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乔木同志谈党史工作 沙健孙 胡乔木同志把自己的一生无保留地贡献给了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他 在党的理论、思想、宣传、文化、新闻、出版等许多领域中辛勤劳作,作出了重大 的建树。直接从事和实际指导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研究、编撰和宣传,是他的活动的 一个重要的方面。 乔木同志是中央党史研究室的第一任主任,这个室是在他的领导下创建的。在 胡绳同志接任主任之后,他作为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仍然具体地指导着 室的工作。仅就我1986 年底到研究室工作以后的情况来说,他找室的领导班于集 体或单独找我个人谈党史工作,就不下二十次;每次谈话,他都提出有关党史工作 的若干重要问题,并且常常发表一些独到的精辟的见解。党史研究室在中国共产党 成立七十周年时能够完成《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和《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 等书,是同乔木同志的关心、支持、推动和指导分不开的。胡绳同志在1993 年10 月3 日于《人民日报》上发表的《胡乔木与党史工作》一文中,着重谈了乔木同志 指导《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写作的情况。这里,我想着重谈一谈他指导《中 国共产党历史》上卷本写作的有关情况。 对于党史工作,乔木同志是怀有一种强烈的政治责任感的。他认为,党史工作 是党的工作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党史工作是研究党的历史的,但是我们工作 的目的并不是面向过去,而是面向现在,面向将来。我们是为现在而研究过去的, 我们是为将来而研究过去的。我们的工作和党的其他思想工作一样,是为着支持党 的领导,坚持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而斗争的。因此,不能把党史工作看成是平静的、 书斋里的事业,它是在思想斗争最前线的一项战斗性的工作”。在1989 年的时候, 有一次他对我说,十三大以后,我已经有可能集中精力面对党史工作了(按:十三 大时,他当选为中顾委常委,不再担任政治局委员的职务)。我是愿意承担这方面 的责任的。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所以有一种战战兢兢的感觉,希望在有生之年, 在这方面能多做一些工作。如果病倒了,这件事自然就做不了了,但只要活着,就 会尽力干的。他是这样地说的,也这样地做了。他经常在调查研究党史界的状况, 不断思考着党史工作中的问题。他为党史界的进步而感到由衷的高兴。每当发现有 优秀的党史论著发表,他总是怀着兴奋的心情推荐我们去阅读。他也为一些党史论 著不能摆脱陈旧的框架、写得沉闷乏味而感到苦恼。但他并没有去责备党史工作者。 作为党在思想理论战线上的一位领导人,他说他的精神是经常处于一种自我批评的 状态的。 “要加强党史工作的科学性”,这是乔木同志反复强调的一个思想。他说, “党史工作的战斗性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我们依靠的是科学,依靠的是真理。这种 战斗就是科学与反科学的战斗,是真理与谎言的战斗”。“因此,我们需要用科学 的态度、科学的方法、科学的论证来阐明党的各种根本问题”。他不止一次他说过, 党史不应当是一个自我封闭的体系。党史工作要改革,而要改革就必须开放。只有 开放的工作才能产生开放的党史。为了改进和提高党史工作,他提出过许多重要的 原则性意见。 研究党史,要注意四面八方,这是乔木同志一贯强调的一个重要原则。 他指出,“党的历史与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历史是不能分开的,否则 我们党的历史便得不到科学的解释。离开社会的发展,孤立他讲党史是不符合马克 思主义的方法的”。针对以往党史论著中存在的缺点,他在一次谈话中着重谈了编 写党史时应当注意的三个问题。这就是:第一,党史要表现党是在人民中间奋斗的, 党的斗争是反映群众要求的,是依靠群众取得胜利的。要让人们看了党史以后,真 正感到党是把人民放在中心位置的,是尊重人民的:而不只是党自己在照镜子,左 顾右盼。第二,党是依靠与党密切合作的人共同奋斗的,这些人在党史中也应当有 自己的地位。他列举了从宋庆龄、陈友仁,到鲁迅、邹韬奋,到杜重远、闫宝航… …等许多人的名字。他说,不能自己在困难时得到了人家的帮助,作为胜利者来写 历史时却把人家忘了。这样做,是不公道的。不写他们,那是一种狭隘的宗派观念。 这样写出来的党史,人民是不会接受的。第三,党史既要写党的中央和中央领导人 的活动,还要写党的地方组织、党的优秀干部和广大党员群众的活动。他说,“我 们党的历史上在长期内确有正确路线同错误路线的斗争,但不能把党的整个历史仅 仅看成是两条路线斗争的记录。即使在错误路线占领导地位的时期,我们党的广大 党员、广大干部、人民群众仍然是在为革命而艰苦奋斗、英勇牺牲的。