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历史中透析“农民增收”(1) 2004年2 月8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意见》, 即所谓“一号文件”正式公布。“一号文件”年年都有,而竟成为农民的“专利”, 缘于1980年代连续五个“一号文件”所产生的“转折性”效果。 1980年代,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代表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使得农村经济从 安徽的小冈村开始,突破计划经济的层层堡垒,短期内产生了巨大的爆发力。它不 仅带来了连续七年的增产增收,更重要的是它在计划经济的墙角,凿开了一个缺口, 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下的中国经济从微观体制的放开开始,迎来了一轮难得的“黄 金增长”,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又一次挽救了中国。 回眸历史,最初的改革并非一帆风顺。当时的亲历者刘堪回忆,在1978年的文 件中,还有明文规定,“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此后两年,集体经营和 包产到户被冠以“阳关道”与“独木桥”,在全国掀起大辩论,支持走向“独木桥” 的地方领导一度寥寥无几。 五个“一号文件”的颁布使得改革的成果迅速掩盖了辩论的激情。1982年,中 央以一号文件的形式宣布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不同于合作化以前的小私有的个 体经济,而是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但是,好景不长,随着价格上的调 整,粮食产量开始下降,对农村的一系列改革也开始出现质疑,改革一度面临回潮 的危险。 好在东方不亮西方亮,农民从粮食增量中获得利益减少的同时,乡镇企业异军 突起,吸收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其数量甚至超过当年农村新增劳动力。这种增 长也没有长期持续下去,随着竞争的加剧,宏观环境的恶化,乡镇企业的发展在1990 年代之后迅速回调,大批的企业甚至面临倒闭。这之后,农民增收的另一条途径就 是大量进城,只是农民工进城的路径在通货紧缩的压力下逐渐萎缩,成为近几年城 乡差距持续拉大的一个重要原因。 靠粮食增收注定难以解决9 亿农民的发展问题,增产不增收几乎成为一个难以 逾越的怪圈。1998年之后,通货紧缩、城乡差距拉大同步出现,这些情景让人联想 起1929年美国的大萧条。以农民增收为代表的“三农”问题亟待解决。 2 月14日下午三点整,华彬国际大厦二楼华泰厅,原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副主 任刘堪、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农业部产业政策与法规司副司长 张红宇成为第3 期“21世纪北京圆桌”特邀嘉宾,就农村改革的历史和农民增收的 难题,展开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