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乔木同志 吴冷西 我知道胡乔木同志是在我1941 年9 月到延安《解放日报》工作之后。那时我 在新闻部工作。每天发表的社论,都经过新闻部发稿。哪篇社论是谁执笔的,大体 上都知道。可以说,我是从社论稿中开始认识乔本同志的。我第一次知道乔木同志 写的社论是《教条与裤子》(1942 年3 月9 日)。因为那时整风运动刚刚开始, 编辑部中对有关整风的社论都比较注意,加上这篇社论题目比较特别,很快就传开 是乔木同志写的了。 乔木同志为《解放日报》写了很多社论,给我印象较深的有两篇:一篇是《请 重庆看罗马》(1943 年8 月21 日),另一篇是《驳蒋介石》(1946年4 月7 日)。 前者是借意大利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权的覆亡而批判国民党的法西斯专政的。那时 我搞国际评论工作,没有想过借国际事件而评论国内政局,感到很新鲜。后者是驳 斥蒋介石讲话的,揭露他撕毁东北停战协定和政治协商会议决议,准备全面内战。 这是动员解放区军民准备进行自卫反击的檄文,立论鲜明严密,文笔尖锐泼辣,痛 快淋漓。那时我已知道乔木同志是毛主席的秘书,感到他一定从毛主席那里学到很 多东西。 整风运动开始不久,毛主席主持改造《解放日报》的工作。因为那时《解放日 报》社社长博古同志还没有清理他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实行的 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也没有肃清抗战初期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因而在他 主持下的《解放日报》未能成为完全的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的整风运动,主 要是解决党报的党性原则、新闻的真实性原则、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 评和自我批评、政治与业务的关系、全党办报的方针以及新闻队伍的思想改造等重 大问题。乔木同志作为毛主席的秘书,在改造《解放日报》过程中,做了许多工作。 我知道他经常担当毛主席同博古同志和陆定一同志(他在改造《解放日报》开始时 出任总编辑)的联络员的工作,后来担任以毛主席为书记的党中央宣传委员会的秘 书。他为整顿《解放日报》写了不少评论。他写的社论《把我们的报纸办得更好些 》、《报纸和新的文风》等,都是针对当时《解放日报》的缺点的。我当时的印象 是,乔木同志不仅能写文章,而且对新闻工作相当在行。 但是,在整个延安时期,我对乔木同志只是闻其名而未见其人。我当时只是二 十几岁的年轻编辑,连报社的编委会会议都未能参加,更不用说接触中央领导同志 了。 见其人而受其教益,那是在西柏坡时期及其后,乔木同志直接领导我的工作的 时候。 毛主席胜利完成转战陕北后,东渡黄河来到平山县西柏坡。新华社在撤出延安、 远离中央一年多之后,又从太行转移到平山,回归中央直接领导。 这时乔木同志出任新华社总编辑,社长是廖承志同志。毛主席于1948 年6 月 向各中央局、分局、区党委、省委及前委发出了关于加强报纸通讯社领导的指示。 不久,党中央即决定集训新华社的主要干部,以迎接即将到来的全国解放的新局面。 中央书记处分工主持集训工作的是刘少奇同志(毛主席和周恩来同志也经常指导), 日常负责具体工作的是乔木同志。参加集训的有范长江、陈克寒、梅益、石西民等 二十多位主要编辑人员。当时的新华社,是三位一体的新闻机关,兼有中央党报、 通讯社和广播电台的职能。 集训从讨论毛主席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讲话和刘少奇同志对华北记者团的讲 话开始。这两个讲话明确地提出了党的新闻工作的性质、任务、方针、工作方法和 工作作风,是这次集训的纲领。下来就是新闻工作的基本训练。 这里包括领会和贯彻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多方面地迅速地反映解放区、 国统区和国际情况,新闻和评论的选材、选题、立论、布局、调词遣句、文字修饰 以至标点符号。在这些方面,少奇同志和乔木同志对大家的要求非常严格。 乔木同志不仅审阅所有要发表的稿件,而且还通看新华社各地方分社和野战军 分社的所有来稿(这些来稿除时间性强的随到随编随发外,其余的都排印出来。) 少奇同志开始一段时间也看所有稿件,后来才逐步减少,直到集训快结束时只看乔 木同志送他审查的稿件。重要的稿件还要送毛主席和周恩来同志审定。 每天晚上九点左右,在大家完成了一天的编写任务、乔木同志也审完所有稿件 之后,他照例召开编辑会议(当时戏称为记者招待会),主要是由他谈对当天稿件 的意见。这是一个生动活泼的会议。会上乔木同志传达毛主席和少奇同志、恩来同 志的指示,评点稿件,大家各抒已见,议论风生。