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在云南省第一工业学校 我初中毕业回家劳动不到半月,公社粮管所的人就到我家找到我,说他们需要 助征员,只要我愿意干就可以去干。并说按往年的情况,征完粮后,公社一般都会 安排助征员到企事业单位工作。我没有做更多考虑,当即就同意了。粮管所组织我 们几个助征员到县上进行了两个礼拜培训,主要是学习粮食验收等级标准,回来后 便开始公余粮征购工作。刚开始工作一周,我就收到了云南一工校的录取通知书, 我和所长讲我不干助征员了,我要去读书。所长很为难地说,你已经进行过培训, 你现在不干了,叫我们怎么办?让我们去哪里找人来干?自知理亏,我也就没多说 什么。母亲知道后,也恳求我说:“孩子,你现在已经有工作干有工资领了,只要 好好工作就行了。你在这儿工作,离家也近,也能给我们母女一些照顾,你要是到 了昆明,不但照顾不到我们,就是我们想见你一眼都见不着,妈就求你一回,这次 你就不要走了好吗?”我感觉到去继续念书的阻力不小,加上连去的路费都没有, 也就只有无可奈何地将这次上省城读书的机会放弃了。 所领导安排我具体负责全公社八个大队中三个大队的公余粮征收工作,任务很 重。交粮的社员排成队,我们从早到晚忙个不停。10月底的一天,我接到镇沅一中 鲍丕杰校长打来的电话,问我为什么没有去一工校报到,如果不是对方来函询问, 他们还不知道我没去。我说主要是我没有路费,他说没路费为什么不早说,有困难 的新生,到学校报到的路费国家是可以补助的,叫我赶快办理好迁移户口和粮食关 系到学校找他。这一下我冷了的心又热了起来,我直接跑到公社找领导,到了公社, 只见公社办公室主任正向一个不认识的人汇报工作,那人像是个上级领导,我就干 脆把我的情况和要求都向他们一起说了。那位领导听了以后,先是有些奇怪,后是 有些不满,严肃地对办公室主任说:“你赶快给他办,一定要让他去念书,粮管所 那边的工作让他们再想想别的办法。能考到省里去念书的,你们公社有几个?县里 又有几个?培养人才是大事。”于是办公室主任当场就把我的手续给办了,后来听 说那位领导就是县委宣传部长。 又一次先斩后奏,我把一切手续都办好了才回家告诉母亲,母亲听了以后,什 么话也说不出来,只是滴滴答答掉眼泪。我对母亲说,我现在还年轻,多读些书对 我以后有好处,请他咬咬牙再辛苦几年,等我毕业了,情况就会好的。又是叔叔站 出来帮我说话,他说手续都办好了,去就去吧,家里的人有口饭吃就行了,多读书 对他肯定有好处。母亲搽干眼泪说,我又何曾不是这么想,只是家里连被子都没一 床,他去那些冷地方怎么过呀!叔叔立即从他床上扯下一条羊毛毡给我,我就这样 带着一条羊毛毡、一床棉毯离开了家。 到了中学校,找到鲍校长,鲍校长在我的路费申请上签了字,让我去找县文教 科办理。到了县文教科,王亚科长问我,都开学两个月了,你怎么在才来办?我说 我不知道国家可以给路费。她在我的申请上批了同意补助30元,叫我赶紧到学校去 报到。同时,她还给邮电局黄秘书打电话,请他们帮安排我搭乘第二天的邮政班车 到思茅,因为镇沅到思茅的客车好几天才有一趟。从镇沅到思茅的车票是六块六毛 钱,从思茅到昆明的车票是十八块九毛钱,车费一共是二十五块五毛钱,住宿费每 晚也就是三四毛钱,三十块钱足够我从镇沅到昆明的路费了。我坐邮政班车到思茅, 马上就去买第二天上昆明的车票,思茅到昆明每天只有一班车,25个座位,但头天 下午还能买到第二天的车票。思茅到昆明578 公里,山高坡陡路窄,汽车要走3 天, 还每天都是两头黑。第一天到墨江,第二天到扬武,第三天才到昆明。我是1963年 11月4 日离开思茅的,5 日到扬武住下后,兜里只有两毛钱了,因为我从镇沅出来 时,身上总共就只有40元钱,我又预留了10元学杂费书费,而且把它放在行李中托 运了,要到昆明下车后才拿得着,也就是说5 日晚上和6 日中午的两餐饭我只有两 毛钱。