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国会纵火和盖世太保
三月二十三,日,戈林宣布新的国会议会开幕。早在第一次会议上就宣布了对
为‘祖国着想”即为纳粹着想的罪犯和过失者实行大赦。六月二十三日,由于取消
了在反对纳粹‘斗争年代”中所作出的判决,该大赦令更趋完备。有关的法律规定
:立即释放被剥夺自由的人,退回他们所付罚款,注销所有被判刑者在刑事犯登记
表上的名字。纳粹党为他们平反,偿还他们的费用。这样做也是对未来的一种保证。
但是戈林想从现在起按照严格的法则办事。这意味着今后只有根据命令才能开枪。
为了能够顺利地进行这些或多或少的罪恶活动,那些“资产阶级”的部长们必
须从他们负责的岗位上撤换下来。
由于四月一日和七日颁布了国家新秩序的两项根本法,除了普鲁士邦议会外,
所有的邦议会都解散了。任命各邦地方长官来替代他们的工作。这些地方长官直接
向总理负责,并关心国家法和元首指示的执行情况。中央集权就这样轻易地产生了。
不久,已成为多余的德国参议院和在一九三四年初各邦保留的一些自.主权也消失
得无影无踪。各邦地方长官是在经过彻底了解、确实经受得住考验的纳粹分子中挑
选出来的。党的政治组织成员在反对党卫队的显贵者——他们是危险的敌人——的
激烈斗争中夺得了大部分权力。
在普鲁士,斗争进行得很激烈,因为它是关系到要把巴本甩掉的一场斗争。希
特勒自任总督——这是有关法律所允许的——并且把某些权力授予戈林,帝国委员
弗朗兹·冯·巴本则被赶下了台。戈林对完成他的庞大的警察组织的建设工作非常
重视。这就是普鲁士政府为什么还没有解散的原因。如果该政府解散了,普鲁士警
察就会落入帝国内政部长弗立克的管辖权之内。
经过这次准备工作之后,戈林于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六日公布了一项法令:在
普鲁士内政部长戈林的亲自领导下,正式建立秘密警察——盖世太保。同一天,狄
尔斯被任命为警察部长戈林的首席助手。在德语中,‘秘密”这个词具有“私人”
的意思。事实上,这个秘密警察将同时成为一个政党,甚至某个人的私人警察。各
联邦中通常把国家和党等同和混淆在一起的做法在这里得到了证实,而且又很快在
其他所有部门得到证实;通过这项法令,普鲁士每个区均建立了国家警察分局,它
们隶属柏林总局。当时限制在柏林地区活动的盖世太保
在每个地区架设了一条天线。但是它的势力还没有超越普鲁士的界限。
无论在警察局,还是在司法机关和国家官员牛,清洗工作已经完毕。四月七日
公布的一项法律允许释放反法西斯的、犹太人的或以前左派组织中的国家官员和法
官。
六月二十二日,戈林部长的一项指示谆谆教诲那些官员,要监督所有国家工作
人员的谈话,并且把发表批判性言论的人的名字报告给他。六月三十日,下达同样
的指示,要暗中监视工人。连续不断的间谍活动就这样开始了,监视和告密交织成
的网覆盖着德国大地。
秘密警察居于这只蜘蛛网的中心。从它成立那天起,人们就习惯于根据它印的
邮戳“盖世太保’来称呼它。这个名字在几天之内就声名狼藉。七月份,盖世太保
在打击反对派这一战役中取得了重大成就,从而显示了它的厉害。早在几年前成立
的共产党地下组织被摧毁了,由约翰·谢尔领导的工作人员全部被逮捕。谢尔自己
由于重新建立一个被解散的党而受到控告,冲锋队队员把他从待审拘留中带走,并
枪杀了他。
在对反对党采取行动的同时,盖世太保奉戈林的命令开始对冲锋队进行颠覆活
动。现在罗姆直接受到了监视。 戈林作为代理帝国委员和普鲁士警察部长主管集
中营。可是由冲锋队建立的一批集中营都逃过了他的控制。
有关集中营的可怕报道流传极广。对此,戈林并不过问,但是他不允许在他的
职权范围内打开缺口。那些可怕的谣传给他提供了直接攻击罗姆的机会。因此,罗
姆的处境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危险。自从夺权以来,冲锋队在无限制地扩大。仅柏林
一地的冲锋队(包括勃兰登堡省的一个边区)就有六十万人以上。‘红色阵线”的
整个部队转入了冲锋队。
柏林人称他们是“牛排货”,即“外褐里红”。罗姆对此满不在乎。一九三三
年底,德国有四百五十万名冲锋队队员,罗姆任不管部部长。
戈林试图制止罗姆步步高升,他委托狄尔斯去调查冲锋队在集中营的情况并去
解散它们。只允许‘官方的”集中营继续存在,而且由党卫队管理。为此目的。戈
林同党卫队头子希姆莱达成了一项秘密协议。
事实上,冲锋队交付了一叠染上鲜血的帐单,他们不但‘消灭”了敌人,而且
还消灭了已经变得危险的昔日的帮凶。
冲锋队杀死了工程师乔治·贝尔,他在希特勒和亨利·德特丁先生之间的财政
交易中曾经当过经纪人。冲锋队枪杀了警察少校洪格林格,他在慕尼黑十一月政变
开始时反对过希特勒。此外,在冲锋队的牺牲者当中还有它们的逃兵、党卫队长,
因为这些党卫队长在那个疯狂般地追求功名、天天削尖脑袋向上爬的海因里希·希
姆莱眼里已经成为危险的劲敌。
冲锋队在夺权斗争中有三百人死亡,四万人受伤。他们为此付出了血的代价。
汉斯·伯恩德·吉斯维乌斯自己曾经参加过几个月盖世太保,在他站到反对党