乔木同志对稿件的意见,大至方 针政策,小至标点符号,他都要求严格,评点人微,其苛刻有时到了尖酸刻薄的地 步,令人哭笑不得。对一般编辑如此,对范、陈、梅、石也不例外。大家在会上可 以解释、辩论。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乔木同志持之有据、言之成理,大家不能不口 服心服。有的稿件,被他从头到尾批得体无完肤,要求重新撰写。有的稿件,经过 三次、四次返工才获通过。像范长江这样经验丰富、全国闻名的老记者、他写的一 篇战局评论也受到乔木严格批评。事后他对我说,如果不是在随毛主席转战陕北过 程中经常看到陆定一同志和胡乔木同志起草的稿件被毛主席修改得等于重写,很受 教育,他根本接受不了乔木的意见。要是在《大公报》,他早就撒手不干了。 乔木同志折服众人之处,在于他不仅能指出别人的不足,而且还能自己动手, 写出或改写出的确艺高一筹的佳作。《屠夫、奴才和白痴》(1948 年10 月20 日新华社时评)就是他重新改写的一篇评论。 整个集训期间编辑工作中,乔木同志头脑中似乎有一部计算机,一切不符合标 准的稿件,那怕是很细微的差错,都被准确地挑剔出来,而又被重新正确处理。这 一切给人强烈的印象:他有相当高的马克思主义水平。 在集训一段时间之后,乔木同志从日常编辑工作中发现了一系列带有普遍性的 问题,并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系统意见。从1948 年11 月起,至新华社随中央进 入北平(1949 年3 月底)时止,中宣部和新华总社接连发出了许多有关新闻宣传 工作的指示,大都是乔木同志起草或者根据他的意见写的。 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关于纠正各地新闻报道中右倾偏向的指示》(1948 年 2 月中共中央发过关于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左”倾错误的指示)、《关于改善新 闻通讯写作的指示》、《关于改进新闻报道的指示》、《关于克服新闻迟缓现象的 指示》、《关于加强综合报道的意见》、《关于用语的意见》、《关于使用统计数 字的意见》等等。大家都深深感到,乔木同志请熟新闻工作,不愧为我党卓越的新 闻学家。 所有参加集训的同志,从毛主席和刘少奇同志的言教和身教(毛主席自己动笔 写了许多重要新闻和评论)中,从乔木同志主持日常的编辑工作中,受到了终身难 忘的教益。 新中国成立后,乔木同志直接领导新华社,特别是《人民日报》期间,更加显 示了他新闻学家的精深与渊博。他一生对新闻工作的论述,系统地构成我国无产阶 级新闻学的理论基础。 直到所谓“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止,除了1961 年以后一段时间他患病休养外, 乔木同志长期直接领导我的工作。他是我的良师,又是我的益友,从政治上、思想 上和业务上给我许多帮助,既有高瞻远瞩的,也有细微末节的。 他的严谨、认真、精益求精的作风,给我很大影响。我在他的帮助之下,逐渐 熟悉中央领导核心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在参加中央重要会议和为中央起草文稿 过程中,乔木同志非常认真的综合和归纳、吸收和回答各种不同意见,表现了深厚 的功力和非凡的才能。经过乔木同志修改的中央重要文稿,毛主席和其他政治局常 委都比较满意,个别政治局委员即使感到未能完全表达他本人的意见,也难以挑剔。 这是作为中央领导核心的高级秘书难得的奇才。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毛主席亲自主持起草的两篇论文,一篇是《再论无产阶级专 政的历史经验》(1956 年12 月29 日发表),一篇是《西藏的革命与尼赫鲁的 哲学》(1959 年5 月6 日发表)。这两篇论文都是由乔木同志执笔的,起草初稿 是他,多次修改也是他。我作为他的助手,从头到尾参加了起草、修改过程,深感 这是高难度的作业。 在修改《再论》一文过程中,在毛主席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上,大家都发表了很 多意见。关于匈牙利事件如何分析,关于铁托的讲话如何回答,关于十月革命的基 本经验和共同道路如何论述,关于反对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关于国际主义和民族 主义等等,许多意见很精辟。当然也有一些不成熟的不准确的看法。经过毛主席和 中央政治局其他常委实事求是的分析,强调坚持原则性又讲究灵活性。乔木同志以 他特有的政论家的风格,处理得刚柔兼备、褒贬适度。