怎么办呢?只有饿一顿了!我在扬武饿着肚子睡了一夜,第二天中午到玉溪 吃了一碗米饭和一碗白菜豆腐汤,下午四点多,终于胜利到达了省城昆明。在昆明 西站下车后,一个手拿扁担绳子的人问我要到哪里,我说要去一工校,他便自告奋 勇地说他带我去。我跟着他从西站出来,经凤翥街、青云街、圆通街、米厂心、灵 光街、薛家巷、穿心鼓楼到了蓆子营一工校大门口,他向我要3 元钱,我就给了他 3 元钱。我的心怦怦直跳,就像要跳出胸口似的,我找到教务科,恭恭敬敬地向南 冰声科长敬了个礼,并向他报告了我的一切情况。南科长先是亲切地问我下车后是 怎么找到学校里来的,我说是请人送我来的,他又问给了多少钱,我说给了3 元钱。 他笑眯眯地对我说:“你被人家骗了,从西站到这里,坐三轮车也只要六毛钱。” 我心里好辣疼,这是我人生第一次被人骗钱。接着南科长问我在这个学校里有没有 认识的人,我说有一个今年考进来的同学叫赵福康。他从学生花名册里查到赵福康 的名字后对我说,那你就和你的同学在一个班吧,这个班有一个同学休学了,正好 空一个位子。你一定要努力赶上去,实在赶不上区也不怕,人家读四年吗你读五年 嘛!赶上去我心里是有数的,念初中时不就是这样的吗,但我还是只说,我一定会 努力的。接着南科长打了个电话,不一会我们的班主任全永生老师和赵福康来了, 他们把我带回宿舍,为我安排好了吃住的问题。 1963年11月7 日是礼拜天,休息了一天,8 日早上我就坐在云南一工校机器制 造26班的课堂上听课了。班里果真有个同学休学了,我坐的就是她的位子,用的绘 图板、丁字尺和绘图仪器也是她用的那一套,我一直用到毕业。我一到学校就赶上 期中考试,各门课的老师都对我说,你想考就考,不想考就等到期末一次考,你可 以随便。老师们是好心,怕我考不出来面子上过不去。而我反倒凭着初中的底子想 试一试,看看我和大家的差距到底有多大。我参加考了,结果除了物理考61分、化 学考63分刚好及格之外,其它各科都在70—80分,俄语还得了90多分,同学们对我 还真有点刮目相看了。后面的半个学期,我把所有闲暇时间都用在了补课上,在老 师和同学们的帮助下,期末考试,我除了体育为及格分之外,其它各门功课,成绩 都在80分以上,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受到学校领导点名表扬。 云南一工校的前身,是解放前的老昆华工校,解放前夕昆明“12•;1 ”学 生运动死难烈士之一的张华昌同学,就是昆华工校的学生。解放后,昆华工校合并 了其他几所中专学校后,更名为云南省第一工业学校。设有机器制造、热处理、电 厂、铸造、锻造、农机制造、有机化学、无机化学、化学分析、造纸、硅酸盐等十 几个专业,是云南最大最强的工业中专学校,学制4 年。学校有个实习工厂,机加、 焊接、钳工、热处理、铸造、锻造工种齐全,能生产Z540立钻、 2BA6 水泵等机械 产品。学校的勤工俭学搞得很不错,教学大楼——“勤俭楼”就是靠学生在实习工 厂劳动挣钱盖起来的。学校是在昆明东郊蓆子营原西南航校的基础上建起来的,教 学设施也相当不错。老校长孙仲宇,原来是省轻工厅副厅长,下巴上的胡子有半尺 长,是位很慈祥的老人。我们坐在教室里上课的时,常常看到他在花园里给花草松 土、浇水、施肥,把葡萄藤理上架子。葡萄熟了的时候,他叫每个班都端着脸盆去 摘一盆,抬回来让同学们尝鲜。我为能进入这样的学校学习感到非常满足。1965年, 属轻化工专业的班级分出去成立云南省第三工业学校,但学习生活都仍和我们在同 一个校园内。 入学后,经申请我获得了甲等助学金,火食费全免,每月还发给两元零用钱, 生活学习都有了基本的保障。昆明虽说号称春城,四季如春,但冬天下雪,还是很 冷的,特别是我们这些从热地方去的同学,冷得简直受不了。