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节

    我和厄尔考特路的那帮朋友们常一起去参加聚会，有一次还到泰晤士河上划船。
作为校际滑雪旅行的一部分，我和来自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和都柏林三一学院的学
生一起去奥地利——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滑雪。与此同时，我也以自己有限
的方式，探讨内心中的紧张，在内心里我认同垮掉的一代及其20年代与30年代在巴
黎的外国前辈们。我读了凯鲁亚克的一些书和米勒的许多著作，在六周长的圣诞节
假期里，待在巴黎做这样的事非常惬意。我在左岸找到一家价钱很便宜的旅馆，有
些我在哈佛认识的人也住在这里。白天，我会去酒吧，和人坐在一起聊天或独自读
书。

    我一直在想——可能非常不准确——如果走上一条不同的生活道路，我本来会
过上在巴黎时的那种生活，或60年代前坎布里奇的咖啡馆文化所代表的那种生活。
随着岁月的流逝，甚至当我已经成为主流生活的一部分的时候，我仍然觉得如果我
想做的话，我总能够做出离开这个制度的选择。我可能只说一声再见，穿上一条破
旧的黄色军裤，在圣日耳曼德佩街找个小旅馆。看惯了我穿着条纹西装的人可能会
觉得这和我有些不协调，但我当时觉得，甚至现在也觉得，我可能会满意地选择一
种更轻松、更不受拘束的生活方式。那种感觉可能不现实，但在压力大的时候，我
对这种可能性的信念一直是一种精神上逃避压力的寄托。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每当
压力大的时候，我心里又会重新产生那种围坐在咖啡馆读书、长时间讨论哲学和生
活的念头。即使是现在我也常常想只以钓鱼、读书和打网球度过一生。

    复活节期间我去意大利旅行，夏天我与一位名叫戴维·斯克特的朋友开车在挪
威、丹麦和瑞典漫游。就在我考虑是不是在欧洲再待一年的时候，我读到一位曾浪
迹海外的人写的一篇文章，他写到，“如果你在国外待的时间太长，你就要开始堕
落了。”看过这篇文章后的触动以及想到父母可能不会太愿意为我在国外毫不相干
的活动再承担一年费用，我想可能是回家的时候了。当我们在法兰克福吃午饭时，
戴维的红色奥斯汀汽车被偷了，这时，我决定离开欧洲。

    我在国外过得如此愉快的部分原因是我对未来不格外担忧。在我的意识里，我
知道我可能会上哈佛或耶鲁的法学院，我曾经提出申请而且也曾被录取。我并不是
一定要做一名律师，而是从法学院毕业后路子会很宽。由于那位心理医生的作用，
哈佛曾答应重新录取我。但我最后还是上了耶鲁，因为在我看来，耶鲁的境界更广
阔，也更有趣，而且学习不那么紧张。有些夸张地说，我的看法是，在哈佛法学院，
你和同学们围坐在一起讨论合同问题，而在耶鲁，你们围坐在一起讨论善良和邪恶
的含义。

    我在耶鲁法学院的经历确实就像上面说的那种情况，我是在1961年夏进入耶鲁
学习的。除了上课和去图书馆，我的大量时间用在讨论从越战到美好生活的本质之
类的问题上。在法学院，我有极大的机会把我在哈佛形成的观点予以应用：如果追
溯到其本质，所有命题都是无法证实的。你可以持有强烈的道德信仰，这些信仰是
在成长和受教育阶段，或通过宗教信仰所形成的，但所有这些信仰的强仪都是无法
证实的。

    你永远也无法知道谁将会出现在你的生活中影响你。我刚进耶鲁时，碰到了一
个三年级的学生乔治·莱法柯，我曾经见到过他，当时我们都在迈阿密生活。入学
教育周期间，他在路上遇到我，停下自行车，给我提了一些高年级同学的忠告。乔
治说，在法学院表现好非常重要，因为这将带来学校和同学们的认可，认可会带来
愉快。

    我认为这种对人类本性的理解是不正确的。我回答说：“你告诉我说表现好和
得到认可会让你感觉好，但我的经验告诉我情况不是这样。”我告诉乔治我以极高
的荣誉从哈佛毕业，这给我带来了一种满足，但并不是他所描述的那种完美和自我
实现的感觉。

    几年后，在高盛公司对前来申请工作的人面试时，我仍然强调这一观点。当我
问应聘者他们为什么希望到我们公司工作时，较为诚实的人会承认，至少部分原因
是为了挣钱。我谨慎地提醒他们，他们将会发现挣了大钱可能会让他们在某些方面
感到满足，但不会满足驱使他们把挣钱作为第一位想法的理由。他们几乎都没有留
意我的话。但几年后，他们有些人在挣了很多钱后找到我抱怨说，他们对生活感到
厌倦和不满。

