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自参加旧文革被批判以后,我就决定当逍遥派了,哪一派我都不参加。可是过 不了多久就发现,逍遥派也不好当,因为两大造反派都想争取中间势力,对逍遥派 的策略是又拉又打,先是拉,拉不过来就打,使你夹在中间,两面受压。如果不愿 靠拢那一派,唯一的办法就只有逃跑。5 月份,我干脆托李少琪同学帮我找了个顺 路的货车,搭货车回农村老家去了。7 月份,李少琪同学写信告诉我说,可能要毕 业分配了,让我赶快回学校。当时两大派的武斗已经开始,交通已经中断,我是想 方设法分段搭货车回到学校的。谁知回校后,形势突变,两大派的武斗升级了,在 “四人帮”江青“文攻武卫”的煽动下,两大派都通过明抢暗送的办法,得到了大 量武器弹药,使长矛棍棒大战升级成了枪炮大战。有一天,离学校不远的东郊云南 砖瓦厂突然枪声大作,第二天就听八派的同学说砖瓦厂被他们给打下来了,炮派都 从小坝方向跑到炮管区去了。我们学校属八管区,处炮管区与八管区的结合部,两 派交战时是最危险的地方。我当时仍不想参加哪一派,可到了这时还当逍遥派的人, 两派看你都不顺眼。有一天我到食堂打饭,当时打饭插队的事很普遍,谁都是只要 见到队伍里有本班同学就往里插,我也就插到了我们班一个同学的前面,突然学校 八派的一个头头走了过来,一把将我从队伍中揪出来,要我到后面去重新排队。这 样的欺侮,让我终生难忘。根据当时的情况,只有完全靠向一派,才能有吃有住, 一派不靠是没有吃住的地方的。于是我跟着炮派同学一起撤到了云南大学,正式加 入了全老师为头头的炮派。住进云大的第二天早晨,看见几十辆大客车开到了云大 篮球场,里面坐满带枪的人,都是山东河南口音。上前一打听,才知道他们是从大 理下关调上来守卫云大和五华山的工役制部队第八团,他们的武器是平时就配带着 的。当天晚上十点,我们正要准备睡觉时,忽然听到西站方向枪声响作一团,大家 顿时紧张起来。可是不一会就有人来通知说,请大家不用紧张,是我们自己人从小 麦雨搞抢回来。我们当时睡意全消,都一起跑到球场上,看人们将武器从车上卸下 来,然后再把一挺挺机关枪扛到外语系与昆明工学院相邻的围墙跟上架了起来。我 明显地感到两派大战在即,云大恐怕也不太安全了,只有躲到居民家里,才会更安 全些,于是我就离开云大,住到了灵光街156 号同学李佑金家里。果然不出所料, 没过几天,两派管区内拔除钉子、扫除据点的战斗就打得不可开交了。八管区的炮 派被赶到了炮管区,炮管区的八派被赶到了八管区,人们拖儿带女,背井离乡,一 派兵荒马乱的景象。昆明一开打,各地州县市也都打了起来,全省一片混乱,交通 被阻断,工厂停工停产,经济瘫痪,市民生活没有保障。面对如此严重问题,云南 省成立军管会,在全省实行军事管制,以此恢复正常的经济社会秩序。军管会成立 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宣布收缴两派武器,监督两派停火。军管会的停火缴枪通告一公 布,两派的武斗就慢慢平息了下来,但到了缴枪的时候,两派都只是把旧枪、坏枪 交了出去,把新枪好枪藏了起来,这就为第二次武斗留下了祸根。 武斗停下来以后,我们都回到了学校,准备两派大联合,复课闹革命。因为当 时昆明的武斗是暂时停息下来了,但是地州市县的武斗,并没有完全停息下来,八 派组织力量支援东部地州县的八派,炮派组织力量支援西部地州县的炮派。就因为 昆明与地州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援助,爆发了第二次大规模武斗。为支援大理下 关的炮派,炮派从昆明派出了工役制部队第八团直抵下关,帮助大理下关的炮派打 垮了八派。八派则组织力量支援东川以礼河八派,帮助东川以礼河八派打垮了炮派。 当工八团从大理下关往昆明撤的时候,江青作了“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没有办法, 只有剿匪”的讲话,出动军队将工八团包围并消灭在一平浪煤矿。这样,从昆明漫 延到全省各地州的武斗战火又烧回到了昆明,发生了两派激战黑林铺的最大战斗。 黑林铺位于昆明西郊,是昆明通向云南西部地区的咽喉,是由云南汽车修配厂及其 他一些工厂,连片组成的八派在昆明西部的一个强大堡垒。第一次武斗时就没有被 拔除过,到第二次武斗时,已是碉堡成群,工事坚固,武器弹药和生活物资充足的 根据地。