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财阀:秩序的载体 公共政策经济学家罗伯托·利姆在他的《政府的政策和私人企业:韩国的工业 化经验》一书中写道:“企业的纵向与横向联合可以使一个企业规避风险,市场的 不确定性和结构变化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纵向联合能够消除企业对原料供应者和 产品购买方的依赖性,确保了市场的稳定性……横向联合则增大了信息流,进而减 少了投资和生产决策者所面临的不确定性……这些是起源于日本,后来又在韩国大 量出现的所谓‘企业集团’或“财阀,产生的若干原因之一……”在韩国,财阀是 一个独特的社会经济现象。它脱胎于韩国独特的经济、社会历史和文化土壤之上, 在政府强有力的“擒”与“纵”之间,借助于“自由市场制度”和资本主义管理方 式而迅速成长、壮大起来,左右着韩国的经济走向,并且影响着韩国的政治秩序和 社会生活。“财阀”一般是指由家族控制的、具有相当大规模的企业集团,或者说 是由家族控制的独立企业的联合体。韩国财阀远不同于欧美的财团。后者主要是随 着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通过不断的兼并和联合而逐步形成的,是市场经济发展到 一定阶段的产物。而韩国的财阀是在不完善的市场秩序下形成的,无论在它的内部 管理上,还是接受政府的宏观调控上,都带有浓厚的行政秩序色彩,同时,它又是 市场运行的主体,带着政府和自身的意愿进行市场行为。因此,财阀的存在使韩国 的经济体制呈现出一种独特的“三级结构”:“政府调控财阀,财阀引导市场”。 与其说是韩国政府选择了财阀,倒不如说是历史选择了财阀。在韩国经济发展 初期,政府面临着政治、经济的混乱局面。第一,市场是不完备的,政府的财政、 金融经济杠杆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而强制性的行政命令在不计其数的小企业面前 又显得十分乏力。于是,政府想到了重点扶植几个大财阀,通过对他们的调控就能 使他们的行为充分体现出政府的意愿,经济运行的秩序就能得到保证。第二,无论 是进口替代还是出口导向,无论在本国市场上还是在世界市场上,韩国企业部将面 临早已羽翼丰满、身经百战的发达国家企业的竞争,民族工业没有一定的资本规模 显然只能甘拜下风,只有大规模企业集团的形成,才有可能在国际市场分得一杯羹。 所以,韩国的财阀既是国内行政秩序的体现,又是世界市场秩序的载体,是政治和 经济的紧密结合。也正因为有了财阀,才有了韩国的经济起飞和工业化。 1.“裂变”与“聚变”:韩国时间的成长之路 韩国的财阀是一个个庞大的企业集群,拥有众多的独资子公司、控股公司和参 股公司,雇佣有数千乃至十几万名职工。它的经营领域遍及一、二、三次产业,其 触角已伸到了经济、社会和国民生活的各个角落,其能量之大足以影响整个国民经 济的运行。从经营规模上看,韩国前50 大财阀的营业额,在1983 年为532 ,274 亿韩元,与当年的GNP582,800 亿韩元相差无比;在1985 年达到776 ,303 亿韩 元,比当年的GNP723,170 亿韩元还高出7.3 %;1987 年的营业额达到970.763 亿韩元,仍略高于当年950 ,760 亿韩元的GNP 值。从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看, 前50 大财阀的附加值总额占GNP 的比重,在1983 年和1985 年分别高达23%和 20.8%,1987 年为15.6%,实际数额达到151 ,660 亿韩元。从对出口扩张的作 用看,财阀所属的前10大综合商社的出口额,1982 年为105 ,35 亿美元,占全 国出口总额的50.4%;1984 年为143 ,18 亿美元,占全国出口总额的48%。显 然,财阀已成为韩国外向型经济的主体。从吸收就业的效果看,财阀也发挥着举足 轻重的作用,截止到1986 年末,占韩国企业总数1.2 %的大企业,吸收的就业职 工达226.7 万名,占韩国总就业人数的40.2%。 韩国大财阀在世界大工业企业的行列中也占据了一席之地。1981 年和1982 年,就分别有10 家和9 家大企业被美国《幸福》杂志列入除美国以外的世界500 家大企业中;到1987 年,被列入世界500 家大企业的韩国企业增至11 家,而且 所居位次均大大提前。