一边以前,他对这股旋风作了如下描绘;“……冲锋队进行大搜捕。冲锋队进行抄
家。冲锋队没收财物。冲锋队传人审问。冲锋队拘捕他人下狱。简而言之,冲锋队
已经上升为永久性的辅助警察。他们对在所谓‘体制时代’建立的各种法律原则和
管理制度毫不介意……要是它看准了谁,谁就倒霉!当时出现了‘地堡’式的那种
可怕的秘密监狱。每个出色的冲锋队组织必须至少占有一个秘密监狱。抓人已成为
冲锋队的嗜好。衡量一个冲锋队领导人的才干是根据他囚犯的数目,评价一个打手
的威望是根据他对俘虏进行‘教育’的打击力……”①。
① 《国际军事法庭文件,第12卷,第296 页。
在有些地方,昨天的同盟者、右派政党对这些暴力行为深感不安。但是在布朗
斯威克,钢盔队起来反对冲锋队,因此被解散。任何一种反抗,甚至犹豫不决都会
受到镇压。
冲锋队领导人成为骄傲和残酷的总督,成为对他们同胞的生死权利提出无理要
求的君主。每一个暴君身边都有一个武装到牙齿的、恶棍式的贴身警卫,并且尽可
能为自己组织一支特别分队——“第一局”,他们的任务是追踪和干掉政治上的敌
人。他们毫无根据地逮捕以下各种人:真正的和所谓的共产党员、犹太人和那些由
于缺乏感化的、善良的、怕得要死的人士。
这是违法的竞争,戈林对此很生气。狄尔斯把他的罗网撒向“秘密集中营”。
这类集中营大约有四十个,有四万到五万个‘祖国的敌人”被杀害在集中营里。最
有名的是奥拉宁堡,虽然冲锋队建立了这个集中营,但是自从它建立以来却由盖世
太保的官员进行管理。盖世太保几乎把所有的被捕者都送往那里。可是没有人去过
问此事。但是在乌珀塔尔,霍恩施泰因和勃莱多夫这三个地方的集中营是由当地的
冲锋队队长领导的。帝国司法部曾经收到过关于虐待那里囚犯的诉苦信.古特纳把
这些信件转呈给希特勒。
勃莱多夫集中营是由冲锋队队长,前任波莫瑞区的行政长官卡尔芬斯坦因建立
的。戈林却把它关闭了,同时关闭的还有海因斯领导的布雷斯劳集中营,海因斯是
罗姆的知己,与罗姆一样有同性恋爱的怪癖,他把快乐建筑在对俘虏施以残忍的极
刑上。在柏林地区,那里的冲锋队队长卡尔·恩斯特过去是咖啡馆的一个服务员,
他的经历很不光彩,可现在却是冲锋队的一位重要人物,他同样拥有自己的“秘密
集中营,戈林也把它关闭了。
然而,这里还没有谈到有关干涉党卫队集中营的事情。
达豪集中营就是其中之一,它在十二年以后落到了臭不可闻的地步。集中营司
令官、党卫队队长西奥多·艾克公布“警卫人员工作守则”,其中说:“容忍意味
着软弱。从这种认识出发,只要为了祖国的利益必须在任何地方采取无情的行动。
那些受人挑拨的、规规矩矩的同一民族的人是不会触及这些刑法的。但是要告诉那
些政治上的挑拨者和聪明的煽动者(不管是哪种倾向的),你们要当心,不要让他
们捉到你们,否则他们会抓着你们的脖子以牙还牙地杀害你们。”①。
① 《国际军事法庭文件,第26卷,第292 页,脚注778.每个党卫队员都知道,
什么是“祖国的利益’。五月份,前共产党议员德雷泽尔和施莱法在达豪被谋害。
五月十六日至二十七日这段时间里,另外四个俘虏被杀死,而且是被四个党卫队卫
兵杀死的,这说明杀人是他们的家常便饭。
五月二十四日,当慕尼黑的律师阿尔弗雷德·施特劳斯博士在白天受讯之后,
因颈项被人开了两枪而致死。进行尸体解剖的医生确定,身体上有‘黑色和蓝色的
压伤处和裂缝的伤口”。其他三个俘虏莱昂哈德·豪斯曼、路易.施洛斯和塞巴斯
蒂恩·内夫茨格惨遭同样方式的杀害。
当时慕尼黑检察院还没有按照纳粹思想行事。他们要对这起谋杀嫌疑案提出起
诉。党卫队领导解释说,这四个俘虏是在企图逃跑中被开枪打死的。可是施特劳斯
博士案件中的医生鉴定证明,死者是穿着拖鞋的,他‘一只脚穿着短袜,另一只是
赤脚的”,“显然是由于伤口”的缘故。这两颗子弹是从附近发射出来的。
很清楚,关闭冲锋队的集中营,不是因为那里囚犯受到虐待,而恰恰是冲锋队
在管理着它们。罗姆和他的朋友们十分懂得这一点。他们进行了回击。
一天早晨,柏林的盖世太保把两个囚犯押送到奥拉宁堡。这两个人也同其他囚
犯一样,情况很惨。十分明显,在审讯时他们遭到了虐待。不过这一次,集中营当
局对这件事非常恼火。集中营司令官舍费尔向他的上级冲锋队领导人舒茨韦克塞尔
报告了这宗案件。舒茨韦克塞尔也显得很恼火。他俩驱车前往盖世太保的所在地艾
尔布莱希特亲王街,“要求予以澄清”。人们有礼貌地接待丁他们,答应他们查清
犯罪的人,并在第二天提出一份报告。
事实上,第二天就对这些抗议作了回答,而且是通过电话回答的:由于虐待囚
犯,特此解散奥拉宁堡集中营。一列列车已在途中,以便把俘虏押往不久前由党卫
队在埃姆斯河附近建立的集中营。舍费尔正好还有时间赶往柏林,向国务秘书格劳
尔特报告此事。他眼看着一场严重的冲突即将来临,因此决定撤回这项解散令。奥
拉宁堡集中营在舍费郊父亲般的严格控制下照常“工作”。
这仅仅是激烈斗争中的许多插曲之一。这些天以来,各个纳粹组织之间进行着
你死我活的斗争,随着这个政权的崩溃,斗争才会自行停止。是的,有些私人的帐
只有在纽伦堡法院大厅的国际军事法庭上才得到清算!但是那里的竞争常常发展到
无比仇恨的地步。
