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我把他们安排在边陲镇一家很不错的宾馆——康泰大酒店住下,便拿着鸭子们 的护照去找公安局的朋友,问他们能不能顺利出境。 朋友看了看,还给我,说:“肯定不行。” 我问:“为什么?” 朋友说:“证卡不符。不光在这儿,在全国任何一个口岸也出不去。” 我懵了。 所谓证卡不符讲起来又是一段啰嗦话。在前边我已经讲过中国护照里有一张薄 薄的小纸片儿——出境卡。世界范围内,只有中国有。当时中国政府有一个莫名其 妙的规定:中国公民出境不仅需要有护照,护照上有所去国家驻华使馆的合法签证, 还需要有出境卡。别看这纸片儿薄,却重于泰山!那上面写着你在领取护照时所持 邀请信上国家的名字。出国一次,要领;出国回来再走,还要领。到哪儿领?门儿 难进、事儿难办、话难听、脸儿难看的公安局。后来大概自己也觉得不合适了,就 改成首次出国者必须持有出境卡,再次出国的就幸免了(现在人权状况日益改善, 据说连首次出境也不要这捞什子了)。可这帮鸭子领取护照时的邀请信没有一个是 蒙古的——去蒙古干什么? 这可怎么办呢? 我把这个情况告诉虾米易他们,一下子都急了,让我无论如何要想办法解决。 我在脑海里苦苦搜索昔日朋友的名字,突然,一张漂亮面孔出现在眼前。 对,就找她! 她叫莎仁高娃,女警察。警察学院的毕业生,当年的校花。曾在边防系统工作 多年,后来调回了呼和浩特市公安局。我们过去挺熟的,但那也是十几年前的事了。 先给呼和浩特市公安局打电话,说在一个分局呢。又给这个分局打电话,说在 一个派出所呢。又给这个派出所打电话,说没上班儿,在家呢。问清家里的电话, 又打,正是她接电话。 “嗨,莎仁高娃,猜猜我是谁?” “老马?” “不是。” “二牛。” “不是。” “你是骆驼!” 我皱皱眉,说:“你那儿多会儿改牲口圈了?我是田力!” “哎哟喂,怎么是你呀?你不出国了吗?” “出国就不兴回来了?我是专门回来找你的。可你倒好,把我忘了个一干二净。 我现在是心如刀搅,万念俱灰,只想最后见你一面,你能来吗?” “你就神经病吧!你在哪儿呢?我马上过去。”她问。 “我在边陲镇呢。”我说。 “边陲镇我怎么过去呀?你多会儿回来?” “我不回来了,我从这里直接上车回欧洲去。你当然能过来,而且你必须过来。 你今天晚上上车,明天早晨我手持鲜花在站台上迎接你。顺便问一句,你是喜欢郁 金香呢还是喜欢红玫瑰?” “喜欢你个大头鬼!你到底在哪儿呢?” “我真的在边陲镇,而且还真有一件事儿求你。”我说。 “别逗了,你有什么事儿能求到我这小警察头上?” “这事儿还真就得求你,没法儿求公安厅长。你边陲镇边检熟吗?”我问。 “什么事儿吧。”她说。 “有几个人想出去,可就是出不去。”我说。 虾米易和大象昌一看我全说出去了,而且对方还是警察,急出一头汗来,比划 着让我不要讲。我烦了,干脆背过身去。 “是通缉犯吗?” “保证不是。” “有前科吗?” “都是老实巴交的浙江农民,一辈子奉公守法,从来不知道派出所的大门儿朝 哪儿开。” “我不熟,但我有个朋友熟,他刚从边检退役不久。我马上跟他联系一下,也 不知道能不能找到他。你在什么地方住?” 我把宾馆的名字、房间号、电话号码都告诉了她。 “行吗?”虾米易苦着脸问。 “差不多吧。”我说。 第二天一早,我在梦中被门铃声惊醒,穿着裤叉去开门。 一身警服的莎仁高娃尖叫一声,说:“你能不能穿上裤子再开门?这里是中国!” 赶紧穿好衣服,再次开门。莎仁高娃领着一个三十多岁的汉子走了进来,给我 介绍说:“朝鲁,我的朋友。” 我知道这就是那位退役武警,急忙上前握手寒喧。 “花儿呢?郁金香和红玫瑰都行。”莎仁高娃坐下说。 