1985 年,三星和现代两大财阀首次被列入包括美国在内的 “世界50 家大企业”中,分别居第42 位和第44 位;1986年和1987 年,三星 财阀又连续跃居第35 位和第32 位。 以韩国这样一个面积不足10 万平方公里,人口不到5000 万的小国,竟然能 在“一夜之间”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如此之多、且如此庞大的财阀,无疑又是一个 “奇迹”。 如果可以把韩国的生产资源、产出和收益,以及市场份额向大财阀的集中看作 是一种核“聚变”效应的话;那么,韩国财阀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的发展历程就堪 称是一种核“裂变”效应。 韩国的财阀是在非常复杂的历史背景下形成并发展起来的,按其不同的产生时 期,可以划分为不同的财团类型。 第一阶段:萌芽期(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中期)的“原始型”财阀。当时,韩 国一批20—30 岁的年轻人利用日本扩大侵华战争和发动太平洋战争所带来的“军 需景气”和日本财阀向朝鲜半岛转移部分产业的有利时机,开始涉足实业界,在日 本殖民统治的夹缝中经营粮谷加工、食品、养殖、纺织等中小企业和粮食贩运、杂 货买卖等商业和服务业。通过掠夺土地和从事工商业经营,他们经历了资本原始积 累的过程,吸收了资本主义企业的经营管理经验,逐步扩大经营范围,从而建立起 大的企业集团。与以后的财阀相比,它们规模较小,一般都以小型工商业为经营主 体,较著名的有“三养财阀”和“和信财阀”等。 第二阶段:成长期(四十年代末期至五十年代末期)的传统型财阀。它们主要 是借助于韩国经济复兴的良机,依靠美国的经济援助发展起来的。1945年朝鲜独立 和1953 年朝鲜停战后,殖民时期的中小企业主和商业资本家利用经济复苏之机, 纷纷投靠到美国占领当局和韩国当权者麾下,通过与政治权力的合流,获得了赖以 生存和成长的基本资本。1947 年后,美国占领当局将没收日本殖民经济的,包括 2576 家各类企业、相当于当时韩国总产业价值80%的所谓“归属财产”,经韩国 当局之手“处理”给私人企业主。1945 年9 月至1961 年间,美国以供给消费品、 农产品及生产资料的形式向韩国提供了价值21.5 亿美元的经济援助。韩国政府将 这些援助物资在市场上进行销售,转化为相当于当时财政总收入40%左右的货币资 本,以此充当对工商业贷款和投资的来源,借助上述资金条件,许多私人企业主开 办企业、拓展贸易,逐步在农副产品加工、轻纺工业、不动产和金融业等领域占据 了垄断地位。比较著名的财阀有:“三星”、“乐喜”、“大韩电线”等。 第三阶段:膨胀期(六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的现代财阀。六十年代初,朴 正熙政权上台后,曾采取一些措施,以没收财产等方式对财阀的“不正当蓄财”进 行处理,试图改变财阀对国民经济的垄断状态,给原有的财阀一定的打击。但是, 政府很快发现,在市场体制不健全、企业缺乏竞争力的情况下,财阀是一支可以加 以发挥的经济力量,当然是在政府调控与指导的前提下进行的。因此,在韩国“出 口导向型”工业化战略的大旗下,私营大企业充当起经济开发,特别是扩大出口的 龙头,为现代财阀的兴盛开辟了道路。在政府各种优惠政策的扶植下,原有的私营 企业加速了资本扩张,同时又促使更多的私人企业主投身新兴产业,并加入国际竞 争的行列,积极谋求外向发展,迅速巩固了垄断地位。七十年代初中期,在“重化 学工业化”的浪潮中,得力于政府的优惠贷款、税收减免等政策倾斜,大批财阀转 向钢铁、石化、造船、汽车、电子等产业领域,迅速推动了韩国的产业结构由劳动 密集型产业为主导转变为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导,实现了生产结构和经营结构的升 级换代。这一时期新涌现的代表性财阀有“现代”、“鲜京”、“韩国火药”、 “大宇”、“双龙”、“韩进”和“东亚建设”等30 多家,堪称为财阀发展的鼎 盛时期。 在现有的50 家著名财阀中,“三星”、“现代”、“金星”、“大宇”和 “鲜京”号称五大财阀,其净产值占韩国GNP 的比重,1973 年为3 ,5 %,1978 年为8.1 %,1983 年为10%,1986 年在13%左右。