党史对此应 作如实的、生动的记录,不能因为领导的错误就把党的群众性斗争都一笔抹煞”。 对党史上的优秀干部、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斗争,我们“都应该有生动的形象的 记录,在这一方面应该把伟大史学家司马迁的优良传统加以发扬和发展”。除以上 这三点以外,他尤其强调,“我们党史工作者还要阐明,我们党的每一步胜利都是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的结果”。而为了更加有说服力地阐明党的这 一条最基本的历史经验,我们还有必要把中国党和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主张, 中国和苏联东欧国家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主张,进行比较研究。他认为,只有注意 了四面八方,这样写出的党史,才能不只是一线一面,而是立体的。 为了加强党史工作的科学性,重要的一点是要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认识和处 理党史上的问题。乔木同志指出,对于近年来国内外有关著作中多次涉及并有种种 误传的重大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历史》这样的较大型的党史书籍中,是不应当回 避,而是应当写清楚的。对于像古田会议的背景、中央苏区肃清“AB 团”、“社 会民主党”和富田事变、百团大战、延安审干和“抢救”运动、1947 年土地会议、 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的关系、抗战胜利前后苏联对中国革命的影响等等这样一些有 争议的、比较敏感的问题,他都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比如,书稿认定,苏区 的肃反斗争犯了严重扩大化错误。 根据有关地区和部门的结论性意见,“AB 团”在1927 年4 月已经解体, “社会民主党”在中国并未存在过,故苏区肃清“AB 团”和“社会民主党”的斗 争是严重臆测和逼供信的产物,混淆了敌我,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这是一个 极为沉痛的教训。这种情况出现的根源,是当时国际国内共产主义运动中“左”倾 指导的影响,和党对肃反斗争缺乏经验。这些论断,主要是按照乔木同志的意见写 成的,有些是他亲自加写的。他所作出的这类论断,鲜明、准确,符合实际情况, 得到了党史界的广泛赞同。 为了加强党史工作的科学性,乔木同志还指出,“对党的历史的研究要进一步 深入,精密化,更要重视详细地占有材料”。他说,“我们要继续做好党史资料的 征集、整理和研究工作。只有充分地占有和利用一切可靠的资料,并把这些资料甄 别清楚,才能弄清历史事件的真相和来龙去脉,才能写出有战斗力的历史论著。同 时,必须加强对在国外论著中经常出现的许多比较重要的、有影响的错误观点和歪 曲我们党的历史的言论,进行针锋相对的、有理有据的分析和批判”。正是根据乔 木同志的指示,党史研究室和文献研究室曾联合召开过多次评析国外中共党史研究 状况的座谈会。每次座谈会,他都从头到尾参加了。党史研究室编辑出版《国外中 共党史研究动态》这本杂志,是在他的关怀和支持下创办的。 党史著作的编写方法,也是乔木同志经常关注的一个问题。他主张,编写党史, 要采取史论结合、夹叙夹议的方式,力求吸收新材料、新观点,展开科学的论证。 他认为,以往一些党史论著的根本性缺点之一,就在于它们不是从生动、丰富的历 史实际出发,而是从会议、文件出发,有时简直成了文山会海。他说过,党的一些 会议、文件固然“是十分重要的,但不能就按这些会议、决议和文件连贯解释下来, 作为党的全部历史,因为党的实践不是党的决议、文件所能全部概括的”;同时, “由于某些决议不符合当时的斗争实际”,“虽然通过了,但许多党的组织、党员 和革命群众并没有照办”。 所以,我们研究党的历史,不能从会议、文件出发,而是要从历史实际出发。 首先要把握基本的历史事实,理清历史的脉胳,用历史事实来说明问题;在这 个基础上,再展开必要的论证。党史著作中抽象议论大多,过于逻辑化,人们就不 想读了,就像在长江上航行,如果不断遇到大坝,这个航行就没有兴味了。当然, 党史著作要真正让人读得下去,还是要有思想、有见解。一些书读起来显得沉闷, 从根本上说,还是因为头绪不清,没有见解。不过,讲述自己的见解,也不应当是 硬梆梆的,就像法庭所作的终审判决一样,不容人再作思考;而是要采取民主的科 学的态度,与人讨论问题,使人从中得到对于历史的认识,得到政治智慧。他认为, 历史总是要不断地加以认识的,所以历史没有最后的一页。他指出,所谓要把党史 写成开放式的,实际上也就是说,不要企图在一本书里把所有的问题都分析完。事 实上,这也是做不到的。他还指出,在论证有关党史上的问题时,不仅要注意征引 经典的历史观点;尤其要广泛收集党内外、国内外的有关资料,尽可能地让历史事 实本身来说话;同时还要注意利用外国人的、国内中间人士的乃至敌人方面的有助 于说明问题的评论,让这些证人与我们一起来判断历史,来显示我们提供的见解乃 是历史的公正的证言。