这些竞争是在争权夺利.争夺嘉奖的斗争中发生的,在这场斗争中,不是以个
人功劳,能力。道德价值作为准则,而是以一个集团或受到一位有势之友的一时宠
爱或暂时得势作为准则。每个组织都在拚命排挤别的组织,特别是触犯自己利益的
那些组织,在它们内部,一场类似的斗争在那些想要分享权力的私党中间蔓延开来。
盖世太保也参与了这场斗争。这帮家伙表面上看来是个相互依赖的、顽固的和
可怕的统一体,但是实际上却象一只篮子里面的许多螃蟹在互相争夺,互相排挤。
狄尔斯是戈林唯一的得宠者,他的职务令人羡慕。对某些人说来,干掉狄尔斯
就是意味着取代他的宝座。因为按照纳粹的习惯,告密者先要把被告者交给刽子手
之后,才能获得作为报酬的职位。戈林的敌人把狄尔斯作为目标,如果他下台,这
对总理来说将是一个严重的损失。但是面对这些阴谋,狄尔斯采用一个狡猾的奉承
者的完美无缺的伎俩来见风使舵。 可是有一天,他的一个敌人找到了可以出其
不备、攻其一点的机会。兴登堡所信任的一些将军们故意对盖世太保
的种种惯例提出了抗议,接着向兴登堡递交了一份材料。那是弗立克搞的,他
对戈林争夺盖世太保控制权的方式方法并不满意。但是这种手腕也没有成功。戈林
解释说,这可能只是那些过于热心的部下所犯的个别的越轨行为,同时委托一个委
员会来改组盖世太保并对越轨干涉行为采取相应措施。显然该委员会从未举行过会
议。但是戈林为了安慰一下元帅,不得不牺牲狄尔斯。不过在一九三三年九月底,
他又被召回来,担任柏林警察局副局长。可是狄尔斯——盖世太保的真正“发明者”
是熟悉它的曲折道路的。
他鄙视新职务,认为聪明人应该越过捷克斯洛伐克边界,在波希米亚耐心等待
即将发生的事件。在他看来,已经受到纳粹侵袭的奥地利不太安全。
戈林忍受了他所遭受到的打击。狄尔斯的免职是他敌人的一个胜利。但是他找
到了补救。
戈林任命一位名正言顺不会受到怀疑的‘老战士’来替代狄尔斯,他就是威廉·
库贝的一位朋友阿尔托纳区的警察局长保罗·欣克勒。威廉·库贝曾经是纳粹党议
会党团驻普鲁士的议会主席兼勃兰登堡地方行政官。
欣克勒就此充任新职。戈林知道保罗·欣克勒是个酒鬼,不过经过慎重考虑之
后,感到不说为妙,因为欣克勒与他前任的酒量相比那真是小巫见大巫了。他曾因
盗用公款一事受过审讯,但后来由于神经错乱而被释放。事实上,欣克勒是个双料
的神经错乱者:生来的低能者和十足的酒鬼。
狄尔斯住在农村深居简出,但还是密切注视着即将发生的事件。九月二十一日,
在他逃跑时的前八天,国会纵火案开始提起诉讼。狄尔斯曾经领导过这次调查工作,
他熟悉内情,知道有人会重新提起这桩事。在国外,这次起诉激动人心,流亡国外
的德国人尽力要使案件的真相大白于天下。狄尔斯悄悄地透露风声,如果有人肯奖
赏,他可以回到纳粹那里去。
在柏林,欣克勒的越轨行为日见增多,十月底,他任职还不到三十天,就被迅
速地撤了职。狄尔斯被紧急召回,官复原职。他首先要做的是公布对欣克勒的逮捕
令。当密探在清晨时刻到达他家时,幸亏他还有时间,穿着睡衣裤跳出窗外,穿过
动物园逃跑。一个警察巡逻队把他带到了附近的警察分局,他可以在那里通知他的
朋友库贝前来给他解围。
在预先发出这个警告之后,狄尔斯重新恢复了自己的工作和原来的方式方法。
戈林似乎嗅出了子弹的气味,决心预防一次新的袭击。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三十日,
他以普鲁士总理的身份,通过一项变革的法令,剥夺盖世太保在内政部的权力,然
后把它置于自己的领导之下,从法律上来看,把警察中的一个部门分离出来是令人
难以置信的,但是纳粹的信条就是要藐视任何的法律准则。
同一天,戈林对委员会的某些成员免除逮捕令。这个委员会的成员是在狄尔斯
辞职时任职的,而且根本没有举行过一次改组和控制盖世太保的会议。虽然没有执
行逮捕令,但是他们的目的已经达到,对那些想要从神圣不可侵犯的盖世太保那里
捞好处的人提出了警告。
一九三四年初,赫斯特报纸发表了戈林的一篇文章,他写道:“我仍拒绝用法
律来为人民的敌人进行辩护……我们纳粹党人有意识地反对错误的宽大和错误的人
道主义……
我们对深思熟虑的律师艺术和言过其实的咬文嚼字的法律一窍不通。”①。
① 戈林:《演说和文章》,第1591页,慕尼黑,1940年。《国际军事法庭文
件,第7 卷,第215 页。
当然,纳粹党人从来没有尊重过“咬文嚼字的法律”,唯有在他们设法利用准
备好的重大案件进行宣传时才会考虑使用那些法律细则。
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一日,在莱比锡的国家法院里,这出戏剧第二幕的幕布徐
徐升起。它的第一幕曾经在二月份唤醒了德国和世界。七个月之前,国会大厦的半
圆形屋顶着火燃烧,化为一片瓦砾,接着,自由德国跌进了一只毁灭性的高温炉里。
现在,帝国的那些新主子力图在国际舆论面前为自己辩护,但是自从纵火案发生以
来,没有人会相信传奇式的纵火案会由共产党人干的,这样一个神话有可能对纳粹
党人的敌人采取毫不留情的镇压措施和发动一场毁灭性的战争。当时他们的地位还
不稳固,所以需要战争来巩固政权。 那位穿着法衣的老态龙钟的参议院议长宾