八派下决心要死守,炮派下决心要强攻,双方都投入了很大的人力物力, 动用了第一次武斗中没使用过的加农炮、双联高射机枪、四联高射机枪、M14 步枪 等重型武器和新式武器。进攻的总指挥是位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从军队师长转业 到地方当厅长的老红军,作战指挥很正规,事先经过了非常详细地侦察,制定了非 常周密地作战计划,用数万兵力3 天时间扫清外围,缩小包围圈并留出被包围的非 武斗人员撤出通道。总攻发起前,五华山上的高音喇叭向全城播出了三次通牒,敦 促非武装人员撤出包围圈。最后一次通牒是清晨六点播出的,广播声一停止,枪炮 声就响起。战斗打得非常激烈,第一炮就把正面的主调堡削掉了一半,三发炮弹就 把它夷为平地。黑林铺侧面的眠山,争夺更是激烈,经过了三次易手才被拿下,双 方死伤不少人。战斗打响两三个小时之后,便有大批俘虏被从阵地上押下来,黑林 铺到西站的公路上,走的都是俘虏。他们被用自己的衣服蒙着头,后面的人抓着前 面的人的裤带,成几路纵队,朝云大、五华山方向走。当时我们还住在学校里,两 大派再次开战,感到又得逃难了。果不其然,两三天后炮派又向与我们学校一墙之 隔的省粮油机械厂及小坝片的一些工厂发出了通牒,我们不得不又一次逃离学校。 这一次我们被分散住在云南饭店、翠湖宾馆和云大几个地方,我和贾精忠、李中凯、 李开友4 人住到了云大,在重工系统联合兵团做些杂事。 我们学校炮派和八派间的矛盾和仇恨,原来并不太深,我们撤离学校后也还经 常回去,从来没发生过打斗的事情。有一天晚上,和我们住在一起的李开友一直没 有回来睡觉,大家都非常地担心。直到凌晨5 点多才听到有人敲门,我们打开门一 看,吓了一大跳,是李开友扶着头头彭光籍回来了。李开友倒没什么,身上只有几 处轻伤,而彭光籍则已不成人样,头肿得像个大南瓜,两个眼睛只见两条缝,满脸 青紫,摸到全身任何地方都碰不得,碰了都叫疼。听李开友讲了之后我们才知道, 原来是头天下午他们俩回学校吃饭时被学校里的八派打的。因为头天八派开大会游 行,我们学校的八派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当走到东风西路离八派老窝春城饭店 不远的省军事博物馆附近时,看见解放军的巡逻车停在路边,就冲上车去抢解放军 的枪。铸5 班学生田大方,抢了一支还嫌不够,又冲上去想枪第二支。就在这时, 停在马路对面省公安厅附近的另一辆巡逻车上的解放军开火了,田大方的脑袋瓜被 打开了花。打死打伤的人躺了一地,当时又正好下了阵小雨,有的人伸着手向过路 人求救。学校里的八派将田大方的尸体拉回去后,叫校医把他的头缝好,放在教室 的地板上,地板上汪起了一大滩血水。当他们发现彭光籍和李开友在学校里时,就 把他们俩抓去跪在尸体面前又踢又打。彭光籍因为是炮派头头,打得也就特别厉害, 一直打到昏了过去。有人还提议要让他们喝地板上的血水,吓得李开友也差点昏了 过去。12点以后,打人的人已渐渐离去,但彭光籍和李开友还必须继续跪在尸体面 前,一直跪到天亮。跪到凌晨3 点多,李开友看看四处无人,才扶起彭光籍翻围墙 逃离学校,回到我们住处。 重工系统联合兵团,是文革中云南省重工厅机关、学校和厂矿企事业单位联合 成立的群众组织,由参加单位各派1 名头头和1 位工作人员组成。第一次武斗结束 后已基本解散,大多数人员都回单位去了,只有昆钢、云南机器厂、重工厅澜沧运 输队等少数单位的几个人还没走。第二次武斗开始后,昆钢的洪秀然又把走了的人 逐个召集回来,重敲锣鼓另开张。被召回来的有昆钢、桥钢、团钢、澜沧冶炼厂、 云南轴承厂、昆明冶炼厂、昆明电线厂、昆明电机厂、铁合金厂、昆明机床厂、云 南重机厂、云南内燃机厂、云南机器厂、重工厅运输队、一工校、农机校等十多个 单位的三十多人。我们先是住在云大,后来搬到翠湖6 号。我和其他两个同学的主 要任务是办《炮声隆》(后被我们改为《剑与火》)的小报,并负责分发联合兵团 各成员单位及向社会散发。《炮声隆》是联合兵团原来办的油印小报,像传单一样 的上街散发。《剑与火》是铅印小报,用三轮车拉到街上卖,非常好卖,满满一三 轮车报纸,很快就会被抢光。 在“东北的曙光”、“西南的春雷”,辽宁、贵州等省搞革命大联合、成立革 委会的引领下,云南两大派也不得不到北京去坐下来谈判大联合、成立革委会的问 题。两派代表达成协议回昆后,很快就宣布成立了军队代表、老干部代表和群众组 织代表三结合的云南省革命委员会,军队代表谭辅仁任革命委员会主任,第二次武 斗也就结束了。