    在高盛公司、白宫、财政部以及现在的花旗集团等我所工作过的所有地方，我
都看见人们似乎通过某种地位或成就来找寻满足。多少年以前我试图对乔治·莱法
柯说的话，在我看来常常仍然是对的。人们找到自我实现的惟一地方是在他们的内
心。而那里往往是他们寻找的最后一个地方。

    那次与乔治的争辩是我们之间长达一年的交流的开始。我们不知在纽黑文的街
道上度过了多少小时，谈论法律、哲学和生命。乔治的哲学观比当时那个年龄的我
要深刻，而且他喜欢表现出愤世嫉俗和咄咄逼人。还有一个人有时参与我们的对话，
他叫利昂·布里坦，是剑桥大学的研究生，当时在耶鲁做留学生。后来他回国后成
为一名著名的保守党政治家。我们三人一次在纽黑文散步走了很远，乔治坚持说读
小说是浪费时间，因为能够获得的东西可以从写实文学中更有效地获得。利昂则回
答说小说通常能够比写实文学更好地把握现实。他们激烈争辩起来，尽管我的观点
与利昂更接近，但我努力要维持我们三人之间的平和气氛。

    乔治同情一种被称为法律现实主义的法律分析方法，当时这种方法对耶鲁的校
风影响很大。法律现实主义认为，成文法或先前判例措辞并不能决定判决结果，因
为可以以不同的方式解释它们。法官的判决是政策观、信仰、偏见和所有各种主观
影响的产物——一个著名的归纳是，判决是由那天早上法官所吃的早点决定的。根
据这个方法，你会对成文法、案情和司法判决进行思考。当你问成文法的措辞是否
决定了法官的判决时，答案几乎肯定是不。成文法的措辞可能适合两个或更多不同
的结论。法律现实主义就是挑战确定性和重新审视猜想的另一种途径，耶鲁的气氛
推动着我的智力沿着这些方向进一步发展。



    在耶鲁，我结交了一帮长期的朋友，他们也喜欢漫长地讨论世界上的问题。例
如，利昂·布里坦比我认识的其他人对越战的初期阶段有更微妙的看法。他认为美
国将会挺身而出对抗共产主义，但他担心美国的卷入会给国内造成决定性影响，造
成严重的社会分裂，而且美国卷入的消极作用有可能超过积极作用。这是相当敏锐
的分析，尤其是在1962年时。

    我在伦敦经济学院学习快结束时，碰到了卫斯里学院的一个二年级的学生，叫
朱迪·奥克森伯格，她和我在哈佛曾约会过的一个女孩一起路过伦敦。她们要去法
国过暑假。当我到她们住的旅馆带她的朋友出去吃晚饭时，朱迪出来开门，我当时
想，天哪，她这么美！第二天晚上，我和一位来自加拿大的朋友一起与她约定好，
我们四人一起出发了。

    我在法学院刚上二年级不久，朱迪来到耶鲁上研究生，攻读法语，我请她一起
吃晚饭。朱迪真正热衷的是表演艺术，除学习法语外，她还在耶鲁音乐学院选修了
古典声乐课程。我断定在耶鲁研究生院的环境中要抓牢这样一位才貌俱佳的女生是
不可能的，当时耶鲁的女生很少。所以我决定让朱迪和我的朋友来往，我真诚地想，
在理论上他们会给我回报，介绍更多的女生给我认识。

    幸运的是，这项计划根本就没有实施。我们最终单独约会了。朱迪和我有不同
的兴趣；她沉浸于剧院、音乐和文学，而在这些方面，我是个有些粗俗的人。但我
们俩在某些更重要的方面有共同点——对于我们周围的任何事情都有一种好奇心，
从我们认识的人到世界大事到其他人读过的书。我们也都趋向于对人们有相同的反
应，都有一种有些不太尊重别人的幽默感。人们的兴趣常常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发展。
在那些年，朱迪对政治产生了好感，并且给纽约市长戴维·丁金斯当了四年的礼宾
局长，还很受信任。与此同时，我也经常光顾剧院。而且我们还有其他的共同之处
：尽管我们两人也积极参与公益活动，但我们都是相当不愿意出头露面人，没有在
社会交往方面投入大量时间。

    11月份，朱迪和我订了婚。第二年3 月，感恩节假期结束时，我们在耶鲁的布
兰福德教堂结了婚。有14人参加了我们的婚礼，其中包括我们双方的父母。我们只
度了一天的蜜月——从我在法学院的同学斯蒂夫·尤民那里借了部车。斯蒂夫对音
乐和戏剧的兴趣可与朱迪相比，他成了我们毕生的朋友。第二天我就回到图书馆，
准备复习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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