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接制度问责时代 其次,新一届政府上任之前,中国政治已经进入危机突发期,对每个官员的职 守考验也就变得更加严峻。中国从建国以来到现在,期间经历过无数次大的危机, 比如大饥荒、“文化大革命”,但是却并没有因此形成整个国家的危机,一个重要 的原因在于每个政治职位上的领导都能够尽职尽责,有效地弥补了制度性的弊病, 从而增强了政府的生存能力和管理能力。再次,我认为政治问责制也是新一届政 府重构自己权力体系的一个重要环节。在腐败比较严重的情况下,如果惩治过多, 会影响到党的执政基础,同时,老百姓也不一定特别关注腐败问题,反而由于对腐 败无能为力,更多的关心是实实在在的福利。所以,通过反腐来说服民情,效率不 是最高的,反而是落实在老百姓最关心的事情上,效率最高。 李永忠:要搞管理和领导,就要有问责,问题只是用什么样的载体去问责。从 建党一直到现在,我们党的问责分为几个阶段。 在没有取得全国政权以前,我们实际实施的是以战争问责为主,战绩决定领导 的前途;建国以后是以运动问责为主,干部到底好不好,由运动中的群众来判断;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没有战争,又没有运动,问责开始转化为以权力问责为主, 就是通常所说的上级向下级问责。 当时,存在与权力问责为主相并行的另一个问题,是官员的新老交替问题。为 尽快完成特定时期的新老交替问题,邓小平同志主张用“年轻化”来解决。但是, 我研究的结果表明,邓小平是把“年轻化”作为一个权宜之计来实施的。我们后来 好些人对这一点并没有读懂。 迅速提拔上去的一批干部,不是战争打出来的,也不是运动干出来的,是凭着 文凭、年龄,这两个硬指标来完成的。有句话很形象地形容了当时大范围、快速度 的提干:“年龄是个宝,文凭不可少”。但是像孔繁森这种能作为领导干部楷模的 优秀干部却很难提上去,为什么呢?因为他既不符合文凭要求又不符合年龄要求, 幸好当时省委、地委的领导了解他,并遇上一次援藏的机会,否则,他可能永远停 在县级干部的岗位上。当时突击提拔的不少人的领导素质是不过关的,但由于中央 提出的“老人老办法,新人新政策”没有完全得到实施,于是利益的刚性导致“能 上不能下”现象大范围地出现,“到了年龄不要怕,不进政协进人大”。工农兵学 商都可以下岗、下海下课,领导干部为什么不能下位、下官呢? 其实,在SARS之前也搞过不少权力问责。当时主要是针对各种安全事故进行问 责,但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作用不大,“疗效”不显。SARS出现以后,两名 正省部级主要领导辞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纪 律处分条例》这两个条例的出台,标志着制度问责的开始。 实施制度问责,就是要从政治责任、领导责任、管理责任、直接责任、间接责 任等,一点一点问下去。这样,首先有利于提高我们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 部的政治责任心。其次,有利于澄清吏治,做到制度反腐。第三,有利于解决干部 队伍的能上能下问题。 当然,从权力问责到制度问责有一个磨合期,但这毕竟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我 国500 多万公务员和近3000万事业干部,不用问责办法来增强其责任心,解决其 “能出”、“能下”,势必要出大问题。毛泽东同志曾经说“流水不腐,户枢不蠹”, 几千万干部干好干坏一个样,不出不下不流动,怎么能不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