就在省革委宣布成立不到一周的时候,重工系统联合兵团在昆明冶 炼厂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宣布兵团解散及有关善后事宜。我写了篇报道刊登在《 剑与火》小报上,会议第二天就被谭辅仁公开批评,说是背着省革委召开全省性黑 会,企图架空省革委。文革中我没拿过枪,也没参加过武斗,唯有这《剑与火》小 报和小报上的文章,成了我文革中的罪恶,在划线站队时受到了大会批判。 翠湖6 号原是副省长张冲的家,文革中被红卫兵抄了过后,张副省长就搬到五 华山里面去住了。我们住在里面时,张副省长还会经常回来看看,和我们聊天,给 我们讲他的往事。他跟我们讲,他是彝族,行伍出身,原来是滇军中的一名中高级 指挥官,抗战期间,参加过著名的台儿庄战役,后来到了延安,解放东北时,党中 央派他到东北做滇军的策反工作,立了大功,所以解放后才当了云南省副省长。他 说他是个水利迷,云南境内的金沙江、澜沧江、怒江他全都仔细考察过,而且向省 委省政府提出过三条江的水利开发利用建议。他说他有三个儿子,老大是张一团, 老二是张二团,老三是张三团,他对他们要求严格,有什么事他就下命令:一团上! 二团上!三团上!三个儿子就会像打仗一样往前冲。他说他虽然老了,但还坚持天 天游泳,锻炼身体,需要时还可再为人民工作。“划线站队”中,他的秘书张光辉 同志也被下放到我们单位,和我做一样的工作,他还给我讲过张副省长的一些事。 后来张副省长调北京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时,他也没忘记找到我们单位,把张光辉同 志也带上了北京。 省革委成立后,我们就从翠湖6 号搬回了学校,并一起到省革委人事组要求毕 业分配。1968年11月,因文革延误了一年多以后,我们终于毕业了,根据三线建设 的需要,只要政审合格的,都统统分配到省国防工业办公室下属企业,剩下的同学 被分到了全省各地州县市。我们班有11个同学被分到曲靖云南机器五厂,当时曲靖 城内唯一的一家旅社在武斗中被大火烧了,没有住的地方,我们只好从昆明坐火车 到沾益住,然后再从沾益坐公交车折回曲靖,从曲靖坐马车到厂里报到。我们11月 28日到厂报到时,虽然是当月的最后两天,可厂里还是给发了半个月工资,开始上 班拿钱了,我们大家都很高兴。 在云南一工校学习的五年,是我从农村到城市,一生中环境变化最大,成长进 步最快的五年,我不但学到了一门专业技术知识,还有了一副健康的身体和懂得了 如何做人做事,对我的一生影响很大。 在北京大学 说实话,我这一辈子,做梦也没想到过,有一天我会坐在北京大学的教室里听 北大教授讲课。然而当我工作了十七年,在我四十岁的时候,我确确实实坐到了北 大的教室里聆听著名教授讲授国民经济管理的专业课程。 1985年,我在云南机器五厂已经工作了17年,任助理工程师、技术部门科室领 导和车间领导等正科级干部已有11年,并且已经是9 岁孩子的爸爸。这一年,中央 组织部委托北京大学为西部贫困落后省份开办的经济管理干部专科班,分给云南省 15个招生考试名额,云南省国防科工办系统分到了1 个名额,我们厂凭着当时在系 统中的名气,得到了这个宝贵的考试名额。报考有一个死条件,就是必须是党员正 科以上干部,年龄40岁以下。厂组织部门把符合条件的几十个中层干部集中起来, 进行了一次摸底测试,成绩都不理想,特别是数学,没一个及格的。我当时正在昆 明出差,回来后组织部长周胜芳给我说了这一情况,并动员我报考。我很想去试一 试,但我走以后妻子可就苦了,每天既要来回地走4 趟,每趟两公里远的路上班, 又要照顾9 岁儿子上学,厂里加班又多,她一个女同志怎能吃得消?谁知回到家里, 我试探性地和妻子一讲,她就爽快地说,你要实在想去你就去把,不就是要我咬牙 坚持两年吗?于是我第二天一上班就跑到组织部去填表报了名。当时离考试已经不 到两个月了,我不分白天黑夜,以最快的速度,将考试的教科书浏览了一遍,我们 那个年代没学过的内容,比如数学中的集合,则多看了两遍。考试是由北大经济学 院的老师带着考卷来直接考的,共设了两个考场,一个在兰州,一个在成都。新疆、 西藏、甘肃、陕西四省区的考生在兰州考场参考,云南、贵州、四川三省的考生在 成都考场参考。成都考场的考生有云南14人(最后有1 人没去)、贵州15人、四川 60多人,一共大概100 人。我们先到省委组织部集合,然后在省委组织部科技干部 局的周睦邻处长率领下,坐火车到成都赶考。