在家乡,我们不穿袜 子,单衣单裤也能过冬,睡觉时盖床毯子也就可以了。在昆明可就不行了,冬天不 穿袜子脚趾就会生冻疮,不盖棉被就睡不着觉,不穿棉衣就会被冻得全身发抖。学 校对我们这些困难学生给予了特别的照顾,冬天发给棉衣、绒衣,夏天发给单衣、 蚊帐,全班就我一个人没有被子,还给我发了一床被子。实习工厂收回的破旧工作 服,我们也可以去拿来洗洗干净,自己缝缝补补穿。需要我们自己想办法解决的, 就只有每个学期开学时要交的学杂费和课本费。为此,我每个假期都必须找小工做, 挣够学杂费和课本费。我做过搬运工,到酱菜厂腌过咸菜,每天工钱六毛,每个假 期做二十天左右。有时学校也会照顾安排些事情给我们干,比如学校盖房子时,就 让我们拓土坯运土坯,拉大锯解木料,每天工钱一块二,显然是对我们这些困难学 生的特殊照顾,是在为我们解决困难。从这个时候开始,我的脑子里便产生了一种 感恩图报的思想,感谢共产党、毛主席,感谢新中国,感谢我的校长老师和同学, 感谢我的父母和叔叔,感谢这个新的社会。 我们机器制造专业,第一学年学习的课程有语文、高等数学、物理、化学、俄 语、政治、体育、机械制图等,除机械制图外,其余课程都是基础课程。从第二学 年开始,我们便进入测量绘图、机械加工工艺、机床设备、公差配合、技术测量、 机械零件设计、夹具设计、刀具设计、量具设计、辅具设计、金属工艺学、理论力 学、材料力学、电工学等专业课程的学习。学校领导和老师经常给我们讲,我们学 校的学生,培养目标都是工厂技术员、助理工程师、工程师,全面学习和掌握这些 专业理论技术知识,是我们将来走上工作岗位的必备知识。为了做技术员、工程师, 同学们的学习积极性可高了,谁都不甘落后,谁都想比别人多学习和掌握点专业理 论技术知识,大家都在暗地里进行着激烈的竞赛和竞争。 云南一工校在培养人才方面的独到之处,就是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教学与生 产劳动紧密结合。培养出来的学生,既能动脑又能动手,特别是动手的能力很强, 走出校门就能参加实战。学生在校学习的四年中,每年都有一两个月的实习劳动时 间,轮流到实习工厂的车间里真刀真枪地干。实习劳动中,我们流的血、流的汗和 流的泪,比任何时候都多。钳工实习,錾削、锉削、铲刮、锯削、钻孔、攻丝样样 必干,而且要求很高,考核很严。一块100 毫米长、100 毫米宽、100 毫米高的铸 铁,首先要我们用錾子将他的六个面每个面錾去5 毫米,让它变成90毫米长、90毫 米宽、90毫米高的方铁,而且所有相邻两面都必须相互垂直,所有的面坑洼不平都 不得超过半毫米。我们第一天干下来,就没有哪个人的拇指、食指及虎口不被锤子 砸得青一块、紫一块,鲜血淋淋。许多同学都淌眼泪了,特别是女同学。接下来要 我们用锉刀将六面各锉去2 。5 毫米,保持所有相邻两面互相垂直,所有面的不平 度不超过1/4 毫米。最后是要我们用铲刀把六个面铲刮平,不平度不超过0 。1 毫 米。每完成一个工步都要交验打分,以所有工步的平均分数作为总成绩。我们还必 须用锯子从一根直径30毫米的圆钢上锯下一段25毫米厚的圆块,圆块厚度的误差不 得超过0 。5 毫米;把它的外圆锉成六边形,边长相差不得超过1 毫米;在它的中 心钻孔攻丝,做成一个标准的六角螺帽。所有的活计都是硬碰硬的,没有一点投机 取巧的机会。工厂里的实习指导老师也非常的严格,你必须丝毫不差地按他的要求 去做,否则你就要吃家伙。比如在錾削、锉削和锯削的时候,你要是两只胳膊没夹 紧,抬了起来,让指导老师看到了,他就会毫不客气地走过来,一巴掌将你的胳膊 打下去,叫你一辈子不会忘记。不过挨打的都是男生,对女生,指导老师还是手下 留情的,基本上是动口不动手。