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资崇拜”迷思(2) 内外资“不平等的起源” 《21世纪》:国内企业的迂回战术一定程度上源于内外资企业的国内政策待遇 不平等,这种不平等的起源在哪里呢? 赵晋平: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来,中国实行的是鼓励外商投资的优惠政策。为什 么这样做呢?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经济,毕竟已经落后于世界几十年,我们打开大 门以后,是希望能有一个比较快的增长,不单纯是提高我们本身的国民福利水平, 提高我们经济发展的水平,同时还希望能够“赶超”其他国家。从当时国内的一些 生产要素看,无论是技术还是资本实力,都不能满足这样的需要。这就是希望通过 有效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加快发展,采取了积极利用外资的政策。当时尚 处于计划经济体制时代,经济的主体是公有制的单一结构,国外投资者所希望得到 的更适合于国际规范的投资环境是不具备的,我们有必要提供一些优惠政策,使他 们能够形成一个较好的投资预期。 随着中国投资环境的逐步改善,特别是一个多元化的市场主体结构逐步形成, 客观上要求建立一个各种经济主体公平竞争的环境,因此,1990年代以来,中国也 在不断按照国民待遇原则调整外资的优惠政策,内外资企业统一的政策体系正在逐 步形成。 《21世纪》:大量引进外资一个基本前提,是所谓“双缺口理论”——改革开 放初期,我国技术和资金方面严重短缺。但是,现在回首整个过程,对吸引外资业 绩也存在很多质疑,比如他对技术进步的促进。 路 风: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上,引进外资确实对技术进步起到了积极的作 用,但外资企业技术“溢出”远远没有达到我们的预期。 中国汽车合资20年,一款车也开发不出来,反而是最近这些年兴起的体制外的 民营企业自主开发了一些车,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些企业不仅得不到支持,反而备 受打击。 《21世纪》:资金短缺情况从1994年以后已经发生转变,到2003年底银行存款 大于贷款49059 亿元人民币,是前十年的7 29倍,外资优惠政策的这一个理由也 应改变。 赵晋平:但是,并不能因此说我们就解决了资金缺口的问题。因为持有资金的 主体不同,它的机制就不同,它在市场经济中的定位和运作方式就不一样。比如将 资金交给民营经济掌握,产生的效率远比国有经济主体产生的效率高得多。 石小敏:我们每年用数百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来购买美国债券,也只有靠这样的 循环,才能保证总的效益高一点,如果我们政府自己投资,反而不一定达到这样的 收益,这说明我国的投融资体系存在重大缺陷。 赵晋平:我国吸收外资很重要的一点是为了带动国内相关产业的发展,提高整 体经济的基础和实力,而不是为了吸引外资而吸引外资。作为外商投资企业,也希 望能够在国内的环境下,有更多的相关企业能够与之配套,这是降低经营成本的一 个很重要的方面。 外商投资企业经历过十几年的发展过程,对于国内相关产业的带动作用还在逐 步地提高,只不过它提高的幅度还不够大。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从1990年代初, 进料加工方面,每出口一美元就需要进口0 87美元的零部件,在国内实现的价值 只有0 13美元。但最近几年的进料加工情况就有很大的变化,根据2002年的进料 加工计算,每出口一美元的产品,进口是0 64美元,有了一个0 36美元的空间。 客观上讲,华南经济圈、长江三角洲经济圈因为外资进入带动当地产业的发展,然 后当地产业的发展又带动大量的外资进来,产业聚集效应已经显现。 外资优惠政策反思 《21世纪》:在外资经济蓬勃发展的今日,民营经济的发展已经得到十六届三 中全会的明确认可和政策支持,在处理外资与民营这两种非公经济的待遇上,需要 进行整体的政策反思。 石小敏:问题就在于,我们在发展民营经济,或者是在发展中小企业方面,我 们的政策不到位,有多种多样的限制,导致延长产业链条的外部环境没有形成。 路 风: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关头,技术进步形式与过去计划经 济体制时代有了根本性的变化,技术进步的主体变成了竞争性的主体。在平等的市 场竞争条件下,最关键的问题是能不能创造出一个平等竞争的外部环境。 石小敏:像海尔张瑞敏说“与狼共舞”,舞上十年,谁是狼就不一定了。但是 从整体上看,现在尤其是外资已经开始进入的服务业领域,我们对国内的民营企业 仍然在采取非常不合理的抑制态势。相比对外开放,对内开放显得更加急迫。 我国过去一方面用各种优惠政策来面对外资,另一方面,又用更多的成本,更 多的代价去保护国有经济。国内土生土长的民营经济越来越成长壮大以后,这种歧 视的副作用也在加大。 赵晋平:我非常赞同这个观点。民营经济在全社会的投资已经占到了18%左右, 接近1 /5 。但是,流向这一块儿的资金流量占的比重充其量不会超过3 %,这就 说明我们在资源和要素的配置方面,最具有市场活力的经济体得不到足够的要素投 入,恰恰是由于体制的障碍所造成的。 石小敏:我国还没有在足够多的环节向内资开放,一个完整的制造业产业链条 就难以形成,造成就业岗位有限,收入也很有限,一个制造业可以有三个服务业这 样的格局在国内很多地方难以形成。 一个奇怪的现象是,好的民营企业往往需要借助国外的资本渠道、销售渠道和 信用渠道来发展自己,依托国内的渠道就会出问题。这跟对内资的开放程度还不够 充分有很大关系。 我们真正的优秀的企业家已经开始跟跨国公司贴身搏斗了,可是企业背后的国 内法律、服务支撑体系太差,这种体系与跨国公司后方的金融、法律体系不可同日 而语。 赵晋平:在目前多元化的体制下,有必要重新考虑我们给外商投资企业所提供 的优惠政策,是否能够保证市场经济充分竞争的政策和环境,是否更多的达成企业 的公平竞争。 到目前为止,外商投资企业所要支付的制度性的成本,客观上来讲还是存在的。 我们国内的企业,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在当地都有一定的人脉优势, 某种程度上,保留一定的优惠政策,对吸收外资,增加新的资本要素这一点上,还 是必要的。 我认为,鼓励民营经济,除了要求与外资企业同等待遇,更重要的是放开更多 的准入限制领域,尤其是放开配套环境的发展,包括对服务业的大量需求。能够通 过我们自身发展起来的民营经济形成的话,这种产业聚集的效果,或者是产业链条 延长的效果,将会更加的明显。 我们的政策目标是比较明确的,要延长产业链,扩大产业聚集效应,但是我国 很多局部的政策恰恰是和这一目标相悖的。比如说关于加工贸易管理和出口退税等 政策,为了达到出口的目的,进口原材料完全可以保税进行,没有增值税增加成本, 但是如果在国内采购再出口的话,恰恰不能做到完全退税,反而加大了出口成本。 本来上下游两家企业,有产销供应关系,就为了得到这种政策上的优惠,上游企业 就不得不把他的产品生产出来以后,到国外转一圈再回来,交给下游企业。香港有 大量的“一日游贸易”,实际上是深圳加工出的产品,必须拉到香港去转一天,再 回来交给下游企业,这个过程无形中加大了成本,但讽刺的是,企业却由于这个过 程,减少了更多的政策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