当时火车票非常紧张,组织部只弄到 4 张卧铺票,给了1 个女考生和我们两个年龄最大的男考生,其他年轻的考生都坐 硬座。列车严重超员,车厢内根本无法走动,从昆明到成都,一路上都只有在列车 到站的时候,下车经过站台进行相互联系。成都的考场设在四川经济管理干部学院, 我们到达成都后,给了两天准备时间,以调整心态和休息。为了让我们休息好,经 干学院把校内正在进行中的一切建筑施工都给停了。伙食也办得相当好,餐餐鸡鸭 鱼肉,还让我们在一个专门的食堂吃饭。经过三天的考试后,大家紧张的心情都放 松下来了,四川省委组织部租了两辆旅游车,让我们云南贵州两省的考生到青城山 和都江堰去游玩一天。爬完青城山,返回到都江堰门口吃中午饭的时候,北大的唱 瑞华老师和我坐在一起,当她听到介绍说我是一名傣族考生时,便十分关心地问我 考得怎么样,有没有把握考上。我说自我感觉还好,如果在我们云南的考生中只取 到1 名的话,可能没有我的份;如果取到两名的话,我的可能性有百分之八九十; 如果能取到3 名,我考上北大就没什么问题了。“你那么有自信?”她问我,“是 的!”我回答,“那好,北大见!”她说,“北大见!”我说。 回厂后,我每天照旧干我的工作,直到有一天,组织部周部长拿着北大的录取 通知书来到我办公室对我说:“你真行!没有辜负我们大家的希望,祝贺你被北京 大学录取了,赶快整理一下,把工作交了,把家里的事情安排安排,到北大报到去 吧!”我没有表现出更多的惊喜和高兴,因为这一切早就在我的意料之中。我只是 说了句谢谢领导和组织的关心与支持。到北大报到后才知道,这次我们云南一共考 取了3 人,即我和省商业厅计划处的周永碧、昆明钢铁公司计划销售处的杜云生, 周永碧第一名,我第二名,杜云生第三名。在北大一见周永碧我就对她说,小周你 真厉害,在我们云南的14人中,你居然考了第一名。她笑了笑说,主要是比你们俩 多了点考试的经验,我说了你莫见笑,我去年就来考过一回了。有一天在学院办公 室见到唱老师,“嘿,你真的来啦?”她有些惊讶地问,“我真的来了唱老师!” 我有些得意地答。 北京大学是有些与众不同,报到时就只发给一本《学生手册》和一张《课程表 》,并有高年级的同学把你送到宿舍,帮你找到你的床位,以后的一切事情,就全 靠你自己了。学生手册里,除了有学校的基本情况、规章制度之外,还附了一张学 校的地图,上面详细地标明了校内所有马路、通道、办公楼、宿舍楼、教室、食堂、 图书馆、体育馆、礼堂、医院、商店、邮局……的具体位置,有了这张地图,你要 到哪里都很方便。课程表上有你全部必修、选修课时的具体安排,包括上课的时间、 教室及讲课的老师,至于你去不去听课是没人管你的,只要你参加考试,取得成绩 就行。 为了熟悉环境、适应环境,方便今后学习和生活,到校的第二天,我便手拿地 图,在校园里从南到北、从东到西的转了一整天,把我们上课的教室、就餐的食堂 及学习生活经常要去光顾的地方都记在了心上。 到了第三天,全班百分之九十多的同学都来报到了,王立彦老师来到我们住处, 说系里派他来做我们的班主任,并提出了党支部书记、支部委员和班长、班委的建 议名单,让我们投票选举,同学们相互都还不认识,大家自然是举手同意。 北大的教学管理,基本上实行的是一种宏观的放任式的管理,学生个人在学习 中的自由度很大,包括我们干部专科班的学员,很大程度上都是靠自觉。因为授课 老师是不管学生的,他只管讲课和考试、评分,谁愿意听课都可以来听,你不来他 也不管。许多课程都是上大课,不但有本系本级的本科、专科学生听,而且有攻读 第二学位的其他院系的学生也来听,还有研究生、外国留学生也会来听。课堂上, 许多学生都互不认识,就是校外的人来听了,也没人知道。有时课堂上学生多达两 三百人,有的人找不到座位,只能坐在走道的台阶上听课。因此你有没有去上课, 没人搞得清楚,没人管得了。学校里曾出现过个别学生开学报到后就到全国各地游 玩去了,两个月不在学校也没人知道,直到期末考试时请人代考被发现,事情才暴 露出来。当然也有的老师不愿意让外国留学生听他的课,在讲东西方经济关系课的 时候,朱培兴副教授就曾经在讲课前,把几个外国留学生请出了教室。 北大的教室是按老师安排而不是按学生安排的,对学生来说,没有固定专门的 教室,一门课在一个教室里上,我们两年学了26门课,就在26个教室里上过课。每 上两节课就要换一次教室,我们称之为战场转移、战斗转换,“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有时一天换两次,进出4 个教室。