在1986 年,五大财阀中年 销售额最高的“三星”实现137 ,115 亿韩元的营业指标,最低的“鲜京”也有52.853 亿韩元。 2.扶植与竞争:介于政府与市场之间 从韩国财阀的发展历程中不难看出,在以往的三十多年中,财阀是依靠政府和 政策倾斜而取得在某一产业的垄断地位的;同时,韩国企业家的艰苦创业、勤勉经 营,也是使财阀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的必要条件。 (1 )扶植:政治权力与垄断资本的高度结合 韩国政府在经济发展初期选择了扶植私营企业,特别是大型私营企业,以塑造 市场运行的微观主体的发展道路。其政策根据是,大型财阀凭借其资金、人力、设 备和技术优势,有条件通过大批量生产降低成本,实现规模效益;能依靠其资信地 位、筹资能力和开发能力,从事投资大、周期长和风险高的产业;能作为外向型经 济的骨干,充当出口主力,并发挥产业联动的效果,带动经济高速增长。为此,韩 国政府以信贷、税收、出口补贴等多种行政手段和经济杠杆,优先、重点地扶植大 企业。七十年代中期以后,政府贷款的1/3-2/3 被作为“政策性融资”,用于资助 大财阀的发展。大财阀不但可以得到低利贷款,而且可以优先使用外资,并能得到 大量出口补贴和各种补助金。这种“倾斜式”的扶植,使大财阀在内外市场的竞争 中都处于极为有利的地位,这是它们得以迅速崛起的基本因素之一。 同时,大财阀也认识到,在韩国市场功能不健全的前提条件下,政府以计划、 行政手段配置经济资源将成为主要的方式。因此,在政府运用综合性宏观规划、经 济杠杆、法律条令及行政手段引导、约束、推动企业行为,甚至直接干预企业的投 资及经营活动时,财阀为了争取政策性优惠,以便对内确立垄断地位,并在对外竞 争和扩张中占据优势,也视政府为靠山和后盾。 “顺之者昌,的心理,使韩国财阀乐于按政府的旨意行事。因此,韩国财阀的 私人垄断资本与政府的政治权力结成密不可分的关系,其结合的密切程度超过任何 “自由市场经济”国家。于是,在韩国的市场秩序之上,出现了更高层次的行政秩 序。政府的行政干预和计划调控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企业根据市场状况作出的经营 决策;政府在成功地实施经济计划的三十多年中也发现,直接干预比利用纷繁复杂 的现代宏观经济政策要更省事、见效更快,且成本更低,何乐而不为? 政府强有力的作用往往直接渗透到财阀的重要管理和运作之中。正如哈佛大学 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的,政府实际上是大财阀的缔造者,“在韩国大企业中,政府 是事实上的董事局主席,而商人们只有一些董事席位”。尽管随着经济的增长,财 阀的经济实力在不断上升,但是仍然不能摆脱对政府的强烈依赖性。同日本财阀不 同,韩国财阀的核心层往往是产业性大公司,而不是银行机构,所以不具备信贷能 力。政府提供的贷款成为韩国财阀赖以生存的“生命线”,这就成为政府手中掌握 的最有力的武器。经济企划院的官员控制着国内的贷款来源,有权给予某些出口刨 汇企业、从事战略性、主导型产业的投资的财阀以优惠,他们还通过许可证的方式 充当外国贷款的媒介。韩国财阀是在经济落后、自有资本十分有限的环境中发展起 来的,因而贷款是扩大再生产的主要来源,而这一命脉操纵在政府手中,只要需要, 政府可以使任何一家财阀在任何时候陷入破产的境地。极端的事例发生在1972年, 当时的约尔森财团支持反对派领袖金大中,给朴正熙带来了不少麻烦,总统“拔掉 塞子”,切断了资金供应,约尔森财团便垮台了。 另一方面,韩国政府又充分认识到让市场保持高效率运转的重要性,一方面能 够迅速推动经济成长,另一方面可以发挥市场作为防止制度性腐败的钳制因素的作 用。政府以其超然的“对各部门和各地区的利益保持相对的中立性”来操纵和鼓励 大财阀的发展。 在政企的密切结合中,韩国经济得到了迅猛的发展。 (2 )竞争:国内与国际 在韩国的国内市场上,市场容量的狭小与巨型财阀的众多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因此,谁占有更广阔的产业领域,谁拥有更多的子公司,谁就能获得垄断地位,因 此在不同的财阀之间、同一财阀的不同企业之间的竞争十分激烈,围绕争夺经营范 围的蚕食和兼并是韩国经济生活中的“家常便饭”。