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六章 获奖后的谈话
2001年3 月的一个上午，就在袁隆平获奖一个月以后，湖南省《湘声报》的记
者李池陶在海南三亚荔枝沟采访了袁隆平。
袁隆平骑着一辆小摩托从田问劳动归来，换下套鞋，招呼记者进了房间。他的
房间陈设依旧那样简单，一个方桌，一张木床，一张木沙发。
记者与袁隆平一同落座以后，开门见山地说：
“请袁院士谈谈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
“感受。”袁隆平非常敏捷地接过话题，然后返身进里问屋拿出一包烟，开始
谈感受——
“荣誉不是我一个人的，这是对全体科技人员特别是农业科技人员的肯定，是
党中央、国务院对科技人员的关怀。
“设立‘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为了贯彻科教兴国战略。邓小平同志提出的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
丰富和发展。
“过去我们是‘臭老九’，是低人一等的，每次运动都逃不脱。这次没‘戳起
’，下次又‘戳起’。”（“戳起”是地方话，意思是抓住。）
袁老回忆过去，神态有些凝重。他重又点燃一支烟：
“后来 ‘臭老九’成了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老大，这种感受很难用语言来
形容。因为原来是在底层的。现在党和国家重视知识分子，我们不能居功，应当发
奋努力，在有生之年做出更大的贡献。我这一辈子将永远研究杂交水稻，争取出更
大的成果。”
“总而言之，获奖鼓舞很大，压力也很大。省委、省政府又号召向我学习，我
更加感到有包袱。今后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要特别注意，这不是我个人的问题，
是怕对不起省委、省政府。”
袁老不停地抽烟，表情很严肃。
记者问：
“您不要说有包袱，您是一位功勋卓著的科学家。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
望。”
袁老变得很高兴、很开朗，吐出一口浓烟，笑着说：
“我为湖南人民做了点好事，是吧？”
少顷，袁老又回忆得奖的情况——
“在授奖会上，我提出了超级杂交稻亩产要过800 公斤，杂交稻要走向世界。
这是当着总书记和总理，还有那么多部长和全国的科技界同行们表的态，我一定要
完成啊，所以感到压力很大。
“授奖仪式结束后，温家宝副总理走过来和我握手说：
‘你那两个心愿一定会实现。’他是管农业的副总理。两个心愿就是超级杂交
稻亩产800 公斤和杂交稻走向世界。“
记者看到此时袁老表情很凝重，想起了昨晚袁老在三亚湾游泳时开心的笑容。
“昨天您游泳的姿态很美，在风浪中前进得很潇洒。”
“是吗？我昨天游泳还可以吧。”
接着他还是很严肃。
“即使我完不成这两个任务，也一定要培养青年人完成这两个任务。我过了古
稀，老骥伏枥啊。今年我到海南特别高兴，因为我发现了新的希望。刚才你们在田
间也看到了朱运昌经营的稻田，我非常高兴。老朱，他是大器晚成啊。”说着，袁
老开怀大笑。
“朱运昌今年已经63岁，新育成的几个品种长势良好，老朱一直在田间守望着
这片稻田——放水拔草，数着穗数、粒数，记录各种数据。
“我对老朱说了，亩产过了800 公斤，我个人送一台摩托车给他。我是真的希
望他出成果，我个人的钱也可以奖励科研。公家的钱——总理、省长都批了科研经
费——只能用在科研上，我一分都不乱用，不搞旅游，不搞基建。个别人不是为科
研而出差，我不给他报销而是扣他的工资。”
记者：“您认为您一生最值得高兴的事是什么？”
袁老脱口说：
“日思夜梦的东西变成现实最高兴。”
记者：“您日思夜梦的东西就是杂交稻吗？”
袁：“是的，100 ％不育系在1973年搞成了，我特别高兴。
“邓小平说‘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我听了特别高兴。
“‘文化大革命’中要批斗我，我的夫人说：”我和你一起去当农民，搞杂交
稻‘，我特别高兴。
“‘文化大革命’中工作组搞试验田说要抓革命，促生产，选了好几块田都不
如意，最后选中了我的试验田，我逃过了劫难，能够在田里做实验，我特别高兴。
那年我36岁，我一边积肥，一边唱歌。”
记者：“在科研领域，失败的例子很多，您是一个成功者，您认为成功的因素
是什么？”
袁：“啊，失败的很多啊，90％，的都失败了。
“搞科研首先要有研究方向。我的水稻杂交理论来自实践，我是在实践中发现
了水稻的杂种优势。直到1972年仍有常规育种权威反对我的方法，可是我做了对比
实验，确认水稻杂交有明显优势。
“此外，要成功，知识是必备的。‘文化大革命’中，我和罗孝和一起搞杂交
稻，杂交稻的草多谷少，当时的军代表来参观，有人说，又不是喂牛，试验失败了。
罗孝和也很丧气，头也不敢抬起。开会时，我勇敢地站起来说：我们的实验成功了，
证明了水稻有杂种优势，谷多还是草多是技术问题。军代表立即表示支持，罗孝和
说：”袁先生你比我高一筹啊。‘所以说，坚持真理还必须有胆量。