最后,毛主席提出区别和处 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观点,更使这篇论文闪烁着 哲学的光辉,在国内和国际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在修改《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一文过程中,最难处理得当的是对尼赫 鲁的态度。他既是我们批评的对象,又是我们团结的对象。毛主席和周总理在讨论 过程中讲了许多切中要害而又分寸得当的意见,要求在修改中体现又团结又斗争、 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如何在行文中贯彻这个方针,难度相当大。乔木同志经多次 斟酌、反复修改之后,终于找到了比较妥善的办法。这就是:全文开篇高屋建瓴, 从西藏革命讲起,揭露西藏农奴制度的反动、黑暗、残酷与野蛮,这就势如破竹, 彻底摧毁了借口中国军队平息西藏叛乱的反华言论的基础。接着是采取中国古文作 法中“欲抑先扬”的笔法,首先充分肯定尼赫鲁的好话,然后批评他的谬论,并且 利用他的前后矛盾,以其矛攻其盾。整篇文章充分摆事实、讲道理,细细道来,不 慌不忙,尖锐处人木三分,委婉处娓娓动听,抑扬顿挫,理情并茂。这篇论文的最 后部分,根据周总理的意见,引用. 尼赫鲁1954 年访华时的友好讲话,并表示中 印两国和两国人民将继续友好合作,为亚洲和世界和平而努力。这就圈划了团结— —批评——团结这个公式的圆满的句号。 乔木同志一生中执笔的重要文稿,数不胜数。他作为我党优秀的政论家的风范, 值得我们大家学习。 1959 年的庐山会议,是乔木同志一生中的一个重要关节。在会议前期,即所 谓“神仙会”期间,乔木同志带领我们起草会议纪要。他对大跃进中的错误提出了 尖锐的意见,并系统地写入会议纪要初稿。当初稿受到一些仍有强烈的“左”倾情 绪的同志的指责之后,他又在坚持少奇同志提出的“成绩讲够、缺点讲透”的原则 下,力求照顾各种不同意见,对初稿加以修改。当修改稿出来以后,会议突然180 度转向反右倾,《纪要》受到了更激烈的指责。有些同志把它同彭老总的意见书相 提并论,横加攻击。乔木同志和我们这些参加起草的人也受到似是而非的批评。乔 木同志当时既迷惑又沮丧,眼看持续半年的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被打断了。有 好几天他一句话也不说,脸色阴沉,心事重重。直到毛主席讲了“秀才是我们的人” 之后,乔木同志以大局为重,振作精神,为全会起草决议。当错误地批判以彭德怀 同志为首的所谓“军事俱乐部”的局势无法改变之后,他仍然想帮助一位起草纪要 的参加者。他同田家英同志和我商量,建议这位参加起草工炸的人写一封检讨信给 毛主席,以求得谅解。乔木同志的这个好心没有得到好报。二十多年之后,这位起 草参加者著书立说,扬言他写那封信是“终牛根事”,似乎是乔本同志的建议害了 他。尤有甚者,这位起草纪要的参加者在其著作中竟然还说他在庐山会议上保护了 乔木和家英。事实恰恰相反,正是这位起草参加者在庐山会议后期,写了所谓“检 举材料”,罗列许多“罪状”,告发乔木同志、家英同志和我。彭真、一波和尚昆 同志要我们在大会上同此人对质,参加八届八中全会的同志都目睹当时会场上对质 的情景。中央为此调查了两个多月,直到十月初毛主席找乔本、家英和我谈话时才 算结案。事隔三十多年,知情者越来越少。我责无旁贷,要为乔木、家英两位亡友 公开澄清历史事实。 庐山会议从和风细雨变为急风暴雨,是乔木同志一生中从未有过的经历。一个 月的紧张局势,使他心身交瘁,从此种下了尔后的极度精神疲劳的病根。虽然如此, 他仍然奋不顾身地投入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斗争。整个1960年下半年,他参加八十 一党莫斯科会议声明起草的全过程,经历错综复杂的斗争,为最后达成协议作出了 卓越的贡献。之后他又参加农村调查和起草农业六十条的工作。他长期紧张劳累, 终于从1961 年下半年起不得不长期离职疗养。直到所谓“文化大革命”开始,他 基本上处于休养状态,但仍不时对《人民日报》提出改进的意见。 1966 年3 月,毛主席在政治局常委杭州会议中严厉地批评了我,也批评了乔 木同志(他当时没有在场)。我本想待他病情较好时再告诉他,但很快就爆发所谓 “文化大革命”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夕,5 月31 日,我即被陈伯达夺权,随后入狱,同乔 木同志失去了联系。当我从四年牢狱中出来又被强迫劳动两年之后,终于又在北京 同乔木同志见面。他告诉我,那些年他没有受到很大冲击,但也没有工作,被”冷 藏”起来了。 邓小平同志重新出来工作之后不久,1975 年3 月,经毛主席批准,把乔木同 志和我调到毛泽东选集材料组,参加毛选的编辑工作,同时调来参加这一工作的还 有胡绳、熊复和李鑫。不久,小平同志(他当时为国务院副总理,实际上是代替重 病中的周总理主持国务院工作)又成立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指定领导成员除乔木和 材料组的几位负责人外还增加邓力群和于光远。