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攻”“守”之间:发展战略的抉择 如果粗略地进行划分,在本世纪,世界的发展中国家主要处于两大地区——亚 太和拉美。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拉美各国已着手进行工业化,“发展主义”的号角 响彻安第斯山时,亚太各国基本上还处于殖民与封建的双重奴役之下,所以,在经 济发展的进程上,拉美各国先行了一步。然而,时过境迁,到了本世纪末,拉美却 远远没有完成当初的设想,仍然处于发展的“漩涡”中,石油的开发、产业结构的 多元化,投资的增加,都没有使经济步入良性循环的轨道,各国发现自己走了大半 个世纪,从终点又回到了起点:依然是贫富分化、依然是收支逆差,所不同的是又 增加了巨额外债和工业化带来的环境污染和城市贫民……这标志着以拉美为代表的 进口替代发展模式的彻底失败。进口替代思想源于一批第三世界结构主义经济学家 的“中心一外围”理论和“世界二元性”学说。这一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落 后,源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不平等,发展中国家出口的主要是初级产品, 而发达国家则主要以制成品输出到世界市场中。由于技术进步主要集中于制造业, 所以发展中国家的劳动生产率水平不仅在初始状态,而且在增长速度上,都低于发 达国家,因而前者产品成本更高,利润更低。这样,世界就形成了以发达国家为 “中心”,发展中国家为“外围”的二元结构。要改变这一状况,发展中国家必须 进行工业化,实行进口替代,以民族工业来取代占据本国市场并获取超额利润的外 商。公允地说,这一思想逻辑清晰,切中要害,不失为发展的一条途径,但是,进 口替代思想仅着眼于一国和国内市场,对于像美国、中国、俄罗斯这样的大国,国 内市场容量大,固然产业发展的潜力很大,但对于拉美和亚太的诸多小国而言,要 取得长远的发展,必须把目光放得更远,盯住国际市场。出口导向,寻找市场,成 为产业发展的基础。 “进攻是最好的防守”,这是一句尽人皆知的名言。它出自巴西球王贝利之口。 可叹的是拉美人在足球场上完美地贯彻了这一宗旨,因而所向披靡;而在世界市场 上却一味防守,力图以“进口替代”确保城池不失,殊不知在这一日趋开放的世界 上,一味死守是毫无出路的。韩国,这支跻身世界市场的新军,以“防卫反击”打 法,闯出了属于自己的一块天地。 1.稳固后防:进口替代战略实施阶段 韩国的经济并非是一幢空中楼阁,它的起飞也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在战后到 朝鲜停战初期,韩国经历了一场持久的经济灾难。由于连年的战争摧残,国民经济 濒于崩溃,工农业生产急剧下降。从工、农两大主要产业看,工厂数目下降,失业 人数剧增,粮食产量下降,耕地面积减少,另外通货膨胀严重。具体而言,1941— 1948 年,工厂数目从6328 个下降到3808 个,减少了40.3%;职工人数从149242 人减少到105696 人,减少了29%;工业总产值下降了83%;粮食产量下降了18。 9%,耕地面积减少了近二成。以1936 年的物价指数为100 ,1946 年猛升为22100, 1947 年达到40200 ,1949 年更增至81000 ,通货膨胀之巨可见一斑。战后初期 韩国的对外贸易基本上是对美双边贸易。按照韩国政府1946 年1 月发布的第39 号军政法令,美国完全垄断韩国的对外贸易,1946 年,韩国出口总额仅36 万美 元,进口总额4949.6万美元,贸易逆差达4900 多万美元;1949 年,贸易逆差增 至11400 万美元。 1953 年7 月,朝鲜战争结束,韩国面临着经济恢复和发展的严峻考验。 面对本国薄弱的产业基础,韩国政府以美国援助为经济支柱,制订并实施了 “经济复兴计划”。计划要点是:第一,以发展消费品工业(轻工业)为主,实现 面向国内市场的工业化;第二,通过消费品工业带动生产资料工业(机器制造业和 材料工业)的发展,逐步实现生产要素的自给;第三,投资来源主要靠“美援” (美援金额占国内自有资金的两倍以上);第四,利用“美援”引进大量机器设备 (占美援总额的70%以上)。 在实施进口替代战略期间,韩国政府采取了许多具有浓厚的保护主义色彩的政 策措施。 第一,设置关税和非关税壁垒。 韩国对进口产品普遍开征高关税。对于准备由本国制成品代替的消费品征收高 额关税,以限制甚至完全禁止国外工业品进口;对于某些奢侈品更是高额征税。而 对于本地区生产所需原材料、半成品,则征收较低关税。而食用谷物、非竞争性设 备进口则是免税的。对于国家重点进口替代项目所需中间产品和机器设备也免征关 税,以降低生产成本。同时,韩国政府还采用进口许可证等数量限制的方式,进口 得到了政府的直接控制,以缓解国际收支的压力。 