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第五极猜想 《21世纪》:说到底,问责制毕竟还是一种控制手段,要真正实现执政效率的 大幅度提高,还在于整体官员文化的彻底改变,那么,我们需要怎样的官员文化呢? 李永忠:我觉得首先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这个是必须要明确的。 以前我们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石是两块,一块是剩余价值理论,一块是唯物史 观。由革命党到执政党的地位和任务转化本身,要求我们的指导思想也必须同时进 步。 另一方面,科学合理的文化,还必须以科学合理的权力架构作为载体和支撑。 因为只有科学合理的权力架构,才能产生良性的执政文化。 甄小英:“文化大革命”前,咱们官员文化主流还是为人民服务,但是,平均 主义压抑了个人利益,阻碍了个人价值实现,在这种情况下有时候就表现为双重人 格,公开会议上说为人民服务,私下谈个人利益,没有把个人利益和为人民服务统 一起来。问责制应该起到积极的导向作用,能够引导官员,真正对人民负责。 杨凤春:开始构建新的干部文化中,我觉得应该包括个人的内在要素。一个是 羞耻感,人不当其位,事不尽责,就要辞职,这是一种基本的职业道德;第二个要 素是同情心,为什么一些官员与公众关系比较僵呢?就是官员考虑问题的方法不一 样,他可以为了一个莫名其妙的原因,把人家的房子拆了,导致妻离子散,却仍然 觉得很正常;第三个要素是道德—伦理意识,腐败的高发,与基本道德伦理意识崩 溃有直接关系;第四个要素就是敬业,所谓忠于职守。 七年前,重庆因为确立西部惟一的直辖地位而为人瞩目。直辖之初重庆就面 临三座大山:100 万的库区移民搬迁、300 万贫困人口脱贫和国有企业的改制问题。 当时吴邦国视察重庆曾经形象地指出,重庆是“西部现象”和“东北现象”的叠加。 面对三座大山,重庆试图启动两大战略,在西部大开发的同时振兴老工业基地。 中央给重庆提出的目标是,成为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为了这个目标的尽快实现, 中央大量干部被派往重庆——重庆的官员少有的富于创新精神,取消所有的公路关 卡、首试官员问责制……七年后,重庆的城市布局基本完成,基础设施建设被400 多亿夯实,汽车、摩托车、化工医药、食品、建筑建材等支柱产业持续发展,GDP 年平均增长率迈上9 %的台阶。但是,与下游相比,重庆的发展依然缓慢,它甚至 正面临边缘化的危机。当富于创新的重庆官员们提出要与“老大哥”同时振兴的 口号时,却发现振兴政策中并没有自己的名字,尽管重庆属于全国六大老工业基地 之一,尽管它的企业负债、就业和社保负担沉重。区域经济的整合是振兴重庆可 以利用的不多的方式之一,成渝一体化构想如能实现,西南极有可能成为中国经济 的第五极力量,条件是,对于龙头的争夺或者结束或者定格。重庆有希望成为西南 的物流中心、管理控制中心、研发中心,成都并不甘败下风,无论是单头龙还是双 头龙,二者首先需要整体架构,届时,重庆直辖优越性才能充分显现。2004年6 月9 日,就重庆的发展与西南地区的城市竞合等问题,国家发改委宏观院副院长王 一鸣、中国社会科学院西部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魏后凯、中国区域经济协会副秘书长 陈耀共聚“21世纪北京圆桌”第13期,展开激烈交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