晴天还好,遇到雨雪天气,从东门的教室到西门 的教室要走十多分钟,课间休息没了不说,当你上气不接下气赶到的时候,可能座 位都没了。因此班里经常派几个年轻的同学骑着自行车抢占座位,他们每次都必须 一口气抢下四十几个座位,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全班同学都有位子坐。 除了礼拜天,我们一般都是早上7 点起床离开宿舍后就要到晚上10点左右才会 回到宿舍,呆在宿舍的时间很少,有时礼拜天也是早早的就起来到图书馆去了。我 们的书包里,除了有当天要用的课本、笔记本和文具之外,还有吃饭的碗和勺。到 了下课吃饭的时候,我们一般都是就近找个食堂打饭吃,但有时候也要连跑好几个 食堂才能吃上,因为我们爱吃米饭,虽然校园里有很多食堂,但每餐都只有三四个 食堂卖米饭,要想吃米饭,就得跑几个食堂。午饭后一般都到图书馆或阅览室,看 看报纸杂志。晚饭后,或到教室看书写作业,或到图书馆查找资料,或去听各种讲 座,或参加各种文化娱乐活动。每天的时间都很紧张,就跟打仗一样。 北大校园里的学生宿舍很紧张,北京市的学生都不让住校,我们被安排住在黄 庄的北大附中,离北大南校门有两站公交车的距离。我们每人都只好买月票,早上 起来从黄庄坐工交车到学校上课,晚上从学校坐公交车回附中睡觉。礼拜天不出去, 就在附中食堂吃饭,或者到附中门口的黄庄包子铺吃3 两包子1 碗小米粥。我们进 出附中大门时,经常会看到一个胖胖的身材魁伟的附中学生,在和守门的老头聊天, 给老头讲上下五千年的中国历史故事。他身穿旧军服,脚踏棉布鞋,头发乌黑,眉 毛浓密,天冷的时候,也穿一件军用紧身棉袄或军用棉大衣,整个学期从来都不见 他走出校门。每次到食堂吃饭,都看到有个老大妈把饭菜打好端给他,听说主要是 帮他控制每顿的饭量,不然他月底就没饭票吃饭了。对这个学生,我们都觉得有些 奇怪,时间长了,才听说他就是毛泽东的孙子毛新宇。毛新宇就住在我们楼下,我 们住二楼,他住一楼。他没有一点领袖人物后代的口气和架势,与任何人都很随和, 他甚至会自己跑到我们宿舍来和我们一起吹牛聊天。我们对他的生活、学习和家里 的情况很感兴趣,老是问他些这方面的问题。他和我们说,他的生活和学习都很好, 平常他一个人在北大附中住校读书,哪里也不去。只有寒暑假的时候,才回家与父 母团聚,和父母一起要么到北戴河、承德避暑,要么到南方广州避寒,但学校一开 学,父母就会立即把她送回学校来读书。 学校给我们国民经济管理干部专科班设置了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中 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中国经济思想史、统计学、农业经济学、英语、社会主义经 济学、管理会计与工程经济、中国革命史、社会主义财政学、管理经济学、经济法 学、东西方经济关系、城市规划与管理、货币银行学、工业企业管理、西方经济学、 国民经济管理学、市场学、国际金融、电子计算机、网络技术、价值工程、西方管 理理论、现代管理方法、外资项目评估等一共26门课程,其中英语、东西方经济关 系两门为选修课,其余24门都是必修课。这种理论性、实践性、专业性、技术性都 很强的课程设置,加上高水平的老师授课,我们当然就可以学到终身受用不尽的真 才实学。我是在大中型工业企业做过17年技术工作和管理工作的老学生,对里面有 的课程,内容比较熟悉,学起来也就比较轻松。如工业企业管理、市场学、网络技 术、价值工程、现代管理方法、外资项目评估这些课程,许多内容和方法都是过去 工作中做过的,只是老师讲得更系统、更完善、更深入而已,我一听就懂,一学就 会。价值工程课考试,我就是用厂里生产的真实的“蓝箭”牌轻型汽车来进行价值 分析和提出设计改进的,老师给了我九十几分的高分。有的课程,特别是那些带有 高深理论和先进技术方法的课程,我既感到新奇和渴求,又感到学起来有些吃力。 如货币银行学、社会主义财政学、电子计算机、国际金融、国民经济管理学。但不 管怎么说,经过刻苦努力,最后这些课程的考试成绩都达到了七八十分,最低的货 币金融学74分,最高的电子计算机还得了90多分。有的课程,如统计学、城市规划 与管理、网络技术、外资项目评估,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技术性,我不但非常喜欢, 而且非常重视。