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的干部(躲过一劫) 从延安时起,“精兵简政”这个词汇差不多每隔几年就要出现一次,意思是要 “精简机构”,裁剪冗员。但最后的效果如何呢?我们的精简机构,往往是像举刀 砍桌子的角,砍掉1 个角,4 个角的桌子就变成了5 个角的桌子了,又多出来一个 角。所以直到现在,我们的各级党政群团组织机构、编制,越来越庞大了,四边形 变成了多边形。例外的是,唯独有用的气象哨,可以服务于当地生活生产的事业单 位,却像砍白菜一样,砍一棵少一棵,不会重生,很难再生,最后绝迹了。 气象哨遍地开花不到一年后的深秋时节,沈阳市气象台为了提高气象站、气象 哨的观测能力与水平,在新城子区举办了气象学习班。这次学习班的背景是,国家 气象局出台了一套新的气象观测规范。所以,学习班学员的主要对象是全市各气象 站的气象观测员,少有气象哨的气象员参加,我是“少有的”其中之一。那咱的气 象哨,已经由原来全县的27个“砍掉”了23个,只剩下4 个“中心气象哨”了。4 个中心气象哨的经费,由县财政拨款。其他的气象哨因为“经费自筹”这把软刀子, 而惨遭屠戮,从此销声匿迹了。换言之,与其说“惨遭屠戮”,不如说是“自杀”, 被逼自杀吧。 学习班让我们参加,感到中心气象哨在沈阳市气象台的眼睛里还是有一定的位 子的,是可以被保护的,是能够继续生存下来的,我们都这么想。都这么想,就都 想把学习学好,那是我们生存的饭碗子,谁都不想砸自己的饭碗子。 一个月的学习班就要结束了,进入紧张的综合考试阶段。考试很严肃,每个人 一张桌,相距很远,难以交头接耳。市气象台的领导都来现场督查,把“严肃”升 格了。监考也很严格,几乎达到一个监考监考一个学员了。考试不及格,要重新学 习,还要通知单位不给你报销任何费用……看来还真把我们当回事,那就认真地对 待好了,我们都梦想靠这个饭碗子吃一生的气象饭。 还好,所有学员没有考不及格的,但得高分的不多,我得到99分的好成绩,名 列所有学员的第二名,第一名是气象专业人员。喜悦之情不必细说,“喜极而泣” 却真的要泣了。 好成绩不是好前程的必然结果。到了1981年,“气象哨热”热到了极点之后, 开始迅速降温,从沸点降到了冰点,一个将气象哨彻底地从历史碑文中熔化掉的程 序,正一步步加热升温。 这个时候,也正是公社机构大刀阔斧精兵简政的时候,几乎所有的非正式公社 干部全都被清除出局。我是惟一一个幸免者,成了一名身兼二职的临时干部,那年 是1981年。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沉冤昭雪,大快人心,“罪有应得”的也难逃 侥幸了,公社广播站的任老师也“引咎还乡”了。 “文革”期间,任老师任小韩大队党支部书记,因造反派打人致死而难逃操纵 的责任。公社党委作出调离现岗位,回原大队学校任民办教师的决定,同时任命我 接替他的广播站编辑的工作,我身兼二职了。 也许是阴差阳错吧,我来到新的岗位的同时,中心气象哨即宣告在全县“崩盘”! 乡里不再有气象哨了,对此新民气象站感到很惋惜。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民县有了 一个新生事物——成立家庭气象哨,那就是我家。 家庭气象哨得到县财政的支持,把每年不到100 元的“观测费”拨到公社,再 由公社发到我的手里。我没有时间观测,所有的工作完全由我的爱人和孩子们来完 成,我成了李华春式的顾问,也是她们的老师。不管怎么说,气象还是没有离开我, 气象情感还在延续,我很欣慰。于是,借用我的笔,写了一篇报道,刊发在《辽宁 日报》的头版头条的位置上,赞扬了不起的改革举措,唱了一回改革的赞歌。而对 于曾经轰轰烈烈的气象哨来说,无疑是一曲哀凄的挽歌和告别辞。 新闻的轰动效应,给某些领导的脸上大增光彩,我也得到了8 元钱的稿费。后 来,县财政不再支持了,家庭气象哨就像高空中的探测气球,达到一定的极限高度 后,因经不起内压的膨胀,像肥皂泡似的终其使命,融进浩瀚的太空中,没有了踪 影。 老婆要吃饭,孩子要念书,我要工作,哪还有那么高境界和时间无偿地从事业 余气象事业啊?那时候我就慰藉自己有愧于李大舅的精神,我就说:一个人矢志不 渝的追求是神圣的,学会放弃更需要勇气,勇气可嘉!所以我下定决心与气象决裂, 就把那个美好时光的亮点,久蓄在心中,让它燃起一把更加熊熊的烈火吧。 没去广播站之前,公社精简机构的火已经点燃了,为此,有好多人很上火,都 害怕这把火会烧到他们的身上。我是临时工中来公社时间最短的,不值得上火的那 种人,做好了旧地重游的准备就是了,没有上火的理由。现在只留下我一个,感觉 有点像当今中大奖的味道,自然要珍惜这无比的幸运啦。