第二,以外汇管制和多重记率实行奖出限入政策。 依据当时的韩国外汇结汇制度,出口商的外汇收入能在自由市场上以较高的市 场价格转换成外汇结汇证,通过汇兑使出口商的实际收入增加了。同时还实行出口 ——进口挂钧制度,出口商可以按较低的汇率和关税进口生产所需的投入品和资本 品。对于进口商,则国家严格控制汇兑,使得进口变得无利可图。 第三,在信贷与投资政策上实行倾斜。 韩国政府给予替代进口产业以低息贷款。对于某些急需发展的重大项目,贷款 条件更为优惠,这样,企业建设与发展的成本大大降低,产业起飞获得了一个相对 优越的环境。同时,为了保护民族工业、限制资本所得外流,政府禁止外商直接投 资。 所有这些政策都带有浓厚的保护主义特征,其目的都是为民族工业造就一个 “温室”。在温室培育中,韩国的国民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首先,国内市场的开拓和保护促进了以日用消费品工业为先导的经济增长。据 统计,在1953—1962 年间,韩国的GNP 年增长率为5.1 %,其中工业总产值的年 增长率为10.8%,恶性通货膨胀得到了抑制,经济步人良性循环的轨道。 其次,随着进口替代工业的发展,韩国的单一农业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一方 面,农业仍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粮食总产量在1952—1957 年间增长了30%;另 一方面,农业总产值在GNP 中的比重却由1953 年的50.4%下降到1962 年的45.2 %,同期新兴工业的比重却由10.6%上升到17.1%,经济结构日趋多元化、现代化。 再次,韩国产业结构的变化促进了贸易结构的合理化,初级产品出口比重从1955 年的81.6%下降到1963 年的11%,工业制成品出口比重则相应地大幅提高。在进 口结构中,消费品所占的比重相应减少,进口替代工业所需的原材料和资本品的进 口急剧上升。 最后,进口替代战略的实施改善了韩国的劳动力就业结构,农村的大量剩余劳 动力大量涌入工业部门,食品、轻纺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得到了迅猛发展。 这一系列的结构变迁,都为未来的经济高速增长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按照英国 经济学家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论来划分,进口替代工业化时期属于“为经济起飞 准备条件”的阶段。虽然在这一时期韩国并未取得令世人瞩目的经济增长,但它却 是一个农业社会工业化必不可少的关键步骤。因此,无论后人如何评价进口替代的 功过,它都是不可逾越的。 2.转守为攻:出口导向战略的实施 在经济恢复进程的逐步深化过程中,进口替代战略也相应地走到了它的尽头, 这一战略思想在实践中所带来的矛盾也逐渐暴露出来并日益深化。 第一,实施进口替代经济发展战略,形成了具有内向型特点的产业结构,这种 产业结机遇到了国内市场狭窄的矛盾。由于普遍存在的贫穷,韩国人民的购买力十 分有限,产品很难有广阔的销路,尽管在政府的扶植与保护之下,生产有了较大发 展,但是过剩的生产能力只能导致开工不足,设备闲置等人力、物力和财力浪费的 现象。 第二,实施进口替代经济发展战略,着眼于当前需要的日用消费品的生产,使 有限的资源得不到最为合理的配置,经济结构和贸易结构仍然是不平衡的。出口的 产品仍然是附加值较低的农产品、水产品和矿产品,而这些产品受自然条件限制较 大,出口增长率较低,盈利的潜力也是有限的。与此同时,进口替代工业部门所必 需的大量原材料和资本品的进口却在进一步扩大外汇支出。因此,贸易赤字仍然得 不到压缩。 第三,实施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导致了企业生存的“温室效应”,效益很难 提高。如前文所述,为使本国产品免受国外同类产品的竞争,韩国政府制订了一系 列严格的保护贸易政策,使从事生产和经营活动的企业都能较容易地得到高额利润, 因此,企业缺乏技术创新的动力,不重视改善经营管理水平和更新设备以提高质量、 降低生产成本。旱涝保收的经营心理使企业没有风险意识,产品因而缺乏国际竞争 力。政策优惠是具有“刚性”的,一旦给予便很难收回。企业处于温室之中,无形 中增加了政府的负担——正如母亲面对一个永远无法“断奶”的孩子。 在诸多弊端的重压下,韩国意识到了变革的呼唤,目光投向了动荡不定但又极 具诱惑力的国际市场上仍正如韩国贸易协会会长朴忠勋所说:“像我国这样一个资 源贫乏的国家,只有从国外引进本国所不足的原材料进行加工,以赚取外汇,而用 这些钱来充当必要的经济开发的财源。因此,无法不走出口立国的道路。”纵观国 内产业发展所需的诸多因素,韩国政府和企业家都一致认为出口导向工业化的时代 已经来临。 