这实际上是一个班子,两个摊子。 政研室在国务院的武成殿和后楼,材料组在怀仁堂的西四院,各有一批研究人员和 编辑人员。邓力群和于光远偏重政研室的工作,但小平同志每次主持讨论整理毛主 席的文稿时他们都参加。乔木同志主持这个班于两方面的工作。他对毛选的整理工 作非常熟悉,也抓得很紧。 在短短半年时间内,他主持整理了毛主席的许多文稿,其中很重要的经小平同 志定稿并经毛主席同意的就有《论十大关系》和《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 政治研究室的工作主要是调查研究国内工作和国际情况,特别是有关全面整顿 的情况,及时向总理和副总理反映和报告。乔木同志经常出题目要大家去调查研究。 许多重要情况,他都向小平同志报告了。例如影片《创业》曾被“四人帮”指责, 但小平同志肯定了。影片《海霞》曾被“四人帮”禁映,但小平同志开禁了。江青 在大寨的讲话,经小平同志指示,通过较快的途径报告了毛主席。可以说,国务院 政治研究室是针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的。 乔木同志指示起草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一文,就是正面回答“四 人帮”当时大肆鼓吹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不幸的是,很快就发生所谓“反击 右倾翻案风”,小平同志又一次被打倒,乔木同志和我们这些人也成了批判对象。 乔木同志为此十分苦恼。有一次我和胡绳、熊复专门同他谈话,支持他顶住各方面 的压力。“四人帮”始终把他看作眼中钉,打翻在地还要踢上一脚。 打倒“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后,乔木同志在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重新被吸收参加中央领导层的工作。他贯彻执行全会决定的把全 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路线,在思想理论战线上积极展开解 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拨乱反正的一系列工作,着重继续批判极“左”思潮,同时也 批判开始滋长的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右倾思潮。 1980 年秋到1981 年夏,乔木同志要我从广州(1980 年初我调广东省委工 作)回北京,参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修改工作。 这个决议的起草工作,是在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领导下,由邓小平同志主 持进行的。起草小组主要由乔木同志负责。乔木同志凭他参加过起草1945年《关于 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又有担任毛主席秘书多年、长期起草中央文件的丰富经验 和政治思想修养,几经反复,终于圆满地完成起草和修改工作。这个决议中关于毛 泽东思想的灵魂的三个基本点(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是乔木同志概 括毛泽东思想丰富内容的精粹之作。 1982 年春我从广东调回北京广播电视部工作后,乔木同志经常关心广播电视 工作,多次向我提出许多很好的改进工作的意见。我记得他审阅第十一次全国广播 工作会议的文件时,曾打电话告诉我,他同意广播电视应大力改革,以新闻改革为 突破口,同时又要努力办好群众喜见乐闻、健康向上的文艺节目。他认为我们的广 播电视工作有优良的传统,应该继承和发扬。我们学习外国,必须实行取其精华、 弃其糟粕的方针,绝不能全盘西化。我觉得他这种防患于未然的指导思想是非常正 确的。 乔木同志八十大寿那一天,我去他家中向他祝贺。当时他已重病在身,仍坐着 轮椅同我和穆青同志谈了半个小时。他缅怀他领导新华社的往事,关心新华社的发 展前景。他说了他的病情,也询问我的病状。想不到这次会见,竟成永诀。在这之 后两个星期,我即大病一场,死里逃生,在医院治疗达十个月之久。病中收到他签 名送来的文集,再三披阅,往事萦回,思绪万千。 不久即得知乔木同志逝世,倍感痛惜。但重病在身,未能向他遗体告别,深以 为憾。 去年10 月间,在社科院等单位举行的纪念乔木同志逝世一周年座谈会上,我 作了一个简短的发言。会后根据有关同志的意见,将发言改写成文。 由于多病体弱,精力不济,时写时辍。流水纪事,了无条理,惟愿粗词淡句, 谨寄哀思。 (1994 年1 月)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