统计学我考了98分,就只差最后没把标志变动度比出来而被扣了两 份。二十年后,当我和几个年轻人在编制一个地区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时 候,我就是用在北大学到的统计知识教他们计算发展速度、增长速度和平均增长速 度的。并且教他们运用统计调查、统计分析和统计预测的方法,分析了解上一个规 划期的情况和预测下一个规划期的发展。学习城市规划与管理课的过程中,我联系 云南实际,向省里提出了放弃规划建设安宁、呈贡、上庄等卫星城,发展建设玉溪、 曲靖、楚雄3 个反磁力中心和采用“零增长”理论控制昆明城区工业污染,搞好滇 池治理的建议,被省委办公厅作为情况通报印发全省。除了课堂学习之外,北大校 园里每天晚上都有许多五花八门的讲座,主讲的人全是国内外的著名专家学者、社 会名流,通过听讲座,也可以学到各种各样的知识。北大图书馆,据说是北京第二 大图书馆,馆藏图书资料仅次于北京图书馆。阅览室里经常“人满为患”,早上一 开门就得去占位,占一次管一天,一到晚上十二点,管理员就把你占位的东西给收 了。在北大图书馆查找和了解云南的情况,比身在云南都方便快捷。北大经济学院 副院长石世奇副教授亲自给我们讲授中国经济思想史,系主任厉以宁教授亲自给我 们讲授社会主义经济学和国民经济管理学,副主任曹凤歧副教授亲自给我们讲授货 币银行学。我们的许多课程,都由有名的教授、副教授讲授,他们讲得深透,我们 听得过瘾。特别是厉以宁教授讲授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和国民经济管理学,把东西方 经济理论和方法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紧密合,既新鲜又适用,非常吸引人。他还 把美国耶鲁大学的费景汉教授、中国社科院的刘国光研究员等中外名人请来给我们 举办专题讲座,让我们开阔眼界和思路。他把北京经济学院的宋汝纪教授聘来为我 们讲授社会主义财政学,将北大地理系的董黎明、谢凝高、何绿萍副教授请来给我 们讲授城市规划与管理,让我们能学到院内外、校内外最新最有用的知识。 我们在北大读书期间,由于学习紧张,班集体活动很少。仅只是利用礼拜天, 组织到天安门广场、故宫中南海、香山颐和园、长城十三陵及圆明园游玩过几次, 从圆明园还曾穿过村庄,走一个多小时的路回校。倒是我们云贵川的几个同学,还 相约蹬了一次泰山,游了一次北戴河,玩得很开心。平时就是每天晚饭后的半个小 时到一个小时,和同学三三两两的一起,在未名湖边转悠散步,或爬上钟亭、蹬上 石舫谈天说地。在北京,我们最不习惯和最难耐的就是冬天的冷和夏天的热,冷天 脚手生冻疮,肿得像胡萝卜一样,又痒又疼,整夜睡不着觉;热天浑身是汗,头昏 脑胀,吃不下饭,睡不好觉。有一年寒假返校,在首都体育馆转车时,地上是半尺 多深的雪,天寒地冻,体院、清华、北大、人大等几所大学的几千名学生在那里等 车,从晚上8 点等到10点,一直上不了车,我们几个同学都被冻得哆哆嗦嗦地直发 抖,只好扛着行李往北大附中走,差不多12点才走到黄庄,回到住处。 我的妻子和儿子都没走出过云南,1986年暑假我让他们到北京来玩,我在北京 等他们。本来事先已经讲好,他们乘坐昆明——北京62次卧铺车到北京,我在北京 车站接他们。谁知他们为了节约路费,没有坐卧铺,而是坐了三天三夜的硬座来到 北京。我在站台上一直等到卧铺车厢的旅客都下完车、走光了,还不见他们母子, 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着急了,见硬座车厢的旅客还在下车,就赶紧朝硬座车站台跑 过去。“爸爸!爸爸!我们在这里!”忽然听到儿子的喊声,抬头往前一看,只见 不远处十岁的儿子拉着他妈妈的手,一边喊一边蹦蹦跳跳地向我走来。我跑步迎了 过去,到了面前一看,真是让人哭笑不得。母子俩就像是逃荒要饭出来的一样,头 发乱蓬蓬的,浑身脏兮兮的,满脸污垢,一看就知道几天都没洗脸了。听他们说, 原来是车上人太挤,天气又热,整天浑身是汗,儿子夜间就睡在座位下面的地板上, 三天没能洗脸,所以就成了这样一副狼狈样。我赶紧把他们接回宿舍,洗洗漱漱, 换换衣服,母子俩才恢复了原样。 在北京,我带他们母子到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毛主席纪念堂、故宫、北 海、动物园、圆明园、颐和园、香山、八达岭、十三陵等风景名胜区游玩,他们都 觉得很新鲜,开了眼界,长了见识。