格尔的身旁坐着四个陪审员。在召开的五十四次会议期间,他作了最大的努力来维
护他那仅有的一点尊严,可还是逐渐失去了审理案件的领导权。
在被告席上坐着五个完全不同类型的男人,显然,这是因为(对纳粹党有利的)
偶然事情使他们五人相继来到这里。在被告席上为首的是一个半白痴的荷兰人范·
德·卢勃。他是在燃烧着的国会大厦里被捕的,无疑属于纵火犯之一。坐在他旁边
的是共产党国会议会党团的前任主席,党的最有名的演说家之一托格勒,接下来是
最受人爱戴的德国共产党主席恩斯特·台尔曼。为了证明自己是无罪的,他在纵火
那天自己去向警察局自首,此后他就被禁闭起来。
这是根据两个可疑的证人的供词而对他提出的控告,这两个人就是参加过纳粹
党的前老共产党员弗赖和卡尔瓦纳。
他们发誓作证说,纵火那天,他们看见托格勒同范·德·卢勃一起走进国会大
厦,就凭这个供词已经足够了。更有趣的是其他三个被告是在莫明其妙的情况下被
捕的,他们三个都是保加利亚人。一个名叫黑尔默的人是波茨坦大街‘巴伐利亚宫”
饭店的服务员,他在报上看到范·德·卢勃的一张照片和看到广告栏里的一则通告,
通告里这么说,凡是抓到凶手范·德·卢勃的同谋犯,可得重赏两万马克。黑尔默
现在回忆说,在“巴伐利亚宫”曾看到卢勃同三个男人在一起,他们经常光临这家
饭店,“肯定是布尔什维克”。因为“巴伐利亚宫”是一家相当高级的饭店,而象
范·德·卢勃这样的流浪汉很可能还未进门就被赶了出来。这种情况却没有引起人
们的注意。警察在“巴伐利亚宫”设了一个圈套,在三月九日逮捕了这三个老顾客。
两个人身边带着普通护照,上面证明他们是黑迪格尔博士和帕内夫博士。第三个人
身边没有带护照。当局只花了几分钟,就确定这些护照是伪造的。对此,这三个人
承认,他们叫布拉戈伊·波波夫,华西尔·泰涅夫和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而且
都是保加利亚人。
季米特洛夫!当盖世太保总部的人获悉有这个战利品时,顿时爆发出一片欢呼
声。季米特洛夫是西欧共产国际地下组织的领导人,在保加利亚已经两次被分别判
处二十年和十二年监禁。其他两个保加利亚人在他们的国家里,同样由于政治活动
被判了刑,每人被判徒刑十二年。他们逃出了保加利亚,在俄国避难了一段较长的
时间,不久前才来到德国,以便设法从这里秘密地回到保加利亚去。他们断言,从
未看见过范·德·卢勃,至于托格勒这个人也是只知其名,而不知其人。他们被捕
的消息一公布后,就有几十个证人前来报到。这些人都斩钉截铁地说,在饭店里,
在大街上以及在国会里,看见过这三个人同托格勒和范·德·卢勃一起,如何把贮
藏器拖到那里以及如何偷偷地把它们放在大厅和那些最想象不到的地方。季米特洛
夫镇静地倾听着这些言论。要证明他在起火那天去过慕尼黑,那是不费吹灰之力的。
五个人就这样站到了被告席上,控告书的指控对当场被抓到的卢勃来说是致命
的,他是一只披着人皮迷了路的可怜的野兽,而对其他四个人则是毫无根据的。
公众对这次起诉颇感兴趣。来自世界各地(没有得到允许的苏联记者除外)的
一百二十名新闻记者把国会大厅的记者席位挤得满满的。希特勒想从这次“无情的”
判决中捞一把,通过这次判决,使案件审理获得成功,并借助新的力量使反共宣传
复活起来。 然而,在莱比锡起诉前不久,已经有另一个法庭对这次事件作了判
决。流亡在法国、荷兰、英国和美国的德国人曾经向世界舆论发出紧急呼吁。他们
进行了调查,请来了证人,公布了照片和文件,设法把大家认为可能的真相如实地
反映出来:国会是由纳粹党人自己放火烧的,目的是要让年迈的兴登堡在紧急法上
签字,为他们的镇压措施辩护。
在巴黎,借助于安德烈和克拉腊·马尔罗,让·盖埃诺和意大利人希亚罗蒙特
成立了一个特别积极的核心小组。在德国共产党的两个作家维利·明茨贝格和古斯
塔夫·雷格勒的领导下,用几种语言公布《褐皮书》并广泛宣传。真相开始大白于
天下。
九月初,伦敦的一个反法西斯委员会委托国际调查委员会,由它决定,在莱比
锡起诉前,对国会纵火案进行起诉。
在一位有名的伦敦法学家,工党的一位拥护者,检察长德尼·诺韦尔·普里特
的主持下,法国、英国、美国、比利时和瑞典的知名人士云集在该委员会里,其中
有加斯东·贝热里,律师德·莫罗·贾费里,律师亨利·托雷,阿尔蒂尔·埃斯和
弗莫伊伦。斯坦福·克里普斯爵士坐在起诉者的位置上。他叙述了事实的经过并强
调指出,这次表面上的起诉在法律上是无效的,它除了揭露在德国由于种种情况而
受到阻碍的真相之外,别无其他目的。
会后,委员会才明白,卢勃虽然是纵火者之一,但只是被用来作为一种工具。
那么它是掌握在谁的手里?委员会回答说,是在纳粹党人的手里,特别是掌握在戈
林的手里,他应该是主要的被告人。九月十一日,律师德·莫罗·贾费里大声叫喊
道:“在整个世界上不会有这样的法庭,不会有这样的裁决,甚至是最无情的裁决,
对被告抱着最敌视的态度所作出的裁决,都不愿意在眼下去接受这种童话似的可笑
证据,这是可以肯定的1 但是人是要面子的,在决意干坏事的被告者身后,肯定隐
藏着戈林那样的人,他已经遭到所有正直人的良心上的谴责。
“二月二十七日晚上,在柏林,是谁手拿钥匙去国会大厦的?
