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之谜的一个层面的破解
文/ 金春明( 中央党校党史部教授) 俗话说“隔行如隔山”。我同张新蚕同志
的工作虽然都同属于意识形态领域,但一个是搞历史的老教授,一个是中年的女作
家,素未谋面。实在说,连张新蚕这个名字我也没有听说过。所以,接到她的电话,
我未免有点惊讶,听她作了解释,才大体了解原委。原来她是看到《家庭》杂志上
刊登的一篇对“四个博士妈妈”的专访,才知道的我。她说,对我们这么高文化层
次的家庭,她是十分敬佩的。但更令她感兴趣的,是看到专访中介绍“四个博士”
的爸爸,是目前国内惟一以“文化大革命”史为研究方向的博士研究生导师。因为,
她正在整理自己1966年到1970年当红卫兵时的日记,感到有关“文革”史的一些情
况和问题,需要找人商量( 她很客气地说,要请教) 。这样,她就下决心多方查找
到了我的电话。
见面交谈之后才知道,张新蚕小的时候曾住在吉林省四平市,她记日记的年代
是四平市七中的一位初中生。而我虽然祖籍山东,也是在吉林省长大的,算得上是
同乡了。而对于四平市我也并不陌生,去开过会,而且在中共四平市委党校讲过课。
这样就有了较多的共同语言。经过一番交谈之后,我接受了校阅日记清样的任务。
说心里话,对于接受这样的看稿任务我是犹豫的。因为我现在还没有离休,仍承担
着中共中央党校的教学和科研任务,还有些其他的社会工作,负担已经比较重,再
挤时间去看500 页的书稿,对于一个年近七旬的老人并不是轻松的事。但是我被张
新蚕诚恳的态度所感动,加上对“文革”史特殊的专业兴趣,我还是接受了这项委
托,并主动承担了核对史实和适当加注释的任务。
“文化大革命”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20世纪中国的最大历史之谜,同时又是
花费了高昂代价而获得的历史经验教训的丰富宝库。历史之谜需要集各方之力去逐
步破解,丰富宝库也需从各方面加以总结。而二者的共同前提,就是要把握充分而
真实地体现那一段历史的第一手资料。因此我花了半个多月的时间看完了这本日记,
并就史实和人物等方面新增和修改了30多条考证和注释( 有关电影、戏剧和文学作
品等方面的注释是何镇邦先生写的,不敢掠美) 。
如何评价这本日记呢? 我感到需要有一个正确的角度,就是从一个远离政治斗
争中心的偏远中等城市的一位初中女生的实际出发。北京的红卫兵已经“杀向社会”,
闹得天翻地覆了,而张新蚕这时刚刚参加红卫兵;毛主席从1966年8 月18日开始八
次在北京天安门接见红卫兵,而她11月才到北京参加受阅,只是赶上个尾巴;红卫
兵徒步长征,她只是就近,在地区之内;全面夺权和大打派性仗的“全面内战”,
她没有参加,如此等等。这就是说,从研究“文革史”或“红卫兵史”的角度,要
求这本日记提供重要史实是不实际的。在某些方面和某种程度上,“日记”体现了
地区差异造成的运动的滞后性,但毕竟对北京当年发生的重大事件是一种滞后的减
弱的回响,因此在今天看来,作品就具有十分真实的可读性和相当大的作用力。
再有,“文化大革命”是十分复杂的大事物,是一个矛盾错综交叉的综合体,
包含着亿万群众和诸多层面。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诸多方面。需
要从多方面去研究。而《红色少女日记》提供了可供一个层面剖析的典型。哪个层
面呢? 我认为主要是中学红卫兵的思想状态的层面。可否说在这个层面中这本日记
有着相当大的代表性。
何镇邦先生在《后记》中说:“这本日记最重要的认识价值在于以一个中学生
的眼光,向我们生动而朴实地描述了‘文化大革命’在最初5 年从发生到发展的经
过,从而留下了‘文革’的侧影和脚印;另一方面,也让我们看到在那动荡和狂乱
的岁月里人们是怎样生活和思考的……”这个评价,我认为是中肯的,深刻的。在
中国大地上肆虐20多年的“左”的思潮,危害是十分严重的,确实残害了几代人的
心灵,留下了难以在短时间里完全消除的阴影。《红色少女日记》从一个侧面为我
们提供了可供剖析的典型,也是十分难得的社会科学研究资料,为我们总结思想教
育方面的历史经验,提供了一份真实而生动的佐证。
因此,这本日记的问世是非常有意义的,也是值得庆贺的。
2001年12月5 日于大有北里中央党校宿舍
亦凡公益图书馆(shuku.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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