车、铣、刨、磨等工种实习,大体上和当学徒差不 多,师傅最多让你在旁边站着看或打帮手个把礼拜,你就得和师傅倒班干活。铸造、 锻造、焊接、热处理的实习,主要是干翻砂造型、化铁浇铸、抡锤打铁等力气活, 又脏又苦又累。在一工校,书本知识的学习和实践知识的学习是结合得再紧密不过 了,比如上《刀具》课,老师讲完课后,首先是让我们每人按自定的切削参数和加 工要求设计一把刀子,画出图纸并自己到车间里亲手把它磨出来。其次是由老师按 我们的设计图纸规定,测量刀具的导角、离角、契角、主偏角、副偏角、刃倾角是 否与图纸相符,如果不符,就得返工。最后要让我们用自己设计的刀子,按自定的 切削参数,把工件加工出来,并检验工件是否合格。如加工出来的工件不合格,则 必须从头开始,重新设计,直到加工出来的工件合格为止。《量具》课讲完后,老 师也是把车间里生产的一些零件的尺寸公差给我们,让我们根据这些尺寸公差把量 具设计出来并加工出来,然后拿到车间去检验零件,用经过检验的零件是否满足装 配要求,来验证量具设计制造是否正确。这样的设计、制造、运用过程,跟生产实 际中的设计、制造、使用过程是完全一模一样的。《测绘》课的教学过程中,老师 干脆把车间里生产的2BA6水泵的蜗壳和叶轮铸件拿来让我们测绘。我们5 ~6 人一 组,全班一共8 个组,4 个组测绘叶轮,4 个组测绘蜗壳,我们小组分工测绘蜗壳。 测绘蜗壳的难度比测绘叶轮大,因为蜗壳里面变化的水槽曲线,看不清摸不着,根 本不能用万能量具去测量它。我们只好在整条曲线上选定若干断面,然后想办法一 个断面一个断面的去测量它。我们先是用橡胶泥塞进水槽里,想拓出水槽的阳模来 进行测量,可因水槽口小肚大,橡胶泥拿不出来。怎么办呢?想来想去,我们就用 刀片把水槽里的橡胶泥划成三块,一块一块地取出来,再把它们拼起来进行测量, 得出第一组测量数据。然后是用塑料板一次一次地比对修剪,使其成水槽的阳模, 再进行一次复测,得出第二组测量数据。最后取两组测量的平均值作为该断面尺寸, 把各个断面尺寸依次圆滑过渡,得出逐渐变化的蜗壳水槽曲线尺寸,绘出蜗壳零件 工作图。老师拿着我们的图纸去和车间里的正式图纸进行比对,根据误差大小和多 少扣分。我们小组不但得到了好分数,而且得到了老师的表扬,说我们很会动脑筋 想办法。 从1965年开始,我们机25、机26两个班被学校定为半工半读班,一半时间上课, 一半时间到工厂劳动,大家都不用再交伙食费。厂里给我们每个人都固定了工种, 分配到固定的班组倒班干活。我被分配到机修班干机修车工,加工机床修理所需另 配件。我们大家都成了半是学生半是工人的特殊学子,毕业后也就是能文能武的特 殊人才。 云南一工校最吸引人的地方,就在于它不但有一个非常棒的领导班子,而且有 一支非常强的教职员工队伍。校长孙仲宇、副校长纳明远、章子玉、王教贤、梁其 勤、何植跃都是老革命、老教育家,经验丰富,责任心强,对学生很有感情。教师 队伍中,老中青齐集一堂,不但有一批老博士、老专家,而且有一批任劳任怨的中 青年骨干教师,他们严谨务实,诲人不倦。实习工厂里,除了有周江、江友城、邵 其星、蔡祖谋、王洪德、彭必清、胡有才等一批各专业工种的工程师、技师和七八 级工匠之外,还有曾涛、苏文、张基勋、姚兴、何光庆、陈信立等一批各专业工种 的青壮年实习指导教师,他们都是三四级工匠,既能讲又会干。俗话说名师出高徒, 在这样的学校里学习,有这么多的名师教导培养,我们怎能不感到骄傲和幸福呢? 我们刚进校的时候,正是国家三年困难时期的末尾,粮食定量、肉食定量、副 食定量,学校里的生活还比较差,早点吃满身虫眼的煮蚕豆、煮红豆、包谷糕,一 个礼拜才能吃一次馒头,两个礼拜才能吃一次肉。每人每月 50 克红糖、100 克糕 点,都是凭票供应。学生的身体素质普遍都不高,而我因为前期害过水肿病,身体 就更差了,因此体育考试都是勉强及格。