“是谁向警察下达命令的?
“是谁能够加强或放松对国会大厦监视呢?
“又是谁手里拿有去大厦地下室的钥匙,而且看来只有用这把钥匙才能进入地
下室呢?!
“这个人既是普鲁士邦政府的内政部长,又是国会议长:他就是戈林!”
“为了保持面子……”对此,最高法庭费了很大的劲。因为起诉者一方很快出
了洋相,他们面对着季米特洛夫对他们发起的猛烈抨击,只有招架之势,而无反击
之力。其他被告态度消极。范·德·卢勃神情忧郁,人们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从他
嘴里挤出一些简短的答词。至于泰涅夫和波波夫,他们不会说一句德国话。季米特
洛夫争得了起诉的主动权。他成了起诉者,他的起诉词简洁明了,使得原来的起诉
者、帝国律师瓦尔纳博士决定采取一个惊人的步骤。他设法弄到流亡者的一本《褐
皮书》的样本,逐页进行审查,以便证明这是编造出来的唯一谎言!
这样,起诉者成为被告者,诉讼案在继续审理过程中,除为起诉者进行辩护外,
并没有达到其他目的。
接着,这些人在法庭的栅栏旁一一走过,德国人都在窃窃私语着他们的名字:
布雷斯劳的警察局长,西里西亚的冲锋队队长海因斯;纵火时任波茨坦警察局局长
的赫尔道夫伯爵;冲锋队队员舒尔兹以及最后戈林自己。
吉斯维乌斯生动地描绘了戈林出庭时的情景。他喜爱表现变化多端的性格(流
行的“赫尔曼”、“忠心的骑士”、“民族英雄”等等),而在那一天他却选择了
他特别喜欢的一种性格:“铁腕赫尔曼”。
这位“铁腕赫尔曼”身穿亚麻织成的淡褐色的猎装,脚上穿着使地板发出咯咯
声响的高统靴步入会场。他强作镇静,但是很快就失去了镇静。由于愤怒而汗流浃
背,他开始大发雷霆地讲了一通。这次起诉,出乎意外地发生转变,使他惊慌失措。
戈林不知道,法官们正在研究一本《褐皮书》,那是一份“煽动性的文件”,这种
文件只要被他发现,他就要把它消灭掉。
宾格尔坐在椅子上胆怯地注视着这个场面。他开始理.解到,这次诉讼对他事
业上的成就等于是敲响了丧钟。被告席上的季米特洛夫按捺不住他内心的喜悦。戈
林怒气未消,气势汹汹地注视着他,试图重新保持自己的镇静。但现在的情况是由
被告季米特洛夫审讯国会议长,国会议长必须回答!
一场难以置信的对话开始了①:① 吉斯维乌斯:《痛苦的结局》,第39页,
汉堡,未注明年代。
“为了……,能够找到同谋者,内政部长先生在二月二十八日以及在此后的几
天里做了些什么,可能是在寻找同谋者吧?’季米特洛夫问道。
“我本人不是刑事官员,而是位负责的部长,”戈林回答说。“因此,对我说
来,重要的根本不是去发现几个小混蛋,而是去注意那些应对罪恶世界观负有责任
的政党。”
他上了季米特洛夫的圈套,在围绕政治的舌战中迷失了方向。虽然他是一个纳
粹党的重要战略家,但是他没有那种气势能够对抗一位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大师。
突然,对戈林证人的审问变为一次共产主义的宣传会议,戈林大发雷霆,用侮辱性
的口吻狂叫着:“在我的眼里,你是一个应该立即被吊在绞刑架上的骗子!’庭长
马上插话,他提醒季米特洛夫,他已经对他说过,不允许他在这里进行共产主义的
宣传。“如果这位证人发怒的话”,他是不会感到惊讶的。
季米特洛夫回答说:‘我很满意国会议长先生的回答。”
‘滚出去,你这个混蛋!滚出去!”戈林吼叫着。
法庭上顿时骚动起来,工作人员把季米特洛夫拉出大厅时,他讲了最后一句话
:“你大概害怕了吧,国会议长先生……?你大概害怕了吧……?你怕了吧,国会
议长先生……?!”
