京郊区拍戏，看我魂不守舍的样子，每天都赶回家来陪我。我
照例给他沏好茶，然后便自顾自地躲到阳台上抹眼泪。他便端着茶，坐在我对面，
“滋溜滋溜”地喝着，眼睛看着我，谁也不说话。

    儿子的日子也不好过：想家。

    第一个星期回家，要和我一起睡。他从小学五年级开始，已经很少提出这个要
求了。

    晚上，他的一双小手把我搂着紧紧的，眼里噙着泪。

    儿子很懂事，从来不说“我不去”。但回到家总是眼泪汪汪，话变得很少。

    星期天下午是儿子返校的时间。吃完午饭，儿子望着墙上的钟对我说：“妈妈，
我还能在家呆四个小时。”

    我的心一阵发酸。但我理智地一想，当初决定送孩子去寄宿学校，就是为了锻
炼他的自理能力，学会与同龄人好好相处，可不能半路就打退堂鼓啊。于是我咬着
牙，没有表态。

    一个小时后，他又看看钟：“妈妈，我还能在家呆三个小时。”

    “妈妈，我还能呆两个小时。”

    “妈妈，我还能呆一个小时。”

    “妈妈，咱们得走了。”

    路上，他不再说话，小脸儿一直朝着窗外，任我和彪子怎么逗他，也不做声。

    进了校门，他头也不回就走了。

    我已经“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看得出彪子心情也有些沉重。

    我的情绪让彪子很不放心，他每天赶回家想方设法地逗我。

    “哎，我说，干脆把咱家那辆大车开到学校门口去，咱俩就住在里头。等下课
了，咱就顺着那梯子往上爬，爬到车顶上。就算咱们找不着儿子，儿子也准能看见
咱们。”

    他叉着腰，作出一副站在车顶上东张西望的怪样子。

    见我瞪了他一眼，他又说：“要不这样，咱就拿着个大喇叭，像《有话好好说
》里老谋子喊‘安红’那样，在楼下喊：”傅子恩——饿像你！‘“

    他扯着脖子喊，声音拖得长长的，故意把“我”念成“饿”，“想”念成“像”。

    我“扑哧”乐出了声儿：“疯子！”带着重重的鼻音儿。

    “反正已经‘疯’了一个，一块儿疯呗。”

    看着他那大男孩儿般的调皮样儿，还能有什么烦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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