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权结合的典型(2) 国民党党营事业是政商一体的典型,是金权政治的最佳写照。 “投资事业管理委员会”成立的目的,是为了让党营事业经营公开化,让民间 企业人士加入,以监督党营事业的经营活动。但这个目的不但没有达到,反而成为 国民党建立政商关系的最佳途径,“投管会”变成一个政商结合体。有不少财团老 板被聘为该委员会的委员,如耐斯集团的陈哲芳、威京集团的沈庆京、美发吾公司 的李成家、高雄陈田锚家族的陈建平,宏国集团的林谢罕见、长亿集团的杨天生、 丰群集团的张国安、金鼎证券公司的张平沼、永丰余集团的何寿川、润泰集团的尹 衍梁、裕隆集团的林信义等。这些企业界的大老板不仅是刘泰英的好友,也是党营 事业投资的重要合作伙伴。 党营事业在经营上逐渐与大财团结合,形成一种新型政商关系,其结合方式也 是多种多样的。国民党控股公司投资大财团旗下企业,形成政商结合。国民党七大 控股公司投资的企业最多时达300家左右,其中多是大财团属下企业或知名大企 业,由此建立了更为广泛的政商关系。以华信银行为例,它可以说是国民党与财团 结合的一种典型。国民党通过悦升昌昔日国民党党产负责人刘泰英投资公司取得华 信银行5席董事与2席监察人席位,润泰集团通过复华建设公司投资取得该银行6 席董事及1席监察人。这样,华信银行基本上由党营事业与润泰集团所控制,国民 党与润泰集团建立了非同一般的密切友好关系。国民党党营事业与财团的这种政商 联合十分普遍。 党营事业与大财团合作,进行利益输送,形成一个政商利益群体。这种政商关 系的建立还可以从“尹书田纪念医院10亿元捐赠案”中看出。这个案子简单来说, 就是刘泰英主导将党营事业的10亿元捐给与他有非同一般关系的润泰集团负责人 尹衍梁的家族医院。尹衍梁是刘泰英在淡江大学任教时的学生,后来成为生意上的 伙伴。刘泰英曾投资尹衍梁创办的光华证券投资信托公司,并担任润泰集团下属复 华建筑经理公司董事长。刘泰英在接掌党营事业中华开发公司董事长后,与润泰集 团的直接与间接业务往来更加频繁,事业上相互支持。据悉,刘泰英能登上中华开 发公司董事长的宝座,曾面临不少阻力,而主要股东之一的尹衍梁为刘的当选立下 汗马功劳。刘泰英在成立台湾综合研究院以及在为国民党选举募款时,尹衍梁也是 主要“金主”之一。 这个案子曝光后,自然会受到外界的质疑,认为刘泰英有图利财团之嫌。刘泰 英为何不选择其他医院,而选择一个与自己关系十分密切的财团医院?不能不令人 怀疑。刘泰英的辩解,却正揭示了国民党与财团的相互支持关系。刘泰英表示,尹 书田生前对国民党贡献很多,尹衍梁长期配合党做事情不求回报,双方关系良好, 所以就同意了这个案子。这不过是金权交易的另一种说法而已。其实在这一层政商 关系的背后还有一个诱因,那就是国民党与尹书田纪念医院均为财团法人,捐款可 以“节税”,再一次证明国民党与财团的不公与不法作为。 党营事业通过“策略联盟”方式展开与财团的结盟行动。在许多政府重大投资 计划中,党营事业与其关系密切的财团结盟,夺取商机。如在台北国际金融大楼的 竞标中、在高速铁路的两大财团争夺中、在电信大哥大申请设立的夺标中,与党营 事业关系密切或以党营事业挂帅的“结盟”,均能无往而不胜。可以说今天台湾每 一个大财团几乎都与党营事业有某种关系。就是一向与外界合作较少及标榜远离政 治的台塑集团也难免,台塑集团早就投资党营事业的永嘉化学、中美和等公司,成 为事业上的合作伙伴。 党营事业还通过所谓的“丢金捡土”的办法图利财团,以巩固国民党的政商关 系。“丢金捡土”就是党营事业低价出售经营良好企业给财团,而高价购买面临问 题的企业。如党营事业曾大手笔出售中华开发、华信银行等赚钱的企业股票,而购 买呆账一大堆的泛亚银行、高雄中小企业银行等企业;抛掉台积电与联电这种高科 技盈利企业的股票,换来国扬、安锋等问题企业的“地雷股”(存在财务危机企业 的股票);卖掉值钱的中广大楼,而买进与价值极不相符的东帝士东星大楼与冠德 大楼等。党营事业这种不可思议的做法被外界称为“丢金捡土”。在这种看似不合 逻辑的背后,其实隐藏了政商结合与利益输送。党营事业出售赚钱企业,并不是出 售给一般企业,而是出售给与国民党关系极深的特定财团,像耐斯集团、润泰集团、 长亿集团等。所谓的“捡土”,也不过是帮助这些出现问题与面临困难的企业解决 困难而已。 在1997年至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蔓延到台湾时,台湾有25家大财团 发生财务危机,其中有14家找上国民党党营事业求援。但国民党党营事业只选择 9家企业进行救援。原来这9家发生财务危机的企业均是与国民党有良好政商关系 的企业,而非刘泰英所称的这些企业“本业基础良好”。党营事业救援的第一步, 是以投资入股的方式直接给予资金援助,并掌握企业的经营权,稳住银行的贷款支 持。第二步则是由中华开发工业银行结合其他金融机构联合贷款“纾困”。此外, 刘泰英也向各银行施压,要其不要对这些企业抽紧银根,以分散风险。有人指出, 国民党一手遮天,运用党营事业做政治利益的巩固与交换,将原本体质不佳的企业 风险由广大的纳税义务人来承担,是极不公平的。 党营事业还依靠特权,大肆向银行借贷。到1999年7月,党营事业向银行 借贷负债余额高达1028亿元,加上公司债发行余额329亿元,合计1357 亿元,不仅造成党营事业财务状况恶化,而且金融机构坏账也不断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