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幸的“2·28事件”(2) 3 月2 日下午,台南市面上到处聚集游民学生。至深夜,市区开始骚动,有民 众攻入派出所夺取枪支。3 月3 日下午,各派出所及第三监狱的枪支、海关仓库物 品、警察局保安队武器弹药全为青年学生所接管。3 月3 日晚,来自台北的青年呼 吁高雄市民起义,高雄市民随即响应,围攻警察局、派出所,没收大量枪支弹药。 3月4日,“高雄市三民主义青年团”台湾人团员全部起义,许多青年学生公开1949 年,国民党撤退台湾武装反抗。3 月5 日,青年、学生聚集于高雄中学,并编成部 队,分头攻击宪兵部、陆军兵器库等,获得大量枪械、子弹,并俘虏了700 余名国 民党官兵。除了在寿山的“高雄要塞司令部”之外,全市的军、政机关均为民众军 所控制。全市外省籍公务员逃入“高雄要塞司令部”。青年、学生与宪兵驻军双方 发生激烈的冲突,学生死伤很多,学生最后弹尽援绝,趁黑夜突围逃出。 除此之外,新竹、屏东、宜兰、花莲、台东等地也发生了武装暴动,市民攻击 警察局、驻军、官舍,抢夺武器的事件。 以上各地起义、暴动,性质并不一致。有些地方确是武装反抗,如嘉义的“民 众防卫部”、台中的“二七部队”,高雄的青年学生兵,但有的地方却只是民众自 行维持地方治安。在各地的行动中,参与的民众也相当复杂,包括青年学生、失业 者、地方领袖,但也有地方流氓混迹其中。 由于不了解祖国大陆的现况,很多台湾同胞不可能把陈仪政权中的贪官污吏和 自大陆来台工作的中下层职员区分开来,广大台湾同胞和国民党政权的阶级矛盾,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一度转化为“本省人”和“外省人”的省籍矛盾。因此在“2 · 28事件”中,各地部分愤怒的民众看到外省人就殴打,使许多无辜的平民百姓遭到 池鱼之殃,结果是原先作为反抗对象的高官丝毫无损,遭殃的反是小公务员、商人、 妇孺。另一方面,也有许多台湾人,在动乱中保护大陆人,或救助受伤的大陆人, 也有不少“外省人”同胞认识到这是一场“打错了”的悲剧。 据研究,在事件中痛打外省人的,多数是台湾本地的流氓和从海南被日军征召 入伍而在战后返台失业的台籍士兵。至于广大善良的台湾同胞却是保护“外省人” 的。当时率新中国剧社在台北演出,住在台北市三义旅馆的戏剧家欧阳予倩先生, 正好目睹了殴打“外省人”的这一幕悲剧:“有50几个人走进旅馆,叫男社员全到 外边让他们打,经过旅社主人和两个台湾学生向群众解释,说他们只是剧社的演员, 既非官吏,又非商人,群众才退去。”当然,应当承认,满街殴打外省人的情况, 的确也激起了省籍矛盾。老记者王康年追忆当年他从馆前街一家旅社楼上窗口, “看到满街打外省人的景象,既气愤又伤心,我想不到台湾同胞竟如此残忍。冤有 头,债有主,长官公署开枪杀人,你们去打长官公署好了,为什么找无辜的外省人 出气。”欧阳予倩指出“事件是积愤触发的,排斥外省人,不过是一个小插曲。” 为了平息民众的愤怒,解决各地民众的暴动,3 月1 日,台北市参议会邀请 “国大代表”、“国民参政员”及省议员等组织“缉烟血案调查委员会”,并建议 行政长官陈仪筹组“2 ·28事件处理委员会”,由省内各参议员、“国大代表”以 及商会、工会、学生、民众、政治建设协会等五方选出的代表组成。3 月3 日, “2·28 事件处理委员会”召开首次会议,会中商定军队撤回军营,地方治安由宪 警和学生青年组织治安服务队维持。随后,全省各地以县市参议会为主体的“2 · 28事件处理委员会”地方分会相继成立,竞相开会,并提出事件处置的对策与政治 改革的要求。“2 ·28事件处理委员会”也逐渐由一个原本只是在平息事件、料理 善后的临时组织,发展成一个开展政治改革运动的团体。3 月5 日,“2 ·28事件 处理委员会”正式通过组织大纲,提出“改革台湾省政治”的宗旨;3 月6 日, “2·28 事件处理委员会”发表的告全国同胞书中更指出,“2 ·28事件”的发生 “目标在肃清贪官污吏,争取本省的政治改革”。3 月7 日,“2 ·28事件处理委 员会”提出“改革方案四十二条”(后精简为32条),包括要求省自治、保障人民 各项基本权利、撤销贸易局和专卖制度、废除苛捐杂税,接收日产由省政府自行处 理等多项内容。行政长官陈仪一方面对“2 ·28事件处理委员会”的意见和改革纲 领虚与委蛇,另一方面则电请蒋介石派遣整编21师的一个加强团来台“镇压叛乱”。 3月8日中午,宪兵队第四团团长张慕陶与“2 ·28事件处理委员会”委员进行谈话, 除肯定政治改革目标,呼吁勿牵涉军队之事以刺激“中央”外,并以生命担保“中 央”决不调兵,“2 ·28事件处理委员会”当天就发表取消这32条的声明。然而, 蒋介石派往台湾的21师已经出发,而这32条也就成为“反抗中央背叛国家阴谋”的 罪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