尤其是正在上小学四年级的儿子,对什么都新 奇,对什么都感兴趣。到毛主席纪念堂瞻仰毛主席遗容,进故宫看皇帝坐的龙椅, 上八达岭爬长城、骑骆驼,到十三陵钻地宫、看皇帝陵寝,他都十分感兴趣。每到 一处,他都要把那些搞旅游宣传的小册子买回来,认认真真地阅读,然后给我和他 妈妈讲诸如“谐趣园的房子矮一寸”之类的传说。但是他特别感兴趣的还是动物园, 在北京不到半个月,光动物园他就去了三四次,甚至从香山游玩回来,到北大他都 不下车,还要我陪着他到动物园去。在动物园里,光看织巢鸟编织鸟巢,他就可以 目不转睛的看上一两个小时,而且每次去了都要看。有一天中午吃完饭,路过未名 湖畔的小树林,看到一只出窝不久的小鸟,他马上就追了上去,不一会就逮住了那 只小鸟,并把他带回宿舍,关在一个装鞋的纸盒子里养了起来,每天喂它点米饭、 馒头和水。我知道儿子最喜欢养鸟,在家里读书时,每年春天他都会跑到山上去抓 鸟儿,拿回来精心饲养,从鸟儿还没睁眼,浑身光秃秃的一直养到它会飞、会听他 的话。每当他伸出食指,把小黄莺鸟唤了飞来歇在指头上,然后再把它唤了飞回窝 里去的时候,他那得意的样子,还真让人有点不得不佩服。我骗他说,北京不准逮 鸟,逮鸟是要罚款的,于是他一直把那只鸟儿藏着养,不敢随便放出来。直到我们 离开北京,车到德州的时候,车厢里的乘务员突然举着那只鸟大声问:“谁的鸟? 谁的鸟?”只见儿子抬头看了一眼,便马上低下头闭上了双眼,大气也不敢出,任 凭乘务员把鸟儿从车窗放飞。 天气一天比一天热,我们住的地方,窗外高大的杨树枝繁叶茂,浓荫蔽日,树 上无数的蝉一起鸣叫,震耳欲聋,让人心烦意乱。我们的宿舍,窗口正对马路,人 一走到窗口,便可看到学校大门口左侧,围墙外面的马路边上卖西瓜和冰棍的小摊, 儿子一会儿跑下去买两支冰棒,一会儿跑下去抱个大西瓜上来。可能是因为北京的 主要风景名胜都玩过了,王府井大街也逛过了,天气又热得让人受不了的缘故吧, 母子俩人都嚷着要离开北京。于是我们按原计划南下安徽郎溪看望岳父母,在那里 住了一个礼拜后,便取道上海、杭州、衡阳、桂林、柳州、贵阳回到了云南。这时 暑假开学的日期也快到了,我仅在家里住了三天,便马不停蹄地赶回了北大。 两年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最后一学期的考试完了以后,我们还必须进行毕业 实习,每人提交1 篇毕业论文,论文及格方可毕业。学校安排我们到深圳蛇口工业 区进行毕业实习,因为那里不但是我国改革开放的窗口,而且蛇口工业区刚刚上任 的总经理乔胜利就是我们班的同学,到他那里实习,无论吃住交通、工作联系安排, 都要方便得多。乔胜利到北大学习之前,是香港招商局蛇口工业区的党委副书记, 当最后一学期考试进行到只剩下两门课的时候,工业区管委会通知他,没考的课程 就不用考了,让他连夜赶回去参加工业区总经理的竞争应聘上岗,于是他就急匆匆 地收拾行李走了。过了不到十天,当我们全班同学和系里的实习指导老师一起来到 深圳的时候,他已经做了蛇口工业区的总经理了。乔胜利安排我们住在深圳大学的 “粤海门客舍”,这是为深圳大学的学生从事社会实践,开展勤工俭学而建的宾馆, 从总经理到服务员,都由深圳大学的学生轮流来做。客舍设施好,服务更好,“员 工”对我们的服务非常热情,非常周到。我们到的时候,总经理率全体员工夹道欢 迎;我们走的时候,总经理为我们召开座谈欢送会,用从校园里的荔枝树上采来的 新鲜荔枝为我们饯行。一住进粤海门客舍,我们就碰到一件百思不得其解的事,客 舍的服务员竟然对我们说,房间里的电器要尽量的使用,不然他们会被电力公司罚 款。我们脑子里的信条,历来是要随时随地注意节约用电,能不使用的电器尽量不 使用,这里到底是怎么了?为什么会与众不同?后来我们问乔胜利,他才对我们说, 为了保证外资企业的用电质量,这里用的都是香港的电。用香港的电,供电协议中 明确规定,超负荷用电要罚款,用电负荷不满也要罚款。我们一下就感觉到了特区 就是特区,特区与内地就是有所不同。 在深圳特区实习的1 个月时间里,我们去了许多工厂,有外资企业,也有中外 合资企业、中资企业。去了许多机关事业单位,包括蛇口工业区管理委员会和深圳 市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当然也去了沙头角、小梅沙,银湖、香蜜湖、西里湖和 珠海、拱北。 有乔总的关照,我们到哪里都很方便,实习进行得也非常顺利。