她还像以前那样漂亮,只是稍稍丰满了一些。我说:“谁知道你今天就到呀, 一会儿让人给你买去。” “得了吧你,你以为我还信呀?咱们有十年没见了吧?你怎么胖成这样?”她 问。 “你不知道,资本主义国家特坏,啤酒比水便宜,鸡蛋牛奶跟白给一样,猪蹄 儿猪下水几乎不要钱,专门迫害咱们中国无产阶级。也怨咱自己不争气,一吃一个 肉蛋!” “跟以前一样贫。”她笑嘻嘻地对朝鲁说。 “怎么样,离婚了吗?也该离了。”我说。 “离了也轮不上你!” 瞎侃了一顿,我打电话把虾米易大象昌都叫了过来,然后把事情原委给他俩叙 述了一遍,让他们想办法疏通关系。“太君钞票大大的有。”我指指虾米易。 虾米易笑眯眯地点头。 “走一个多少钱?”朝鲁问。 “三千块怎么样?虾米易问。 朝鲁点点头,又打了个哈欠。 “先开个房休息一下。”我说。 大象昌抓起电话说:“我来订房。” 我们的队伍日见庞大,吃饭要开两桌才能坐下。问朝鲁什么时候能走?他只是 一个劲儿地说别急,然后就不停地打电话,哇哇哇地讲蒙语。 莎仁高娃只住了一夜就回去了,她得上班。虾米易给她买好火车票,又塞给她 一叠人民币。她有点不好意思,看看我说:“这好吗?” 我说:“乖乖儿拿上,走,我送你到车站。” 她高兴地走了。 可朝鲁还没动静,每天除了打电话就是吃饭喝酒去歌厅,还领回来一个白白净 净的四川小姐同住——当然是虾米易付款。 大家都心急火燎的。 第三天早晨6 点钟,有人摁门铃。开门一看,是睡眼惺松的朝鲁。我说你有事 怎么不打电话?他说不行,涉外宾馆里都有安全局的人在监听。让我通知虾米易他 们,今天要走一拨儿。 他上嘴唇的胡子上粘了一根四川小姐弯弯曲曲的阴毛,一说话就乱动,一出气 也摇摇摆摆。我想提醒他拿掉,又不知道该怎么说,便在肚子里想词儿,根本没听 明白他说什么。 “一会儿走五个人,听清楚了吗?”见我心不在焉,他不满意的又说了一遍。 “听清楚了听清楚了,我马上去找老易。你不先洗把脸?”我说。 “一会儿再说,你去找他们吧。”他说。 我赶紧去敲虾米易他们的门,希望回来时那根毛已经不在了。 遗憾得很,虾米易他们都在我的房间里坐下,那根毛还顽强地挺立在他的短胡 茬儿上,摇曳生姿。 大家都看到了,谁也不说。 朝鲁严肃地说:“马上做准备,今天上午先走五个人。” “剩下那五个呢?”虾米易着急地问。 朝鲁看都不看他一眼,继续说:“有一条必须告诉这些人,一年之内不准回中 国。因为他们出境时虽然盖了出境章,但并没有在计算机里输入他们的名字——证 卡不符嘛。计算机记录保存一年,在这一年时间里,不管他们从任何一个口岸进入 中国,边检人员一敲计算机就出问题了。我们的行话叫‘漏检’,属于重大责任事 故。当时谁值班,谁就要负责任,接受审查。最轻的处理是转业。所以,千万不能 在一年内回国。” 虾米易满口答应,说:“没问题,其实他们五年也回不了中国——没有弄到身 份怎么回?回来就再出不去了嘛!” “那好,”朝鲁说:“9 点钟出发,由我的朋友带他们乘汽车去蒙古的扎门乌 德,再把他们送上去乌兰巴托的火车。” “那五个呢?”我替虾米易问。 “过两天,一次太多不行。”他说。 我放心了。 朝鲁说回去洗脸,走了。 虾米易说:“好家伙,不知道跟那四川小姐怎么折腾的,把那地方的毛弄嘴上 了。” 大伙儿就叽叽呱呱地笑。 “怎么眼都那么尖呢?”我笑着问。 9 点整,五个鸭子在宾馆门口上了三轮车。虾米易给他们每人一个纸条儿,上 面写着在乌兰巴托要住的饭店及联系方式。一个戴墨镜的汉子跟朝鲁招招手,领着 一串三轮车去了。 我们在宾馆房间里等电话,朝鲁说他们到了扎门乌德就会来电话的。国际列车 应该在中午1 点钟到,大致会在这个时间来电话。 果然,1 点30分,朝鲁接到了电话,哇哇的一通蒙语后,说:“全部过去了, 已经上了国际列车。” 