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债发行与十年来最大规模税改魔方(1) “中国的经济目前处在一个重要的关口,一方面,去年经济发展很快,效益明 显提高,活力有所增强;但是另一方面,中国经济的许多深层次矛盾并没有得到根 本的解决。”这是温家宝总理在答记者问时对当前经济做出的判断,他将这个“关 口”和2003年SARS的考验相提并论。在此“关口”上,“投资规模过大,物价上涨 的趋势比较明显”是两个重要的问题,而这两个问题又同时和积极财政政策相关。 1998年以来,为了应对内部通货紧缩和外部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果断推出了 以发行长期建设国债为主要标志的积极财政政策,它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一起, 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两驾马车。 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一个最为明显的效应就是每年将近两个百分点的GDP 附加 值,8000亿的长期建设国债资金带动两三万亿的投资,最终奠定了民间大规模投资 的基石。 2003年成为一个拐点。在这一年,民间投资以接近30%的速度猛涨,在中国遭 遇一场“非典型性战争”之后,却有了一个非典型性的惊喜——GDP 增幅达到9 1%,更大的惊喜是中国彻底走出通货紧缩困境。 但经济形势总是跌宕起伏,在我们走出通货紧缩之后,随即面临通胀的风险, 民间投资已经出现过热趋向,央行明确将2004年的调控目标锁定在“高度重视防止 通货膨胀和金融风险”之上。积极财政政策是否要“淡出”? 我国尚有10000 亿的国债在建结转项目,已经形成一批依赖性利益集体和利益 机构,财政政策甚至已经由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转变为经济发展本身的一个常量, 颇有“骑虎难下”之势。 2004年3 月14日,十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决定批准财政部部长金人庆受国务 院委托所作的《关于2003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及2004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 的报告》。报告中提出:“2004年中央财政需归还到期国内外债务本金3674亿元, 加上弥补当年赤字3198亿元和中央代地方政府发行的150 亿元,国债发行总规模为 7022亿元。” 与此同时,十年来最大规模的税制改革已经拉开大幕,无论是出口退税改革还 是增值税改革,都需要支付制度成本,这让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问题:税改成本 如何支付? 2004年3 月13日,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财政部综合司经济预测处 处长汪义达,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高培勇,人民大学教授、中国 财政学会副会长安体富共聚“21世纪北京圆桌”第6 期,在激辩中求解财政政策转 型的答案。 国债支撑两个点的GDP 增长 《21世纪》:从1998年至2003年底,我国已经发行长期建设国债8000亿,实施 积极财政政策六年来,一方面拉动了内需,带动了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也带来了一 些值得注意的问题,有评论认为,财政政策已经由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转变为我国 经济发展本身的一个常量。我们首先评价一下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效果。 汪义达:1998年开始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其直接导因是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 机对我国的冲击和影响,当时来自国外的需求明显降低,我国外贸出口形势趋于恶 化。上半年出口同比只增长了7 6 %,比1997年同期下降了186 个百分点。这 直接影响着当年经济的增长速度,实际上也可能影响上一届政府头一年经济调控目 标的顺利实现。 贾 康:外贸问题给当时的经济发展敲响了警钟,也是决策层下决心实施积极 财政政策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因为1998年5 月份外贸已经出现了负增长。 汪义达:那是连续22个月以来首次出现的负增长,好像是下降了1 5 %。再 加上当时宏观经济环境相对趋紧,民间的投资积极性不高,市场消费需求也比较平 淡,国内物价又持续走低,并开始出现下降态势。在这种经济背景下,1998年年中, 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及时果断地做出了较大力度地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力度的 决策,即出台了积极的财政政策。 从2003年开始,国内外需求全面恢复,特别是社会投资出现加速启动的势头, 民营经济投资趋于活跃,经济增长对政府财政资金的依赖有所减弱,经济自主增长 能力在明显提高。2003年GDP 同比增长9 1 %,达到1997年以来的最高增幅,与 此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贾 康:对积极财政政策,总体还是要肯定的。1998年以来,五年多的增长过 程中,中国经济表现这么好,应该说跟当时下决心果断采取积极财政政策是相关联 的。 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表现就是长期建设国债的发行,连上2004年已经有9100亿, 这笔资金同时拉动了配套资金,有很强的放大效应。 发行国债也是市场经济的一种调控手段,可以认为是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这 个变量有时候表现强一些,有时候弱一些,但是不可以弃之不用。关键是如何解决 过度依赖的问题,因为过度依赖就会积累过大的风险,把负效应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