他认为,党史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生动的,我们不能把丰富、 生动的历史写得平淡无奇、枯燥乏味。像《西行漫记》、《长征——闻所未间的故 事》这样的书,虽然没有多少学术价值,但是有较高的阅读价值。我们写的书,应 当既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又有较高的阅读价值。而实际上,现在有些观点错误的书 倒是写得相当有可读性,而我们有些严肃的著作却显得很沉闷,这个问题是值得注 意的。我们要研究党史的表达方式,使这方面的著作真正具有自己的鲜明的色彩, 使人能够读得下去。 除了提出党史的研究和编撰中应当遵循的原则和方法以外,乔木同志还直接审 读过党史上卷的部分初稿,提出过许多重要的意见。比如,在审读该书的第一篇时, 他认为初稿对辛亥革命的意义叙述得不够充分,于是在“这次革命结束了延续两千 年之久的封建帝制”这个论断之后,亲自加写了以下的文字:“这次革命改变中国 的国号为中华民国,改用汉满蒙回藏的五色国旗,改用阳历,男子开始剪辫,女子 逐步放足,下级对上级政府官员不再行跪拜礼,近代产业和近代的教育事业、新闻 出版事业、医疗事业等也比晚清有了较快的发展”。他还要求在“从根本上说,辛 亥革命是失败了”这个论断之后,阐明以下的事实,即:“尽管如此,民主共和的 思想从此流传广远,人们对革命的继续追求也绵延不绝。许多参加过辛亥革命的人 后来陆续参加共产党,支持共产党,或成为坚定的国民党左派,这不是偶然的”。 这样一改,不仅把辛亥革命的意义讲得全面了,而且把辛亥革命流产和中国共产主 义运动兴起之间的历史联系也讲清楚了。又如,他认为初稿把出席党的一大的十二 名代表按毛泽东、何叔衡……这样的顺序排列是缺乏历史根据的。根据他的意见, 这段文字后来被改为,出席党的一大的十二名代表是:上海小组的李达、李汉俊… …长沙小组的毛泽东、何叔衡……。这个写法,确是比原先的表述更加切合历史的 实际了。他提出的这类意见,还有很多。这些具体的意见,也都是富于启发性的。 如何组织党史研究的力量、进一步发挥党史队伍的作用,这也是乔木同志反复 思考的一个问题,他认为,一方面应当在政治上对党史工作者提出严格的要求。他 说,“身为党史工作者,应当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抱有 无限的忠诚,抱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另一方面,也应当为他们进行创造性的研究 提供良好的工作条件。在党史研究室写给中央的一个报告上,他亲自加写过以下的 一段话:“我们党是一个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大党,它的斗争历史很长,值得研究的 情况、经验、教训都很丰富。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不仅有大批学者而且有不少 专门机构在从事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的研究,每年有大量的研究成果问世。相比 之下,国内这方面研究工作的进展很不够。目前,全国从事党史教学和研究的人员 约有两万多人,这本是一支相当大的队伍,但由于大多数研究人员只能接触非常有 限的党史档案资料,缺乏进行党史研究的基本条件,这支队伍的潜力远没有充分发 挥出来。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我们认为,有必要采取有效措施,有计划有领导地开 放党的历史档案”。他说过,档案的开放,是一个原则;一部分档案的保密,是政 治问题,也有技术问题。我们不能因为有少部分档案要保密就不扩大开放。只有开 放档案,党史研究领域才能形成竞争的环境、监督的环境。 如果只有少数人能够接触档案,这些人在封闭的状态下进行党史研究,由于没 有竞争,就容易落后,而且落后了自己还看不出来,别人也不易于发觉。 为此,他曾在1988 年8 月召开的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上提出采取有效 措施,进一步开放党的历史档案的意见。这个意见得到了杨尚昆同志、薄一波同志 的支持,写进了会议纪要。会后,他专门召集中央文献研究室逢先知同志、中央档 案馆王明哲同志和我到他那里开会,共同商讨如何进一步落实开放党的历史档案的 工作。 胡乔木同志是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权威学者。他通晓党史工作的规律,熟悉 党史界的情况。我认为,他提出的许多意见,不仅对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工作、对《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本的写作直接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对于推进整个中 国共产党历史的研究、编撰和宣传工作也是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的。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