为了提高身体素质,我加强了体育锻炼, 每天起床号还没响我就起床,沿着环城路——穿金路——金汁河埂——长春路延长 线――华侨补习学校——环城路跑一圈,全长六七公里。坚持了不到半年,我的身 体状况就明显好起来了,体育课考试也及格了。1965年春节,我还报名参加了昆明 市10公里万人穿城赛跑活动,轻松跑完了邮电大楼——北京路——穿心鼓楼——圆 通山——学府路——昆师路——东风西路——东风东路——邮电大楼10公里赛程, 第37个到达终点。并且成了班里的篮球队员,经常活跃在篮球场上。。其实我们机 26班全体男女同学的体质都相对较差,在学校运动会上基本拿不到名次,每年开运 动会的时候,都是让我们当裁判。在裁判员、运动员的入场式上,我们每次都是精 神抖擞地走在队伍的最前面。我们进校一年后,国家困难时期过去了,学校的生活 一天比一天好,学生敞开肚皮吃饭,一礼拜吃几次肉,大家都挑肥拣瘦,肥肉到处 扔,特别是女生宿舍周围,打扫卫生的时候,地上的肥肉要用撮箕去撮。 云南一工校非常重视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共青团、学生会和民兵组织十 分活跃,它们把全校青年学生都吸引在自己周围,开展各种丰富多彩的活动,促使 青年学生思想向上,学习进步,身体健康。同学们的目标口号是:毕业后健康地为 祖国工作四十年! 开始的时候,我们班上只有3 名团员,胡应文同学任团支部书记。到我们毕业 的时候,我们班的团员人数,已经达到十五六人,共青团员在学习、生活、劳动各 方面都能积极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团支部积极组织团员青年,开展了革命传统教育 活动,学雷锋、学焦裕禄活动,一帮一一对红活动,把全班43个同学变成了团结友 爱、互相帮助、互相关心、互相爱护的幸福集体。1964年我被选为校团委委员,并 参加了由团委书记杨运春、团委副书记朱壁成、团委干事杨华天和我这个学生委员 一起组成的常委会,分工我负责和其他几个学生委员组织办青训班。青训班由青年 自愿报名,各团支部推荐,团委审核同意。青训班主要是对要求入团的青年进行共 产主义、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给他们讲解共青团的基本知 识,帮助他们提高认识,明确入团目的,端正入团动机。青训班每学期办1 期,每 期40人左右,分4 个学习讨论组。每月安排讲课两次,学习讨论两次,由团委领导 及专职干部讲课,4 个学生委员分别组织学习组讨论。我们这届团委,共组织办过 3 期青训班,参训学员120 人左右,回到班级支部后,绝大多数学员都很快加入了 共青团组织。 我在云南一工校读书的那几年,正好是越南战争打得最激烈的时候,美国飞机 已经把炸弹扔到了中越、中老边境。学校附近的火车北站,停放着从河口开回来的 火车,车皮上尽是被美国飞机扫射打穿的弹孔。学校里的一批越侨男女学生,都响 应他们国家的召唤,丢下书本,回国抗美去了。我们全校师生都被动员组织起来, 大搞民兵训练,连寒假里都得每天爬在学校运动场的雪地上面,长时间地练习瞄准 射击。为了加强城市防空,昆明市武装部、盘龙区武装部在我们这一片的云南机器 厂、华侨补习学校和我们学校组建了1 个高射民兵营,云南机器厂为一连,我们学 校为二连,华侨补校为三连,我也被选进了我们学校的高射民兵连。武装民兵经常 搞演习拉练,最紧张的时候,把枪都带到了课堂上,靠在课桌边。有时半夜三更睡 得正香,紧急集合号一响,就得马上起床穿衣,模黑跑步到枪库,摸黑找到自己的 武器,并扛上武器跑步去集合。有一次,我们被拉到离学校12公里的黑龙潭进行武 装蹬山进攻演习,队伍在黑龙潭到云南农林学院的公路上一字排开,向山上发起进 攻,目标距离公路大约两公里左右,山上没有路,全是树林陡坡。