范·德·卢勃和其他被告之间的秘密协议是以控告卢勃是共产党人这个事实为
基础的。但是在审理案件期间发现卢勃在一九三一年背弃了共产主义。刑事警察调
查的结果清清楚楚地证明了这一点。
十二月二十三日,帝国法庭宣告判决:范·德·卢勃被判处死刑,其他四名被
告被判无罪释放。各国报纸对这次事件作了评论,流亡者胜利了。尽管对德国法官
施加压力,但他们还是不准备对无罪者判刑。当希特勒知道这次判决时,他暴跳如
雷,周围的人见此情景,怕得要命。
然而,戈林不愿放弃他的战利品。他曾经对季米特洛夫说过:“我会再抓到你
的!”事实上,戈林又抓到了他。尽管宣判无罪,但四名共产党人继续被监禁,直
到一九三四年二月二十七日,在日益强烈的国际舆论的压力下,他们才被释放。托
格勒被送进了集中营。服刑一段时间以后,他离开了这个集中营。因为他为纳粹服
务,所以获得了自由。
一月十日宣布,范·德·卢勃已在莱比锡监狱的院子里被绞死。许多德国人对
此表示怀疑。有人说,卢勃的家属为了把他安葬在荷兰,多次提出合法的要求,但
是他们的要求从未得到满足。然而,使人不能理解的是,如果卢勃真是一个奸细的
话,为什么纳粹党人对本来可以用世界上最合法的手段除掉一个如此讨厌的帮凶犹
豫不决。盖世太保不喜欢留下任何痕迹。
立即把下面这句拉丁文成语写到国会大厦的废墟上也许是最恰当不过了:“I
s fecit cui prodest.”①。
① 前不久,德国新闻杂志《明镜》发表长篇大论,试图说明国会纵火案是卢
勃一人搞的。我不能同意论文的结论。 因为它对许多要点没有解释清楚,也许对
于国会纵火案还得费上许多笔墨。(拉丁文Is fecit cui prod
est,意思是:这是由此事获得利益的人所干的。——译者)
可为镇压措施辩护,同时又加强了盖世太保的地位以及为大规模的选举宣传提
供了合法的证据。
这次“奉命’照办的纵火案确实给纳粹党人帮了大忙,甚至可以这样说,纳粹
党人是非常需要这把火的,因为这既发现起火后的一小时,希特勒和戈林都在注视
着燃烧的大厦。狄尔斯领着他们穿过大火尚未烧到的走廊,向那些已在进行工作的
人员交代第一批任务。
希特勒一到,火冒三丈地高声怒吼道,“这是上帝的旨意!现在没有人会阻挡
我们用铁拳去消灭共产党人了。”
一月三十一日,戈培尔在他的日记簿上写道:“希特勒在大会上部署了反对红
色恐怖斗争的重大路线。我们目前不会采取反击措施。只有当共产主义革命爆发时,
我们才会在适当的时刻给予打击。”
有人需要“共产主义革命’,是为了能够采取“反击措施’,然而,时间在消
逝,革命没有爆发,而选举却愈来愈近了。选举前一星期,国会大厦失火了,这是
上帝恩赐的一件真正的礼物,戈培尔可以从中捞到极大的好处。
二月二十二日,起火前五天,戈林把冲锋队改成辅助警察。没有他们根本不可
能在起火的晚上和在第二天的几个小时内进行大规模的逮捕,逮捕对象的名单早已
准备就绪,但是要逮捕这么多的人是需要出动全体人马的。
另外一个情况是:起火是在竞选中发生的。希特勒象往常一样进行了一场周密
的选举活动。他那份由戈培尔制定的,并在二月十日分发给党小组的日程表恰巧安
排得满满的。希特勒每天都得在几个大会上发言,大会地点往往是彼此离得很远。
他所有的宝贵时间也许连一小时也不能失去。但是,戈培尔在二月十日那天并没有
把大会规定在二月二十五日、二十六日和二十七日,而且把元首在二月二十七日不
能在群众大会上讲话的事明确地通知了各党小组。
事情发生得很奇怪;就在二月二十七日的这天晚上,国会大厦里的火焰熊熊燃
烧起来。
现在着火了:第一批警官是在发现火势以后几分钟,即在晚上九点十五分到达
出事地点的。他们对多处火源(六十到六十五处)以及分布在整幢大厦里的火源感
到吃惊。大多数火源看来是由于燃料引起和点燃的,特别是从大会厅地板上升起的
那股巨大的无烟火柱……
由海因里希·冯·格莱兴(“贵族俱乐部”的一个会员)出版的保守的《环球
》周刊在三月份第二期上发表了二篇文章,在文章的最后部分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这一切怎么可能呢?我们真是愚蠢的民族吗?搞阴谋的主犯在哪里?他们对自己
所干的事情会感到心安理得吗?也许他们是德国或国际上等社会的成员。’这篇文
章发表后,《环球》周刊立即被查封了。
戈林和戈培尔通过电台喊道,只有共产党人会进行暗害。起火后的那天,盖世
太保和刑事警察搜查了共产党的所在地卡尔·李卜克内西大厦。尽管这幢大厦已经
搜查过多次,并对它进行了一个多月的清理,同时又有警察看守,但;是正象戈培
尔博士所宣布的那样,总还发现了具有头等意义的“重要文件”,这些文件证明,
有人要在整个德国策划一次暴动。发动红色恐怖的信号可能是火烧国会大厦;他们
到处散播这次所谓计划的细节,并说,这次计划之所以失败,只是因为纳粹爱国者
当机立断。尽管外国报纸提出许多要求,但这一大堆文件是永远也不会公布的,甚
至连国会纵火案中一份非常重要的证件都不会提交出来。