其结果,失败者只好俯首称臣, 沦为更大的财阀的“卫星企业”。按照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越是财大势雄的 财阀,拥有的卫星企业就越多,在市场竞争中所处的地位也就越有利。据统计,韩 国前30 家大财阀所拥有的卫星企业的数目,1975 年为250 个,1980 年剧增到 420 个,近年来虽然采取了一系列限制措施,到1991 年仍有413 个。这些企业大 多数并不是根据现代化大生产所要求的分工与协作而进行的系列化组合,虽同属一 个财阀,却分布于不同的产业和行业中,从家用电器生产到对外工程承包,五花八 门,无所不有,这种包罗万象的“百货店式”的财阀经营模式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 某一行业不景气对企业的致命性打击,增强了财阀的生存能力。 同时,韩国财阀之所以把兼并作为扩大自身势力的主要手段,原因在于它们认 为这要比直接投资新建企业简捷得多,没有建设期,不需要重新组织技术力量和操 作工人,降低了交易成本。据韩国研究所统计,仅在1976 年和1977 年两年间, 就有23 个财阀吞并了49 家企业,到1978 年则有58 家财阀吞并了138 家企业。 兼并一方面使大财阀消灭了竞争对手,取得在某一行业中的垄断地位;另一方面又 可以把自己的触角伸向新的产业领域。如“乐喜金星”曾经先兼并了“国际电线”, 又收购了“林永皮革”,前者消灭了一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后者则使它顺利地打 入皮革领域。兼并的结果,是财阀资本的积聚和集中。这一趋势从各财阀的销售额、 上市股份资本额和拥有企业数的差别上明显地表现出来。1986 年,“三星”财阀 的年销售额达137 ,115 亿韩元,而列第49 位的“东亚制药”的年销售额仅为1 , 858 亿韩元,仅占“三星”的1.35%。即使是名列第10 位的“罗德”财阀,也仅 实现了14,472 亿韩元的销售额,约为“三星”的1/10 强。从注册资本额看,名 列榜首的“乐喜金星”达1 ,054 亿韩元,是“富国制钢”的45 倍多,是位居第 10 名的“双龙”财阀的4 倍。财阀拥有的企业数,最多的是“金星”财阀,有46 家,最少是“忠南纺纱”,只有2 家。随着经济的发展,财阀间的势力分化将进一 步显露出来。 市场竞争的激烈还可以从一年一度的财阀排名榜名次的变化上反映出来。据统 计,从1966 年到1985 年的20 年间,能够始终在韩国十大财阀排名榜上占据一 席之地的只有“三星”和“乐喜金星”两家财阀。而在韩国被称为“重化学工业化 旗手”的“现代”财阀,直到1974 年才打入十大财阀之列;1985 年销售额名列 第四的“大宇”财阀,在1966 年之前连其实体都不存在。 另一方面,韩国大财阀的衰败与没落也是司空见惯的事。从六十年代至今,已 有“三伕”、“国际商事”等四家财阀破产和倒闭。同时,在六十年代盛极一时的 大财阀,其影响力在目前越来越弱,由鼎盛走向了衰落。其原因是随着韩国产业结 构的迅速升级换代,以传统轻纺工业为主要经营业务的财阀必然面临市场萎缩的困 境,而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又不可能一蹴而就,所以最终不得不让位于从事新兴产 业投资的财阀。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韩国的财阀排名榜就是产业结构的 晴雨表。如1983 年名列第十五位的“汉阳”财阀,到1988 年降至第二十八位; 而在1983 年名列第二十四位的“东国制钢”财阀,到1988 年则跃居第十五位。 1977 年打入十大财阀的“鲜京”和“双龙”财阀,一年之后就被“大韩电线”和 “韩国火药”挤下了台。在这场激烈的竞争中,哪一个财阀都不能高枕无忧,它们 必须居安恩危,不断地壮大实力,以保住自己的势力范围。 在国际市场上,韩国财阀则是大显身手,以积极的姿态迎接国际竞争。 政府“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极大地推动了韩国企业参与国际分工, 根据国际市场的需求和国际标准、国际惯例,组织生产并开展经济技术合作,加速 经济现代化的进程。