但我不很明白,我有什么 优势可以留下呢? 我没有任何背景可以依托,我没有去找关键人物去游说,仅仅是中大奖那样的 幸运吗?直到党委副书记冯绍华找我谈话的时候,我才知道为什么把我留下了。道 理很简单,他说: “现在咱们公社机关,就缺一个能写的,你有文化,你去广播站任编辑,现在 就去。” 原来是这个道理才把我留下的,我怎么会想得到啊?你想,高中毕业能算是有 文化吗?即使算有文化,就一定“能写”吗?当然了,到公社后我的表现还是不错 的,都说我吃苦、肯干、诚实……其实这不是什么表现,我就是这样的人,我不会 表现,更不会作秀。 40多年过去了,我很怀念那个时期和那时的领导。我没花一分钱,却得到公平、 公正、公允,也敢公开“公众”想知道我能留下来的秘密。那时我不敢公布留下来 的原因,因为我真的不会写什么,我实话实说了,会引起别人的猜疑,会给领导摸 黑,也冤枉了我自己。 我从来不写任何文章,也不怎么看新闻,不喜欢看公式化的新闻,讨厌“大报 抄小报,小报抄‘梁效’”的新闻。所以,我哪能懂得怎样去扑捉新闻、找好角度、 提炼素材……那么多的写作要领与技巧啊。 为了不辜负领导对我的“偏爱”,也为了自己重走一条新路,也为了证明“我 能”,就一切又重头开始了,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自学。 我的确很幸运吗?气象哨,我是“革命”到最后的一个人,被我革黄了;精简 机构,我是惟一一个留下来的人,都说我幸运。不过,我也是最不幸运的人。别人 搞气象,学新闻写作都有老师领进门,只有我永远也离不开“自悟”。到了这步田 地,我才感到“文人”值得我羡慕了,那也是饭碗子了。 1981年12月初,《沈阳日报》终于刊发了我的第一篇社会新闻。写的是我们公 社一个叫魏绍武的农民,跟人家借4 元钱去抓奖,同时抓到一辆自行车和一台缝纫 机两个“大奖”的消息。文章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十个字,但却是我破天荒的突破, 也是近年来新兴公社第一次见报。 1982年初,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联产承包的责任制在全公社实行开来。 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生产热情空前高涨,粮食产量才真正地“跨黄河,过长江”。 家家户户都是“有粮有钱丰收年景,无忧无虑太平新春”。这幅对联是我1983年春 节时写的,是那时候农民心情的写照,也是我对改革成果的写真。 至此,农村生产队原来的十等人,如今都是一个等级了,都要靠力气吃饭,靠 头脑挣钱。我采访的所到之处,无不欢声笑语,无不令人振奋。 1983年春节前快到除夕了,我依然在采访,那篇“幅幅对联迎新春”的通讯发 表在《辽宁农民报》的头版头条的位子上。 从我当编辑到任乡政府办公室主任的14年里,在省内外各种报刊上,一共发表 了近千篇文章,主要集中在开始的6 年里。这些文章有消息、通讯、言论和报告文 学,我也多次荣获优秀通讯员的称号,也为家乡的知名度做了一点贡献,值得欣慰。 然而—— 和所有的事物一样,我搞新闻这一行也经历了巅峰与谷底,激情与沉闷。 1989年后,我很少写新闻稿件了,原因大概有三点。 1988年12月24日,家父病故,我心情灰暗,难以提笔。大家知道,文章不是无 情物,亲人永别,我还有闲情逸致吗?还会有兴奋点吗?还会有好心情吗?这一点, 是我不写新闻的外在原因。那么,内在的原因是什么啊? 随着土地承包到户责任制的不断向前推进,几乎所有的新闻导向都疯狂地夸大 渲染农民的暴富,不遗余力地扩大“改革的成果”,农民的负担刹那间加重了,社 会矛盾日渐突出。相继,“数字出官”“官出数字”的浮夸不实、弄虚作假之风日 盛一日,腐败之风愈刮愈烈,伤害了农民的积极性,干群关系越来越紧张,后来达 到“深恶痛绝”的地步。 那时候,农民把乡村干部叫做“三要干部”。即,一要粮(征购粮,不交不行) ;二要钱(提留款,少缴不行);三要命(计划生育,强行坠胎,不坠不行) 造假成风。新闻不造假,没有了新闻价值,我写了也没有人用,太不新潮,保 守。新闻造假,违心,我干不来,只好不干。 1989年春夏之交的“动乱”,我的心受到极大的震荡。我的大儿子在吉林大学 就要毕业了,担心啊。担心他是又一个王丹!年轻人太感情用事,涉世不深,我又 鞭长不及马腹,如何遥控?忧心、忧虑、忧愁,还有闲心、闲暇、闲情写新闻吗? 加上那时的一个领导“逼”我入党…… -------- 流行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