那么这些担任调查工作的官员干了些什么呢?具体的事实已经证明其中有一个
纵火犯当场被逮捕了。这些官员除了捉到一个托格勒和几个保加利亚人外,一无所
获。然而,在阿图尔·奈比的支持下,狄尔斯亲自继续“追查’此事。
阿图尔·奈比是一位有经验的老警官,他曾经因写了一篇刑事学论文而一举成
名。
奇怪的谣言在居民中不胫而走,其中有些名字听来令人惊奇。毫无疑问,他们
的名字已经传到成千个盖世太保
中的一些人的耳朵里面去了。
有位贝尔医师讲了有关卢勃的一些怪事。这位医生在纳粹党内有许多朋友。但
是他现在却说,卢勃同冲锋队保
持多方关系。他装出一副知情人的样子补充说,他知道国会起火那天晚上发生
的事。在三月三日或四日那天,他在弗雷德里希大街国际俱乐部里对德国人民党的
一位朋友说,他知道二月二十七日的事情经过,他(为了解此事而感到骄傲)又把
这件事写信告诉一些党内朋友,以便使他们从中得到好处。其中有一封信投到了盖
世太保的一个办公室。
贝尔医生觉得自己已被人追踪、监视,他感到恐惧,于是他企图在奥地利那一
边的边境,一个宁静的库夫斯太因地方寻求避难。四月三日,当他感到自己已经安
然无恙的时候,他却被那些来自慕尼黑的冲锋队员杀害了。
接着,发生了奥伯弗伦博士(德国民族党国会议会党团主席)的怪事。他也知
道国会纵火事件的奇怪的细节。但是他写这些事情也太不聪明了。他把他知道的关
于那些纵火准备工作的情况记录了下来,然后寄给一些朋友。有一本小册子传到了
国外。这份回忆录被发表在法国、英国和瑞士的报纸上。五月三日,人们发现这位
博士死在他的住所里。
根据警察局的报告,他是自杀的,但是他的家属发现他的一些私人文件不翼而
飞了。
经过一九三四年六月三十日的那次血腥清洗,罗姆的司机克鲁泽在成功地逃到
了国外后给兴登堡写了一封信,向他揭发了国会纵火问题,说是由几个冲锋队员—
—罗姆的心腹——在戈林和戈培尔的帮助策划下干的。
但是所有这些谣言和说法,不管多么具体,有些细节很少有说服力。人们怎样
才能进入国会大厦里去呢?入口处只有两个,一处是西姆逊大街上的二号门,它只
有在举行会议的日子里才开放,一处是在国会旁边的五号门。二月二十七日那天只
开放五号门。穿过这扇门到达一座大厅,大厅与门之间隔着一条绳栅栏。绳栅栏后
面是门房间。每一个来客必须把他想要找的那个议员的名字登记在一张纸条上,然
后写上他自己的名字和来访原因。工作人员把纸条送给那位议员,只有得到他的同
意,来访者才允许进入大厦并由议会工作人员带领到议员那里去。最后把来访者的
姓名登记在一份特别的日常进出人员表上。
据调查现场情况的官员说,总共有七至十个人携带大量燃料,而且他们一定拥
有一把梯子。但是这七至十个人怎么可能回避检查呢?直到现在这还是一个谜。
此外,国会大厦的地下室里也有暖气设备,从那里有一段小阶梯通往地下过道,
它贯通弗雷德里希—埃伯特大街,终点设在位于大街另一端的国会议长的王宫里。
有一扇小门把过道与那里的暖气室隔离开来。走廊相当宽,甚至连一车煤也可以通
过一条轨道推往王宫的暖气室里。
现在看起来,穿过该通道把整队人马带进国会大厦是多么的容易。
外面谣传纷纷,冲锋队长恩斯特和海因斯都是纵火犯,赫尔道夫伯爵也参加了
这次行动,或者多少参与了这次准备工作。此外,恩斯特在喝酒时吹嘘过这次行动。
起火后几个星期,在诺伊鲁平有一个名叫拉尔的人因撬门偷窃案被捕。他自以为,
只要他揭露些什么,就可以摆脱这件偷窃案件。因此他要求,“在另外一件案例中”
作为证人接受调查法官的审讯。
“二月份,”他说,“我是卡尔·恩斯特的卫队人员,国会大厦起火时我在场。”
这位好心肠的人就这样不停地往下说。他提到戈培尔,和戈林,说出那些参加
过这次行动的人的名字并且详细地描述了这次行动的情况,那位感到十分惊讶的书
记员,司法部职员赖内金把全部供词作了记录。
这件事情是这样发生的:二月底的一天晚上,恩斯特把他卫队中的十名特别能
干的冲锋队员召集到身边,要他们去完成一项棘手的任务。只准成功,不许失败。
拉尔也是其中一个。根据一项计划,他们被安排在国会大厦的一些地方,纵火焚烧
国会的目的并没有马上泄露给他们。在纵火的那天晚上,这十个人随车进入国会议
长的王宫,然后进入地下室。他们在那里等待卡尔·恩斯特的一个约定信号已有二、
三小时,每人拿着一罐燃料,由于经过多次练习,每个人已经记住了自己所扮演的
角色。
在长时间的等待过程中,是否还要进行其他活动,他们是一无所知的。
大约在晚上九点钟,恩斯特终于来了,他发出信号,这十个人就通过地下过道
潜入到那幢静悄悄的国会大厦里,走遍各个角落,然后把燃料点燃。这一切在十分
钟内就干完了。十个人仍由原路回到王宫。
这十个人也一直在等待同一时间发生的“另一个行动”
的信号,另一个行动不是别的,而是对那位被“朋友们’当作心理状态正常的
范·德。卢勃进行‘遥控’。当时,这位可怜的家伙也许受到一种药物的影响,主
要是受人唆使,袋里塞满了火柴和点火器来到国会大厦,他跨上一个窗台,敲碎了
一块玻璃,这时候冲锋队员已经穿过几间屋子,把他们的燃料浇在指定的地点上,
