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年代和早期影响
波: 您是什么时候第一次见到上海的建筑?当时的印象如何?您那时一定对
建筑想得不多? 贝: 我是在去香港之后到上海的,所以并没有太感到惊奇。当
时我十岁。那时的上海要比香港先进得多,不愧是亚洲的大都市,还有人把上海誉
为“东方的巴黎”,很有意思。1920年代的上海有许多租界,充满了生机,是远东
的大都市。
波: 人们当时爱把上海称作“东方巴黎”也是因为文学、艺术、音乐和歌舞
等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这些您是否记得?
贝: 当时的上海是很国际化的,因而也更开明和包容。我就在那里读中学,
上海的许多新思想使我受益不少,我接触了新的建筑、艺术和生活方式。但上海是
个既精彩又腐败的世界,我从上海学到的有好有坏。好的是我从上海约略地看到了
我在苏州未曾见过的未来或是未来的开始。上海新盖的楼房对我显然影响不小,那
时,上海已是越盖越高了,这是很特别的。苏州的房子大多是一、二层或是三层,
那已算是高的了;而上海当时却在盖十、二十和三十层高的大楼。我就由此喜欢上
了建筑。
波: 我猜想,您特别是见到外滩的建筑群和美丽的河滨大道时喜欢上了建筑。
贝: 是的,那种强烈的印象是难以忘怀的。但对我来说,外滩多少代表了过
去,未来并不在外滩,外滩代表了殖民地的过去。上海当时新的高楼大都建在中城,
而非下城,中城是新建设的中心。譬如说,花园酒店是我当时最喜欢的建筑,它曾
是远东的第一高楼,非常庄重、豪华,西方的那种豪华。这座酒店楼高24层,拥有
当时最高级的客房200 多间。
波: 您当时是否知道谁是建筑师?您对那样的细节是否感兴趣?
贝: 当然,我自己找到了答案。那是一个叫乌达克(Ladislav Hudek)的捷
克籍建筑师设计的。当时上海流行殖民地古典建筑,乌达克是这方面的大师。从那
儿我已经看到西方新建筑风格的萌芽;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它的高度,我被它的高度
深深地吸引了,从那一刻起,我开始想做建筑师。上海还有其他很多吸引我的地方,
周末我常去国际饭店附近的大光明电影院看电影,或去撞球房打撞球。现在听来可
能有些奇怪,但这可是当时中国年轻人流行的娱乐活动,我还成了不错的撞球手。
在我看电影和打撞球时,国际饭店也越建越高,这使我依稀看到了未来,这一点应
当归功于上海。
波: 路易·康(Louis Kahn)曾经说过:“小孩子在城市街道上游荡时所接
触到的一切,有可能会对他未来的作为产生启发”。我们就来谈一下撞球吧: 您
喜爱撞球,是不是因为其中的几何?
贝: 我想是的。撞球是一种几何游戏,我爱玩,也玩得不错。它其实是一种
向量,一种几何的向量,玩撞球可以了解几何,这一点是我后来才体会到的。同时,
撞球也是一种策略游戏。撞球中确实存在一些作为建筑师所需具备的要素。
波: 尽管这主要是与传统相关,但我很想知道,对于您的祖父母和父母来说,
什么观念是最重要的?请谈一下他们是如何将这些观念传达给您,您的成长环境又
是如何?
