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总裁办公室特务大队

    我还记得，在溪口小住的时候，蒋先生让大厨为他做了一道梅干菜扣肉，光是
这道菜，老先生就吃了一个星期。

    那时，我们的月薪是一元银元（袁大头），经费来源全部是来自我们从南京扛
来的那几口木箱子，当然，我们后来知道，这些钱都是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从国库
里头设法拨出来的一笔经费。这几箱子袁大头，提供了蒋先生在溪口指挥军政事务
的所有办公费用。

    六分之五的总统府警卫大队兵力，调到小小的奉化溪口之后，俞济时他们还是
对蒋介石的安危缺乏安全感。事实上，在1949年以前，溪口一带的山区，便经常有
共产党游击队出没，这也是蒋先生要俞济时将警卫大队所属的第五队，派驻在蒋家
坟坟庄的主要原因。

    而自从蒋先生退隐到溪口，俞济时深恐游击队和解放军联合起来，直接插入溪
口的心脏地带，危及蒋先生的安危。所以，等五个队的兵力全部部署妥当，俞济时
立刻要国防部把已经被调到部队当副军长的楼秉国，再调回溪口担任警卫主管。

    然后在五个队里每一队各挑选四位卫士，一共20人，组成一支便衣组，在第四
队控管之下，驻守坟庄，加强内卫勤务之不足，成为侍卫部队的“中卫”。

    在“中卫”的内部核心，有资深的侍从人员，随侍在蒋先生周围，成为蒋“内
卫”；而在最外圈，尚有驻守在四周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队，分别戍
守在溪口的雪窦寺、白岩庙、东澳、坟庄、武岭学校和丰镐房等据点，形成“外卫”。

    在这样的层层保护下，蒋介石就在溪口，默默扮演他地下三军统帅的角色。

    由于蒋介石当时已经没有总统的名分，他在溪口成立的办公处所，名曰“中国
国民党总裁办公室”。当然，他的侍卫组织也不能再称之为“总统府警卫大队”了，
于是，俞济时把它改名为溪口总裁办公室的“特务大队”。

    这个大队仍维持原先的六个队的编制，队长也和原来一样，第一队队长是黄埔
军校十六期的冯孝本；第二队队长是吕其广；第三队队长是毛赵壁；第四队队长是
唐茂昊。他们都是黄埔十六期的同学，惟独第六队队长王曜升，是黄埔十七期的。

    在溪口的五个队长之中，冯孝本、吕其广、唐茂昊三人是蒋介石的小老乡奉化
人。

    因为队伍名称的改变，我们侍卫人员的职衔，也改称为“特务员”。

    我是在溪口分遣到便衣组，担任便衣任务，从这段时间起，我就开始和大队脱
离，一直到台湾，我都是被分遣到个别的工作岗位上做事。

    便衣组自始就直属总裁办公室第八组配属下接受指挥，受到当时相当大的重视，
因为我们慢慢地接触到更核心的人、事、地、物，所以，保守机密便成为我们最起
码的工作原则。

    我平时就不太爱乱说话，这大概是我能够被挑入便衣级的一个原因。

    国民党在大陆的败退速度，是相当让人吃惊的，许多国民党要员纷纷打空隙，
向台湾“转进”。这时，连蒋介石最亲密的“达令”——宋美龄，在蒋先生下野时，
也跑到美国求援去了。

    不管宋美龄是抱着什么样的心情出国的，也不论他们夫妻之间到底有什么共同
的默契，一向受众人包围的蒋介石，此时孤零零一个人在溪口沉思对策，满目凄然，
不胜感伤。

    在以往时，蒋先生出门，一向是有好几队的卫士和他周围的核心侍从，随侍在
侧。但是，自从引退到溪口以后，他每次到各地视察军务，都只带他的一组贴身侍
从。

    有时候，即使我们便衣组这样的“中卫”，都被他摒除在外，可见他那时行踪
的保密程度。

    对我们来说，也多半是事后才晓得他的行踪。

    蒋先生从溪口撤退以后，他的行动路径，大体上是先到上海，再依次是到台湾、
广州、重庆、台湾、厦门、台湾。除了台湾以外，有人说，１９４９年只要是蒋先
生去过的地方，没有几天就被共产党占领了，这话虽然听起来像是一句玩笑话，可
是在那关头，听来是多么令人感慨而恐惧啊！

    特务大队接到上级撤退的命令，我们在宁波搭船，先到澎湖上岸，上级要便衣
组在澎湖的前日本海军招待所驻防，等蒋先生到来，其他的特务大队人马，则在俞
济时的命令下，先到花莲待命，准备随时反攻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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