胡应文、赵庆珩 我们三个地州农村来的同学冲在最前面,接近目标时,一道1 米多高的土坎挡住了 我们的路,胡应文从土坎中间的缺口冲过去拔走了第1 面小红旗,我从左边翻过土 坎拔得了第2 面小红旗,赵庆珩从右边翻过土坎拔得了第3 面小红旗。演习结束后, 我们脸上、手上、脚上都被树枝划出了一道道血口子,衣服裤子也被挂出了洞。纪 念毛主席畅游长江一周年的时候,昆明市组织了一次民兵武装泅渡滇池的拉练活动, 从龙门下面横渡滇池到海埂,距离大约800 米。我们学校先是自愿报名,然后在火 车北站旁边的铁路池塘里进行选拔,能沿着池塘边游两圈(大约 800米)者即被选 中。接下来就是揹枪游泳训练,训练了1 个来月,能揹枪游铁路池塘4 圈以上的就 可参加武装泅渡滇池,达不到4 圈的即被淘汰。泅渡那一天,我们到达西山龙门脚 下的时候,那里已经集合了许多参加泅渡的武装民兵。中午12点,随着几声炮响, 数十路武装民兵纵队便一起下水向海埂游去。我们学校的一路纵队,最前面是一挺 架在木板上的机枪,由两个民兵推着开路。后面的人每人揹一支步枪,像南飞的大 雁,一个紧跟一个向前游去。说是800 米泅渡,其实水深的地方只是横过航道的时 候,不到 400米的距离。航道两侧200 米,水深都不超过胸口,只是密密麻麻的飘 动在水中的水草,往往裹住你的身体,让你前进不得,甚至划破你的皮肤,使你火 辣辣的疼。高射民兵除了训练机枪的瞄准射击之外,还要训练观察识别飞机。训练 场上,我们一人用竹竿高举着飞机模型在远处移动,一人手持望远镜观察,并不断 向指挥员报告:“报告!敌机3 架,F86 、F100、F105,高度6000,时速960 ,右 行临近”,“报告!我机两架,56式、59式,高度5000,时速880 ,左行离去”… …实战演练时,我们被拉到筇竹寺后面的山上,3 个连分别进入3 个阵地,负责守 卫3 个目标空域。3 个阵地上的机枪手、弹药手、观察员都把注意力都高度集中于 目标空域,子弹上膛,准备射击。不一会,3 颗信号弹升上天空,3 个目标空域同 时升起3 组红色气球,每组都是10个。观察员立即向连长进行了报告,连长向营长 进行了报告。当气球达到预定高度时,营长一声令下:“打!”全营几十挺机枪一 齐开火,天上的气球被接二连三打爆。到营长命令停止射击时,一连空域还剩1 个 气球,二连空域还剩两个气球,三连空域还剩3 个气球,成绩是一连优秀、二连良 好、三连及格,全营良好。 我们的两个班主任全永生老师和邱倜老师,都是年轻的单身老师,岁数比我们 大不了多少,和我们一样朝气蓬勃。他们不但思想上、学习上、生活上关心、帮助 和照顾我们,而且就像大哥哥一样置身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经常带着我们到处 玩耍,深受同学爱戴。我们班41个同学,三分之二是昆明的,三分之一是各地州市 县的,相处十分融洽,就像兄弟姐妹一样。每年八月十五,昆明的同学都会放弃与 家人的团圆,和我们这些地州市县的同学一起,带上学校发给的每人两个月饼,再 买上点水果,到附近的圆通山、翠湖、大观楼吃月饼赏月和唱歌跳舞玩游戏,让我 们在欢乐中暂时忘掉家乡和亲人,免受思乡之苦。礼拜天,全老师和邱老师会经常 带领全班同学到金殿、黑龙潭、西山海埂、筇竹寺等风景名胜区去游玩爬山、照相 打野战,消除我们一周学习的紧张和疲劳。在我们班里,师生之间,同学之间,团 结友爱,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互相爱护,是一个充满温暖的班集体。可是一九六 六年五月十六日党中央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一发表,我们班和全校、 全省、全国一样,一切都开始乱套了。