韩国财阀的能动性在国际市场上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在对于政 府导向的反应上和对于市场信号的反应上,都体现出极强的灵敏性。财阀外向型发 展的第一阶段是大力组建出口导向企业,组织加工出口产品外销,以低劳动力成本 取得比较优势;第二阶段是组建综合贸易商社,在海外建立销售、服务及信息网络, 直接进入国际市场,以强有力的竞争占领国际市场;第三阶段是走向跨国公司化, 不但从事商品交易,而且进行证券交易和直接投资,在海外设立生产基地,开展跨 国生产和经营。据统计。 截止到1987 年底,“现代”、“大宇”、“三星”等2O 家大财阀在海外建 立了182 家企业,总资产达67 亿美元。截止到1988 年12 月,韩国海外直接投 资总额为15.51 亿美元,累计998 个项目。 韩国财阀以拓展海外市场为发展的主渠道,充分配合了政府的出口导向工业化 战略,同时也充分体现了它们参与市场竞争的艺术性和生命力。国民经济发展和企 业的利润目标在财阀身上得到了完美的结合。 3.传统与现代:财阀的经营模式 韩国财阀规模庞大,经营范围广泛,毫无疑问是现代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产物。 尽管财阀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在市场竞争中却不带有发达国家和发展 中国家国有企业所共有的低效率、资源配置失当等问题。恰恰相反,它们一旦闯入 市场,便能迅速夺取并巩固相当的市场份额,在经营和管理中显示出了极大的灵活 性。但是,韩国的财阀只有不到半个世纪的成长过程,不仅不能与英美等经历了从 十八世纪产业革命的老牌财团媲美,即使与日本明治维新后发展起来的“三井”、 “三菱”、“住友”等大财团相比,也只能算是“小字辈”。由于韩国的财阀脱胎 于传统农业经济社会,因此在其经营模式上体现出传统与现代交叉融合的特点。 (1 )企业家才能:经营的根本要素 无论是战前的原始型财阀,还是五十年代发展起来的传统型财阀,以及工业化 过程中新兴的现代财阀,都表现出韩国式企业家艰苦创业、悉心经营的共同素质。 多数财阀从经营粮食、日用品、火药生意或开办粮食加工厂、酿造厂、修理厂、棉 纺厂等小企业和小作坊以及从事运输业、土木建筑业起家。他们遭受过日本殖民统 治,经历了战争的浩劫和破坏,并在激烈的对内对外竞争中时时面临着破产倒闭的 威胁。这样的环境造就了韩国财阀不怕挫折、不畏艰险的性格。正是这种白手起家、 惨淡经营的创业精神,才能使他们闯过重重难关,学会在逆境中求生存的经营艺术, 使企业由小而大,资本由少而多,逐渐发展成为韩国经济成长的中坚力量。 韩国财阀善于顺应时势,积极开拓进取。六十年代,他们乘外向型经济转轨变 型的有利时机,积极投向劳动密集型加工出口产业;七十年代,他们借推进“重化 学工业化”政策,大举开辟资本密集型产业领域;八十年代则在新的经济调整中, 他们又开始涉足技术密集型高技术产业。瞄准国际分工和国际市场的变化,果断地 向新的领域和部门进军,这就使财阀不但实现了规模的扩大,而且实现了生产结构 的升级。 精于管理,重视人才,也是韩国财阀迅速发展的秘诀。他们积极吸收国外先进 的管理经验,重视引进、运用新技术和进行技术开发,严格依照国际标准组织生产、 销售和服务,努力使企业具备与国际先进大企业竞争、抗衡的资格和地位。财阀们 崇尚“人才是企业生命”的信条,思贤若渴,不遗余力地发现、选拔人才。在财阀 之间频频发生“人才争夺战”。他们贯彻“因才任用”的原则,对精通业务、善于 管理、年富力强的优秀人才委以重任,并坚持以品格、能力,特别是实绩为标准进 行考核,提拔精进人员。他们还十分重视人才投资,对企业员工进行严格的职业教 育和培训,努力提高其素质。财阀的企业领导层具有相当高的知识结构。通过对100 家大企业的2266名经营者调查,其中96.8%具有大学以上学历,获得过博士学位的 有43 名,曾留学海外的达145 人。重视、培养和善用人才是韩国财阀兴旺发达的 根本之道。 (2 )家族模式:所有权与经营权的结合 韩国财阀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企业一样,基本上采取股份有限公司或有限责任 公司的组织形式,但在它的所有制结构中,财阀的家族资本在其所属企业的总资本 中占据了主要地位。