首先,韩国劳动力资源丰富且成本低廉。产品要进入世界市场参与竞争,最基 本的两个条件是产品是否“完美”,价格是否便宜。处于工业化初期的国家,由于 技术、工艺的限制,产品的完美程度显然低于发达国家,但是,低廉的价格可以在 一定程度上弥补产品的不足。韩国拥有一支吃苦耐劳且工资低廉的庞大劳工队伍, 这是韩国产品在世界市场上展开价格竞争的基础。 第二,经过进口替代,国内已形成了初具规模的工业体系,以轻纺工业为龙头, 化工、钢铁各业也大有潜力可挖,出口导向战略的实施已具备了一定的基础。 第三,工业化所需资金来源较为稳定。韩国具有东方社会所特有的勤俭节约、 重积累轻消费的民族性格,因而在经济进步时期,一旦个人的基本消费需求得到满 足,其收入的边际储蓄倾向(即每增加一单位收入相应增加的储蓄额)是很高的。 这部分储蓄是韩国生产性投资的基本来源之一,从1962年至1968 年,韩国居民储 蓄额占GNP 的比重从4 %猛增至17.5%。同时,韩国政府给予企业利润的再投资给 予减免税的优惠,企业扩大再生产的积极性相应得到了提高。另外,在1954—1960 年间,韩国接受了高达18.8 亿美元的“美援”,占韩国投资总额的65%以上,这 此投资大大推动了韩国工业部门的发展,带动了日后成为韩国支柱产业的纤维、化 工业的起飞。客观地说,韩国在选择出口导向的主导部门时,利用美援所形成的现 有工业基础也是不容忽视的考虑因素。 从国际条件来看,韩国出口导向工业化战略的实施正好遇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 发展机遇,目光敏锐的韩国人意识到了这一点,并牢牢地把握住了机遇。 在战后的二十年中,资本主义世界进入了一个发展相对稳定的黄金时代,欧洲 各国在马歇尔计划的推动下经济迅速得到恢复,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理论主导着各国 的经济政策,私人需求和政府需求的不断扩大刺激着整个世界经济的繁荣。首先, 经济增长带动了资本、技术的国际化和产业结构的高级化。按照西方传统的国际贸 易和分工理论,各国按自己的比较优势向世界市场提供产品,西方发达国家丰裕的 是技术和资本,因而率先发展高科技仍资本密集型产业;而欠发达国家则以劳动力 为首要的丰裕要素,所以就存在着以本国的廉价劳动力结合国外资金、技术进行生 产,向世界市场提供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可能性。其次,经济增长的需要给技术进步 提供了强劲的推动力。在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这短短的二十年间,电子计算机、生 物工程、光纤通讯、新能源、新材料的开发为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提供了一个 又一个崭新的手段,生产力成倍提高。这些技术成果又反过来成为经济发展的推动 力。技术的日新月异为韩国这样的后起之秀提供了绝好的发展机遇——它不必在更 多的成本对原有企业进行改造,只需要最充分地引进先进技术,就可以形成强大的 国际竞争力;具有企业经营常识的人都知道:对一座老企业进行技术更新往往比建 一座新企业的投入更大。韩国正是以引进新技术而使自身的经济增长速度达到惊人 的地步。第三,贸易和投资的国际化也给韩国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以美国为 首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在六十年代的两轮多边贸易谈判使缔约国间的贸易壁垒 得以减弱,为韩国产品的“大进大出”提供了可能。1964 年5 月至1967 年6 月, 关贸总协定“肯尼迪回分”谈判又规定了发达国家给发展中国家的“普惠制待遇”, 即发达国家单方面对从发展中国家进口的工业品大幅度减让关税,规定在5 年间下 降35%;同时还规定美国和日本降低关税10—11%,欧共体降低关税7 %。此外, 美国的“801 号关税法案”特别规定:“凡是装配美国产零件,以及用美国产零件 组装的产品输入美国时,可免除相当于增值部分的关税。”这也为韩国产品日后打 入欧美市场提供了条件。60 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增长日趋平稳,资本回报率偏低, 导致大量资本输出,这些资本的输出往往是低息的或附带优惠条件,使韩国置身于 良好的国际融资环境中。 在这一良好的国际环境中,韩国审时度势,捷足先登,充分利用“三低”(石 油价格低、美元汇率低和资本利息低)的发展良机,以发展外向型经济,开拓国际 市场为突破口,进入了经济的起飞阶段。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