先是搞“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的血统论、唯成份论,按家庭出身将师生分成什么“红五类”、“黑五类”,制造 “红五类”与“黑五类”、一部分师生与另一部分师生的对立和斗争,撕裂师生队 伍,搞红色恐怖,使一部分老师和同学受到无情打击。接下来是《炮打司令部》的 大字报发表后,师生又被分成什么“造反派”、“保皇派”,造反派又分成若干派, 搞武斗、打内战,到处兵荒马乱,人心惶惶,人民生命财产遭受巨大损失。最后是 造反派上台,以我为核心,搞“划线站队”,捆绑吊打,游街示众,白色恐怖,草 菅人命。好在“划线站队”刚要开始又还没开始的时候,我们毕业班的同学就被分 配到了全省各地的工厂,离开学校走了,让许多人免除了不少皮肉之苦。 在校两年多的文化大革命,就像是一场噩梦,搞得人晕头转向,分不清东南西 北,分不清好人坏人。然而更可怕的是,想不到这样的噩梦,居然持续了十年。在 云南一工校,文革一开始,昆明市委就派来了工作组,宣布领导靠边站、停课闹革 命,发动师生批判“三家村”(吴晗、邓拓、廖沫沙),并从高年级抽了一部分学 生干部,派到低年级去当工作组的联络员。我当时也被派到机29班、机30班做联络 员,和他们同吃饭、同开会、同劳动。不久传来了北京的声音,说工作组是镇压学 生运动的,要用巴黎公社式的选举,产生文化革命委员会,领导文化大革命,于是 工作组就连夜撤离了学校。通过巴黎公社式的选举,选出了校文化革命委员会(旧 文革),机28班的一个学生被选为主任,一个老师和实习工厂的一个工人被选为副 主任,我和其他几个学生被选为委员。1966年8 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前接见全 国各地来京学生,身边出现了“红卫兵”。不久,“首都红卫兵南下串联队”就来 到了昆明,并受校革委邀请,来到了我们学校。他们头戴军帽,身穿军装,腰扎皮 带,女扮男装,杀气腾腾,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大讲血统论、唯成分论,大骂“黑五 类”,煽动师生斗师生。与此同时,我们学校也有部分学生,深夜自发地到省委去 表决心,要求领导接见,领导接见返校后,他们也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受校文化革 命委员会领导,并加入昆明地区院校红卫兵总部。旧文革一方面是领导师生斗“走 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力推行唯心主义的血统论、唯成分论,另一方面是指 挥红卫兵“扫四旧”,到处抄家打人,闹得鸡犬不宁。昆明市市长潘朔端的家,就 是我们学校的红卫给抄了的。当时,在批判“走资派”的时候,已出现打骂体罚的 现象,我感到实在看不过去,就以红卫兵的身份,写了一篇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文章, 发表在中共昆明市委党刊《支部生活》上,态度明确地反对武斗。1966年9 月,云 南选派第一批红卫兵代表上北京进行革命大串联,我们班选派团支部书记胡应文参 加。10月选派第二批代表上北京串联,我们班选派班长周建国和我参加。我们10月 6 日一到北京,就听说晚上首都工人体育馆有一个大会,中央文革的首长将出席大 会讲话。我们丢下饭碗就往工人体育馆跑,到了那里,只见整个体育馆被人们挤得 水泄不通,会标上写的是首都群众批判谭力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会上批 判了鼓吹血统论、唯成分论的“谭氏路线”,中央文革副组长江青在会上发表了声 嘶力竭的煽动讲话。