从1983 年韩国30 家“上市公司”的持股情况看,财阀及其 家族控股比重占43%,构成了企业股份的主体,金融机构持股仅为6 %;同时,由 家族控制的核心企业,通过法人持股的方式占有其他企业,是韩国财阀集团化的基 本模式。 韩国财阀的“家族所有”模式,具体可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第一是“企业者垄断型”。即创业者以其个人或家族的名义直接拥有大量股份。 如“韩进”财阀,其家族拥有企业集团26%的股份;再如“锦湖”财阀,其家族直 接占有了34%的股份。采用这类所有制结构的财阀,企业规模一般相对较小。 第二是“核心企业所有型”。即创业者及其家族直接控制核心企业的股份,再 由核心企业以法人持股的形式控制下属企业的股份。如“大宇”财阀,其创业者金 宇中家族直接占有大宇集团的核心企业——大宇实业的大量股份;大宇实业又持有 集团内各企业的大部分股权。 第三是“相互持股型”。它除具备第二种类型的所有制形式外,各企业间还相 互持股。这类财阀的规模是最大的。 不论采取哪种方式,财阀的股份都收敛于创业者及其家族。据不完全测算,财 阀家族拥有的股份平均为33%左右。与这种所有制结构相适应的,就是财阀的创业 者及其家族积极参与企业经营,所有权与经营权并未因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而发生 分离。因此,在韩国财阀的运作中,高度集中的经营决策成为其基本特征。 韩国财阀的家族化经营,是与韩国财阀成长的内外经济条件分不开的。 第一,韩国财阀起步晚,创业历史短暂,主要财阀的起始企业部出现于四十年 代之后,许多财阀仍处于“创业时代”。“三星财阀”是在1987 年末首先完成权 力过渡的,“金星”、“双龙”、“晓星”、“韩国火药”等财阀的创业者虽然不 再担任企业集团的董事长,但仍是财阀的最高决策者。到目前为止,只有一半的财 阀完成了实质性的权力让渡。所以,经营权的高度集中就不足为奇了。 第二,韩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使企业的经营环境变动剧烈。企业要生存发展, 必须及时根据环境的变化作出决策。同时,国际市场更是瞬息万变,使大多数依赖 海外消费的韩国企业必须提高决策速度。这就要求减少决策环节,实行高度集中的 一元化管理模式。 第三,正如产品需要商标一样,创业者及其家族就是财阀的“门面”。 政府的扶植、投资者的抉择、消费者的认同,除了根据企业经营绩效、产品质 量、服务优劣外,还十分注重财阀的形象。在公众和政府眼中,大名鼎鼎的李秉喆 就是“三星”财阀,金宇中就是“大宇”财阀,郑周永就是“现代”财阀。他们的 形象已经成为企业的“无形资产”,这显然也是韩国财阀内部“个人崇拜”和“家 天下”的形成原因之一。 对于韩国财阀的所有结构和经营模式,经济学家们褒贬不一,莫衷一是。 应当指出的是,韩国真正走上市场经济道路的时间并不长,从以往韩国政府和 企业界的灵活性和适应性来看,他们会不断变革,寻求最适合自身发展的经营模式。 因此,现在下结论恐怕还为时尚早。 (3 )负债经营:潜伏的危机 在韩国财阀短暂的发展历程中,各财阀企业为建立垄断地位,致力于外延扩大, 尽可能多地占据经营领域,结果造成企业规模膨胀与经营素质脆弱并存的局面。财 阀大举扩张所诱发的资金需求,主要通过大量使用银行贷款来加以解决,因而“负 债经营”成为韩国财阀的一种普遍现象。据统计,截止到1988 年6 月,韩国50 大财阀的平均自有资本占总资产的比率为18.1%,远低于标准比率50%,也低于同 期所有企业的平均比率21.7%。50 大财阀的平均负债率为454.8 %,大大高于标 准负债比率100 %,也高于所有企业平均负债率360.3 %。同期,前30 家大财阀 中,负债率超过500 %的有16 家。 财务结构的恶化,标志着企业结构的脆弱。一旦经营环境激变,企业无力自救, 就濒临破产的边缘。从七十年代起,“东明”、“国际商业”、“票山”等几家财 阀的解体都是债务危机所致。 总之,韩国的“财阀经济”是其经济制度中的一个重要侧面。财阀介于政府与 市场之间,沟通了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既贯彻了政府宏观调控的意旨,又是市场 竞争的主体。财阀,作为韩国经济的一个特殊的“中观层次”,影响着韩国经济的 过去、现在和未来……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