特别是到那些 外资企业,一般情况下,大门你都难进去,但我们去了,都是企业的老总们亲自出 面接待我们,我们提出什么问题也是有问必答。我们可以到处看,随便问,没有人 干涉我们。我们去了日本的三洋收录机生产厂和美国的太阳石油公司,以及集装箱 厂、泰柏墙体材料厂、赤湾码头、航空工贸有限公司等外资企业和中外合资企业, 深感他们的理念、管理、技术都是内地企业无法与之相比的。日本三洋收录机厂的 文谷经理,原是日本驻中国大使馆的经济参赞,汉语讲的非常流利。他给我们作介 绍时,拿出两页A4纸的复印件资料对我们说,这是他刚花10万元人民币买来的信息 资料,以此说明信息的价值和信息对企业生产经营的重要,我们听了过后,无不瞠 目结舌。在讲到企业产品的质量管理时,他说他们曾经有一大批收录机,卖到东南 亚几个国家后,才发现机壳上有一条痕迹,丝毫不影响使用,只是外观难看一点。 经过反复查找,终于发现是做包装盒时瓦楞纸上涂的胶水不合格造成的。于是他们 不但立即解决了胶水质量问题,而且不顾遭受重大经济损失,坚决退换了全部有问 题的收录机,取得了客户的信任,稳稳站住了市场。他们把产品质量视作企业的生 命,真的是做到了一丝不苟。文谷经理还给我们介绍了一些有趣的事情,他说刚来 这里建厂的时候,他到广东的山区农村去招工,其他什么都不看,就看你手指有多 长,只要年纪轻、手指长的都要。招回厂里来加以训练过后,干起活来个个都是 “狗撵鸭子呱呱叫。”他说中国人与日本人习惯不同,中国人个个都喜欢带个茶杯 到车间,工作时喝大量的水,频繁地上厕所,对生产影响很大。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他就让手下停止了开水供应,并将厕所锁了起来。结果工人们一起造反,通过工会 来和他谈判。最后找到的妥协办法是恢复开水供应,打开厕所门上的锁,但工人4 小时之内只准上1 次厕所,超过的次数扣工资。美国太阳石油公司,是一家专门生 产航空润滑油的企业,厂长和职工都是美方聘用的中国人。我们特意赶在上午8 点 人们上班之前进到厂里,目的是想看看企业一天中的生产经营过程。我们都亲眼看 到,8 点一到,各个工位上的人都已全部就位,厂长马上把香港那边传过来的当天 的生产交货订单打印出来,分发给大家。厂长一声令下,各工位上的人便纷纷将自 己面前的阀门打开,把流量调好并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己面前的流量表。各种原料都 一起流入混合加工机器进行加工,出来的一桶桶成品润滑油,用叉车搬运到库房堆 码好,只等下午给客户送去。不到10点钟,订单规定的数量就加工完成了,一桶不 多,一桶不少。厂长一声令下,大家便下班回家。这等严格的以销定产,在我们企 业根本做不到,我们经常不是停工待料,供不了货,就是超额生产,积压浪费。 特区企业的思想、管理、技术让我感到震撼,但更让我感到震撼和着迷的是蛇 口工业区的改革。蛇口工业区实行干部任期制、干部聘任制,民主选拔、竞争上岗, 打破铁饭碗、废除终身制,使整个干部队伍出现了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新景象。 蛇口工业区实行基本工资、岗位(职务)工资、效益工资相结合的劳动工资制度, 打破了平均主义大锅饭,基本上实现了按劳分配,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 蛇口工业区实行住房商品化和分配货币化的住房管理制度,很好地解决了住房建设、 分配和管理问题。蛇口工业区实行按职工工资比例提存养老金,职工退休时连本带 息一次发给职工本人的退休养老制度,确保职工老有所养。这一系列的制度改革, 除了深圳蛇口,全国其它任何地方都还没有。因此,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我 写出了《蛇口工业区的改革》的毕业论文,不但受到老师同学的好评,而且还被云 南经济研究所采用,公开发表在其主办的《经济问题探索》杂志上。 在北大的两年,不但圆了我一辈子的大学梦,而且让我学到了许多宝贵有用的 知识。 16年求学路漫漫,从小学、初中、中专到大学,从里崴、镇沅、昆明到北京, 让我知识日渐丰富,技能日渐提高,思想日渐成熟,工作日渐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