“灵感也很重要。灵感应当是知识、经验、追求、思索综合升华了的产物，这
种升华往往要外界刺激一下，思想火花一现，你要抓住，不要放过它。”
记者：“‘不放过它’，您是指记下来，立即做，还是……”
袁：“我是立即做，比如1961年我选了一个好的水稻品种，心里非常高兴，希
望品种成功，可是收割时却大失所望。我有一次坐在田埂上想，水稻可能有个杂种。
灵感一出现，我立即去做，去寻找，去实验。”
记者：“灵感是不是一种有根据的形象思维？”
袁：“优良的水稻品种就像一个优秀的篮球运动员，有高度，有体力。水稻形
态好，生命力强，就有杂种优势。这是我日思夜梦的。我到南京江苏省农科院看见
那里一片水稻的株叶形态，立即觉得这就是我追求的理想形态，便断定这种形态可
能高产，现在我们正是在培育推广这种形态。当然，关于形态的理论相当复杂。”
记者：“成功有机遇的因素吗？”
袁：“有。‘文化大革命’中，工作组是”太上皇“。那一年我36岁，开始在
试验田集肥，经过‘牛棚’时，”牛鬼蛇神“组长——一位体育老师，他对我说：”
明天你就归我管，床都给你安排好了。‘工作组已经告诉“牛鬼蛇神”组长再写个
标签：
‘反动学术权威袁隆平’，可是工作组在斗我之前要新账、老账一起算，寻找
材料时发现了一份公函，这是一份国家科委发给单位的公函，公函要求支持我的杂
交水稻试验。而国家科委的伯乐们是看到了我发表在一个科研杂志上的一篇论文。
这个杂志是《科学通报》1966年第4 期。这是最后一期啊，好险！随之，‘文化大
革命’爆发了。这就是机遇。“
袁老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仍在回忆着……
记者：“您发现了杂交水稻，是不是到了今天，感觉发现人才和当年发现杂交
水稻一样困难？”
袁：“杂交稻要靠人，人有素质的问题，有没有培养前途，首先是德。有的人
想发财升官，是搞不出成绩的；有的人发奋学习，努力工作，水平可以提高。所以，
搞农业科技首先是德的问题，我们研究中心有许多人，外单位8 万、10万年薪请他
去，他不去，这就是人才。”
记者：“您是一位成功者，您认为成才之路有什么规律？”
袁：“我的思想比较超脱。代数乘法中的负数乘负数得正数现在都想不明白。
平面几何的三等分已知角、化圆为方不可能，我也没有弄清。这一次我和数学家吴
文俊先生一起领奖，我就和他讨论过。农业发展到高精尖的时候要靠量化来完成，
数学是不可以少的。我对吴文俊先生说：”数学是科学之母。‘吴文俊先生对我说
：“农业是数学之父。’”
袁老笑起来，又接着回忆：
“我读书凭爱好、凭兴趣，我对地理、化学、外语有兴趣。我不喜欢三角函数
sin 、cos.中学时我有位同班同学数学好，他帮我学数学，我教他学游泳，现在他
也是院士。
“读大学时，学校对我的评价是，爱好：自由；特长：散漫。”
说罢，袁老站起来大笑。他用右手不停地摸着自己的头，眼睛笑得眯成了一条
缝。
“我的办公桌乱七八糟。开始时，记者来了我有点怕，因为太乱。后来我发现
爱因斯坦的办公桌比我的还乱。”
说着，袁老又开怀大笑。
“我最怕戴紧箍咒，中学在教会学校只做过一次礼拜。当年我读书时有段时间
实行五分制，不喜欢的功课我奉行‘三分好，三分好，不贪黑不起早，不留级不补
考’。现在中学教育搞填鸭式不好，中学是基础，不应要求千篇一律，学生有几门
功课是特长就行了。现在英文教育光教文法，听不懂是没有用的。学外语要有天分，
我从小随父母迁徙到处跑，就有语言天分。比如外语的卷舌音像俄语TOBAPVⅢ，我
发得准确。还要有听的辨别力。在菲律宾听那里的同行讲英语和在缅甸、日本听那
里的同行说英语，发音是不同的。你应当能够和他们交流，这是实际能力。”
记者：“您是一位科学家，追求中充满哲理，您是不是爱好哲学？”
袁：“是的，毛主席的‘两论’——《矛盾论》、
《实践论》我很喜欢，‘两论’对于我的思想方法有影响、有作用。当然我也
研究，比如‘两论’中提出认识是从感性到理性，我觉得李达——他参加过建党，
是哲学家，他还当过武汉大学的校长， 他说得好，认识是经过感性——悟性——
理性的。哲学思想很难尽善尽美，金无足赤。‘两论’很好，当然现在读起来就不
同了，我有了人生的、科研的经验，会有新的看法。我认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
两论’。搞科研读点哲学是有好处的。我在年轻时学习李森科的时候，觉得他有主
观唯心论，之后才敢于冲破经典遗传学关于‘白花授粉作物杂交无优势’的理论。
“
最后，记者问袁老，“您的业余爱好是游泳还有拉小提琴吧？”老人很高兴、
很率真地低声告诉记者：
“琴是过去年轻时拉，现在中央台要我出国拉琴，我大吃一惊：不行。我是搞
科研的啊，游泳我还行吧。娱乐呢，几个朋友打打麻将，输了钻桌子，有时间晚上
你来看。”
健谈的袁隆平，在一个小时内，开怀大笑十多次。记者李池陶似乎还有许多问
题，袁老也意犹未尽，但是记者看到袁老那样忙碌，实在不忍心多耽搁他。临近中
午，记者只好依依告别了这位可亲可敬的科技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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