虾米易急问:“我能不能跟他们随便哪个人讲一句话?” 朝鲁轻蔑地一笑,说:“你还信不过我呀?”不等虾米易解释,又哇哇的跟对 方说了几句,把手机递给虾米易。 虾米易开口就是家乡话,我照例听不懂。只是看他眉开眼笑的样子,知道他非 常满意。 “很好。”他把电话还给朝鲁,“你那朋友很负责的,一直把他们送到火车上。” “你以为他是对你们负责呀?他是对自己负责!一旦出个什么闪失,干系大了 去了。”朝鲁说。 大家都笑了。 “老田,……”朝鲁看着我,眼睛直直的。 我明白他的眼睛为什么直,便对虾米易说:“还愣什么?快给人家拿钱呀?” 虾米易嗫嚅道:“不等全过去了一块儿付?”他是怕剩下的走不了。 朝鲁登时就把脸放下来了,说:“耍赖?” 大象昌赶紧站起来,说:“哪有的事,哪有的事,走走走,我们去取钱。” 几个人便又一起去了虾米易的房间。 按事先讲好的,走一个人3000,朝鲁收了15000 块钱,眉眼都是笑。 送走了五个鸭子,大家都挺高兴,像是完成了一项重大任务似的,中午又开始 大喝起来。我对朝鲁说:“这只不过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尚未成功,同 志仍须努力。”他拍拍胸脯说明白,都包在我身上。 几杯下肚,大象昌开始给朝鲁讲荷兰那两口大锅。 过了两天,剩下那五个也走了。十个人全部安抵乌兰巴托,我们也打道回呼和 浩特。 虾米易一天给布拉格打一个电话,让那姓杨的赶紧去乌兰巴托,因为签证时间 有限。再说了,每拖一天都是在花他的钱呀! 头一次打,姓杨的是在赌场,说知道了知道了,我马上去定机票。 第二次打,姓杨的是在妓院,说已经定好了第二天飞乌兰巴托的机票。 虾米易把一张小脸儿笑得稀烂。 紧接着就音信全无,手机也关了。虾米易急得嘴唇上起了个大泡,明溜溜儿的。 眼瞅着虾米易的脸一天比一天绿。 又过了几天,电话终于通了。原来那姓杨的那天夜里一出妓院就被仇家雇打手 放倒了,如今还在医院里躺着,头上缠着纱布,一条腿吊得老高。 虾米易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大象昌也一脸肃穆,好像同时死了娘。 终于有一天,他接到了十个鸭子从北京打来的电话:他们等不到接应的人,签 证期限已到,只得飞回北京。 好半天,虾米易才气若游丝地开了口:“老田,你算算我这次赔了多少钱?给 了那边两万美金,给了朝鲁三万人民币,这就是二十万。蒙古签证花了两三万,这 十个家伙坐飞机去北京,还有这么些日子人吃马嚼,开销大了!对了,还没算要给 你田老板的钱呢,你说我要赔多少?” 他双手抱住小小的脑袋,不说话了。 干蛇头也真不易,我挺同情他,便说:“老易,我的钱就不要了。” 虾米易抬起头,说:“那怎么能行?不是你出的问题,是我老易无能,钱一定 要给。我老易是说话算数的,否则以后谁还会帮我做事?” 我说:“得了吧你,赔成这样了还给我钱?真是瘦驴拉硬屎,等你赚了再说吧。” 虾米易还不干,大象昌出来说话了,“老易,人家田老板够意思,你就别那个 了。”转头又对我说:“人都有背的时候,我刚到荷兰那会儿,两口这么大的锅… …” 虾米易打断他对那两口大锅的深情回忆,说:“那好,田老板,先记到我账上。 你放心,我老易绝对够朋友。” 刚消停下来,正准备出去吃饭呢,朝鲁把电话打过来了,找着虾米易就骂,汉 语里夹杂着蒙语。 原来,那十个鸭子回到北京,北京边检在计算机里一查,全部没有从边陲镇口 岸出关的记录。 一个电话打过来,朝鲁的朋友出事了! -------- 梦远书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