在北京的串联,让我看到了清华的蒯大富、北大的聂元梓等一 些人已经起来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东城区、西城区的红卫兵已经受到非议, 谭氏路线已经开始被批判,我预感到文化革命委员会快完了。在回云南的列车上, 听到了大连海运学院的学生徒步串联到北京的广播,我也想到了回校后组织一支队 伍徒步大串联。十月下旬回到学校后,百分之八九十的同学都大串联去了,我们就 立即着手组织红卫兵长征队,准备重走红军长征路。经过十几天准备,11月6 日, 我们“云南省第一工业学校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万里长征队”就打着红旗从昆明出发 了。 经过两个多月的徒步串联,我们回到学校时已是一九六七年的一月底,学校里 冷冷清清的,一部分同学坐车串联回来后,又徒步串联去了;一部分同学是第二次 坐车串联去了;还有的同学是闲着无事回家去了。只有少部分同学仍在学校里,三 五个人便成立一个战斗队,什么“抗大公社”、“赤遍全球”、“飞鸣镝”、“从 头越”等等,五花八门。原红卫兵总部已经垮台,旧文革的图章和红卫兵的旗子, 已被造反战斗队当众查抄烧毁,学校已处于完全瘫痪状态。待到外出串联的同学陆 续返校后,解放军14军42师的一位副师长带着一些军人进校,宣布奉命对学校实行 军事管制,要学生就地闹革命,出学校大门必须经军管会同意。军管会领导暗地里 鼓励旧文革和原红卫兵总部红卫兵重新恢复组织、恢复活动,显然是朝着各个造反 战斗队来的。军管不到两个月,军管会的人就悄悄地撤走了,参加各种战斗队的人 也多了起来,大家开始联合起来,清算批判旧文革的错误。每次批斗会都是革委会 主任、副主任站在台上,面对群众,接受批斗。我们这些委员,则坐在台下第一排, 接受批判。批判会基本坚持了“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原则,没有发生过动手打人的 现象。 1967年上半年,各种不同观点的造反战斗队,经过不断分化组合,出现了以云 南大学和昆明工学院为代表的“炮兵团”和“八二三”两大造反派组织,全省上下 大大小小的战斗队纷纷向八二三和炮兵团靠拢,形成了全省性的两大派群众组织。 群众组织需要领导干部在后面帮助出谋划策和坐阵指挥,领导干部需要群众组织的 公开支持和暗地保护,于是就形成了党政军领导干部与群众组织相结合的两大革命 阵营。炮派阵营里,党政军领导干部有赵建民、陈康、张力雄,造反派头头是方向 东、李毅、杨凯。八派阵营里,党政军领导有周兴、李成芳、鲁瑞林,造反派头头 是黄兆琪、刘殷农、杨树先。两大阵营立场观点对立,阵线分明,斗争激烈,但目 的是一样的,就是夺取政权。在上海造反派夺权的示范和引导下,云南全省各地也 上演了一幕幕夺权闹剧,一切厂矿、机关、学校、商店、医院、农场及农村的政权 都落到了本地、本单位势力强大一方的造反派手里。经过造反夺权之后,两大派的 势力范围就被明确地划分了出来。昆明市大体以南北中心线为界,西城及西郊属炮 派的势力范围,叫炮管区;东城及东郊属八派的势力范围,叫八管区。各地州市县, 当地哪派占上风就属于哪派的势力范围。 在两大派各自的势力范围内,对立派的势力,即使在单位里占有绝对优势也是 站不住脚的,必然会被像拔钉子那样一个个拔除掉。两大派的武斗,就是从拔据点 开始的,比如八派打东郊的云南砖瓦厂,炮派就打西郊的昆明电机厂;八派打东边 的春城饭店,炮派就打西边的东风大楼。两派的地盘上,都容不得对方的据点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