贝: 我是上海典型的中国家庭中长大的。我的家庭并不很新潮,是很传统的
家庭,所以,中国传统观念对的我早年影响很深。事实上,祖父为了让我学到更多
中国传统观念,还特地接我到苏州去住,这使我与祖先们更接近。也就是说,我的
成长基本上是受到儒家观念的影响。当然,我的童年也有另一面;父亲在香港的银
行供职时,我曾经在香港生活,在那里我看到了一些西方的东西。但总的来说,我
的成长是完全中国化的。
波: 您学习了什么儒家思想?其中那些是很重要的?对于西方人来说,“儒
家观念”或许还是很笼统的。
贝: 我想这对我们来说也是很笼统的概念。当然,关系、地位的亲疏等级结
构很重要,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丈夫和妻子、兄弟和朋友,人生观念和道德观
念都是以等级为基础的,我就是在这些观念下成长的。在我孩提时代,皇帝不复存
在,革命已经发生,但孔子的道德伦理在我早期的教育中还是占了主导的地位。
波: 这种传统,广义上的传统,可能对某些自由是有益的。因为已属传统,
生活中有些事情就不必去考虑了,它们成了理所当然的事,因而让人有更多时间去
想其他事情,这是我对传统的理解。
贝: 我的看法完全相同。如果我们从广义上去理解传统,那么您刚刚所提的
想法也同样适用于建筑。我想再谈谈中国的传统,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也是很特
殊的。
我说的只代表我的世代。您知道,儒家思想在中国社会扎根了二千五百多年,
它并没有从中国消失,未来也会继续存在。但在我的年代,儒家思想所受到的重视
逐渐降低,不如我父亲和祖父的世代。这有没有给我带来更多的自由?我想是有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 按中国的传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很重要的,就是中文所谓
的“待人接物”,一个人应该懂得如何得到、如何给予,我很小便接受这种教育。
儒家的道德观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很实用的哲学,并不是一种宗教,西方人对此
常常误解。儒家思想不是宗教,而是待人处世的方法,它如同道德关系,决非宗教。
波: 我也是这样想的。在传统中许多情况都已清楚界定,这些条条框框让事
情变得简单多了,毋须做太多的讨论。而在这些框架内,人们还是可以得到一定程
度的自由。
贝: 我的看法也是这样。但我认为中西方有着一个很大的不同点。对西方人
来说,宗教是很重要的,虽然我不确定,但我认为信仰上帝并不会给西方人带来局
限,这种抽象的信仰其实是行为的原动力。但我成长的文化中没有此一特质,因此
也不知道这会对我产生什么影响,但我相信儒家思想和基督教之间有一定的共同点。
孔子并不是中国社会唯一的哲人,孟子、老子等其他许多哲学家组成了中国社会的
哲学根基。但与西方人相较下,我的一生缺乏了宗教精神的影响,我常想,如果有
宗教影响的话,我会成为怎样的人?
波: 您是否觉得由于缺乏宗教影响,人生中缺少了什么?比如说信仰的能力?
贝: 是的,在某种意义上,我确实是缺少了某种能力。想想那些为赞美上帝
而创造的许多美好的东西,想想那些艺术、音乐和建筑的巨作。这种设计灵感是我
无从体会的,我也不知道我到底错过了多少。至于我的一生、我的道德行为,不管
我是基督教徒还是佛教徒,我想我的做人准则不会改变。
波: 您的母亲是佛教信徒。
贝: 是的,她是虔诚的佛教徒。我还记得她经常带着我到她定期去清修的寺
院里,我总是在那里静坐很长的时间。这便是我母亲对我的教诲之一: 学会在寂
静中倾听。
波: 您母亲去世的时候,您才十三岁。
贝: 是的,我刚满十三岁,我伤心极了,这一点我的弟妹们都看到了。那个
年纪的我已经明白母亲的重要性,所以她的去世对我打击很大。我并不是说我的弟
妹们没有这样的感受,但对我来说打击更大。当时被召唤到她床前的是我,为她准
备鸦片烟枪的也是我。她得了癌症,只能靠吸鸦片来止痛。她临终前叮咛我的最后
一件事是照顾好弟妹,做他们的好榜样。对我来说她曾是那么重要。
波: 她显然对您早年有巨大的影响。您能谈谈这些影响吗?
贝: 我想她生活处世的方法对我的影响很大,她很受朋友喜爱,朋友很多,
这一点我很佩服。母亲和她的朋友每每因某某人的阿姨到来就小聚一番,谈天说地。
我有幸听过她们一些谈话,可以感受到她们之间的深厚友谊。我想这应该能使您感
受到我母亲的为人,她待人热情,别人很尊敬她,这对我影响很深。
波: 您母亲去世,您失去了她——这个打击已经很大——但接着您还失去了
自己的家?
贝: 由于我父亲不能亲自照顾我们,他把我和弟妹们交给管家抚养。我们是
在管家的照顾下长大的。那之后,父亲也开始自己的生活,他是个大忙人,我们家
已经不是一个家了。父亲为我和弟妹们找了一户很大的公寓居住,从那时起,父亲
就与我们分开生活,我就在那种没有母亲的环境中生活了三、四年。母亲去世后,
父亲一度很忧郁,银行董事会劝他出国旅行一阵,就在那时我父亲结识了我的继母。
当时父亲奉派担任中国驻意大利公使,之后他们便结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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