然后在戈林的保护下离开那里。显然,戈林到底是巧妙地找到并同意了由主谋者戈
培尔所拟定的这项计划。
当这次行动的准备工作一切就绪,戈林先授权吉斯维乌斯,以后又授权狄尔斯
转移调查方向,要他们去注意消灭那些正在出现的、没有预计到的家伙。
拉尔就是这样一个“没有预计到的家伙’。
曾经把拉尔的供词记录下来的那个书记员赖内金是个纳粹党人,他虽然是个不
重要的,却是个自信的、没有头衔的冲锋队员。他现在看到了一种能够出人头地的
可能性,那就是使该政权的那些达官贵人注意他的价值。他深信,拉尔说出了事实
的真相;拉尔说的那许多详情细节有据可查,特别是他在二月底确实担任过卡尔·
恩斯特的贴身近卫,这一点他是深信不疑的。在同证人和证人供词的多次接触中,
他学会了一种各打五十大板的本领。
赖内金向他的上司作了紧急汇报。鉴于事情的重要性,他们决定前往冲锋队总
部。那里的人指示他们去找盖世太保。
盖世太保把拉尔从诺伊鲁平监狱里接出来并告诉法官,要使用他的证词。他被
带到盖世太保总部那里,连续审问了二十四小时。
不少密探被派到各地去。盖世太保在莱比锡的邮局里截获了一封信,诺伊鲁平
的法官把这封信送交给了帝国法庭的调查法官,信里附有拉尔供词的一份记录副本。
突然被提升为队长的赖内金在诺伊鲁平受托去销毁这份原始记录。同时,盖世
太保在拉尔的住宅里、在他的情人处以及可能藏有他的信件或记录的其他地方都进
行了搜查。
拉尔的下场正象他曾经希望过的那样,他获得了释放。
而且是最终的释放。几天以后,一位农民发现了他的尸体。
他是在白天耕田时把尸体挖掘出来的。尸体被人埋葬在只有二十厘米深的田里。
他是被掐死的。
不管所有这些说法的真实性有多少,盖世太保的作用是很明显的:毫无疑问,
国会大厦的火是由冲锋队放的,他们归根到底是受到计划的主谋者戈培尔的怂恿,
以及得到戈林的帮助进行行动的,如果没有他,那将会一事无成。
那么范·德·卢勃要在这伙人当中寻找什么呢?正如帝国法庭在审讯时正式指
出的那样,这位不幸者是搞同性恋爱的。他曾经在柏林几家名声败坏的夜总会、避
难所和咖啡馆里消磨时光,跟聚集在那里的一伙人厮混。冲锋队沾染上了同性恋爱,
“男性友谊’盛行一时,参谋长罗姆是个标兵。柏林—勃兰登堡的冲锋队冲击团也
受到了毒害,这批纵火犯就是从他们那里来的。恩斯特周围的人,如果不包括恩斯
特本人的话,海因斯和其他许多人都是属于这伙弟兄们的,并且从他们当中挑选卫
兵、司机和心腹。这位荷兰人由于同周围有着秘密的联系,所以当那些阴谋家正在
密谋策划的时候,他就陷入了他们的圈套。他们立即认识到,可以使用他来担任一
种角色。这可能是一种儿戏,训练这样一个半疯的人,唤醒他的无政府主义的狂热
性,说服他(一个可怜的赫罗斯特拉塔!①)把挑衅性的嘲笑火把掷进国会大厦—
—他所厌恶的这个社会制度的象征——的王宫里去。
① 赫罗斯特拉塔,希腊人,约于公元前365 年,为在全国闻名而纵火焚烧阿
尔忒弥斯(Anemis)女神之庙。——译者。
他在行动前也许受到药物的影响。在审讯期间,他含糊地喃喃自语道,还有‘
其他人”。他讲不出什么更多的话;他陷入了某些医生认为是由莨菪胺引起的那种
迟钝的状态中。
伦敦国际调查委员会揭露了地下通道的事情。在起诉过程中,莱比锡法庭人员
前往柏林国会,走进有名的地下通道,不过目的只是为了得出纵火犯也许不会从这
条路潜入大厦的结论,但是国会大厦的那些守夜更夫们保证说,他们当时肯定发现
有人经过这里。
这位忧郁的范·德·卢勃为这个偶然事件付出了他的生命,因为这个事件曾经
把他引向那些穿着褐衫服的纵火犯的道路。除拉尔外,大多数纵火犯都牺牲在同谋
者的子弹下。盖世太保估计不会再有证人了。
国会起火和莱比锡法庭的起诉使纳粹党,及其方法和人员暴露无遗。整个文明
人类对他们的伎俩作了评价,对他们的道德观念作了衡量并得出了结论,他们是一
伙行为最卑鄙的犯罪者。因此,要从中得出印在人们脑海里的那些结论是不怎么困
难的。
然而,对此还需要有点勇气。要是闭上眼睛,让杀人犯继续胡作非为,那是很
容易的。德国的盖世太保早已懂得用恐怖手段使人人缄口无言。
几年以后,勒普克这么写道:“当今的世界灾难使世界不得不为之付出巨大的
代价,因为这个世界对待一切告急信号——它从一九三零年到一九三九年就大声疾
呼灾难即将来临——置若罔闻,这种灾难是由纳粹的魔鬼部队带来的,它首先带给
了德国本身,继而带给了其他国家。这次战争的恐怖程度同世界施加在德国的其他
恐怖程度完全相等,当时世界上的一些国家甚至同纳粹保持正常的关系,同他们一
起筹备国际性的庆祝活动和大会。”①。
① R.A.佩尔克曼在纽伦堡引用勒普克的《德国问题》;《国际军事法庭
文件,第21卷,第639 页。
——转自泉石小说书库——
亦凡公益图书馆(shuku.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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