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问责制渐进而行 第二个在行为主体方面,要建立行为主体的权力基础,实现一种权责利益的均 衡机制。问责被滥用不是最危险的,最怕的是责权不均衡,问责制失去实施的合理 性基础。第三个是在国家层面上,主要解决政治关系问题,解决机构和主要政治 官员权责平衡保障机制问题,在现阶段是由人大这样的机构来确定的,通过人大的 权力来保障一些最基本的权责平衡关系。再从操作层面上来讲,实现问责,除了 要有法律根据、有制度的保障,还需要政务公开和新闻自由。在政务公开,新闻自 由的情况下,官员的隐私权的界限在哪里?我觉得,官员的隐私权在他获得公权以 后已经极大的让渡出去了,应该说他已经没有了隐私权了。《21世纪》:从具 体实施层面看,问责需要哪些机制的保证? 杨凤春:第一个环节就是述职,要建立常规的述职机制,利用经常性的述职转 变他们日常的工作状态。第二个就是质询,质询一定要成为未来中国党政部门监 督和被监督关系确立的一个主要的形态。应当提倡有关代表机构组成成员树立合理 怀疑的基本从业素质,实现代表机构的真正作用和效率,而不是一种摆设。第三 个就是辞职,辞职不能成为撤职的代名词,辞职是一种官员必备的行政和道德伦理 的表现。为什么官员会辞职呢?是因为他实在不好意思,在这个位置上再也待不下 去了,而不是领导命令他辞职他才辞职。还有就是罢免,目前最主要的就是要尊 重这种法定罢免权机构的罢免权。 官员问责制渐进而行 《21世纪》:刚才甄老师讲到引咎辞职和责令辞职的标准,从这些条款当中可 以看出都是一些应对事故和责任的消极条款,如果一个官员没有犯什么错误,但是 在他的任职期间,经济、社会也没有什么大的发展,这是不是也是一种责任?目前 的条令是否会客观上带来官员的不作为? 李永忠:问责制从最显性的方面开始,比较好启动,也好推行。但是,要实现 对工作的全面推动、深入推动、持续推动,却不能仅仅停留在这种显性的层面。 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领导的责任主要有两项,一是出主意,二是用干部。用 干部方面,关键是不拘一格、大胆选拔和使用优秀人才。分管干部的领导,特别是 主要领导,必须要多一些萧何月下追韩信,刘备三顾茅庐的态度和襟怀。出主意方 面,领导不仅要会自己出主意,更要会调动大家出主意,会用别人的主意,这样你 才会把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治理好。而我们现在不少领导干部不会、不愿、不敢用 优秀人才,自己出不了,也用不了别人的好主意,这种治理就很差。而问责制,首 先就要问领导干部出主意、用干部之责。 现在,我们只是在执行层面上问责,原来是对领导干部直接犯的错误问责,后 来是对大范围出现的问题问责。由于对乱作为和不作为这两方面的判断标准还不是 很清楚,这方面的问责也就做得还很不够。问责应该是一个全方位的,对决策、执 行、监督这三个环节,都要实行问责,才能真正收到实效。 杨凤春:问责制实践到什么样的程度才会有效果?我个人认为,要到那些官员 尤其是“一把手”,整天战战兢兢、食不甘味、夜不能寐的时候,问责制才算到位 了。 甄小英:前苏维埃部长会议主席雷日可夫在总结苏共下台的教训时,讲了一句 很有哲理的话:“权力应当成为一种负担,当它是负担时,就会稳如泰山,而当权 力成为一种乐趣时,那么一切也就完了。”实行官员问责制,特别是追究领导责任, 就是从制度上使权力真正变成为人民服务的“负担”。各级领导干部都感到肩上的 担子很沉重,都感到当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党的执政地位才会“稳如泰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