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学会自己走路” 梅益 怀念乔木同志,我既有哀思,又感到惭愧。 几十年来,我都在乔木同志领导下工作:1948—49 年在新华社,1949—65 年在中央广播事业局,1978—86 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1986 年以后在中国大百 科全书出版社。我是在他的关怀和扶持下成长起来的。他是我的上级,又是我的老 师,我对他充满敬重与感激之情,同时又因为没有很好完成他在晚年交办的任务, 我总感到惭愧。我认识乔木同志已经半个世纪了。 1936 年初夏的一天,周扬同志陪他到我住的亭子间来。他热情地询问我的工 作和生活情况,说了些鼓励我的话。一年之后,我们又见面,这回是通知我,说组 织上研究了林淡秋同志和我提出的到延安去的请求,认为上海的工作很重要,决定 我们两人仍留在上海工作。我很失望,但还是服从决定。 不久,我听说他已到了延安。我们再度见面,已经是十二年后的事。 1948 年四、五月间,中共中央从陕北转移到河北平山西柏坡。当时我在太行 新华社工作己快一年,有一天廖承志同志通知说,乔木同志要参加我们的社委会。 第二天,他来了,陈伯达也跟着来。会上他表扬了离开清凉山后近一年的工作,但 对我们发稿中发生的错误,主要是在有关解放区土地改革和工商业的报道中所犯的 “左”的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会后,他当了新华社的总编辑,不久就抽调了 十几个同志到西柏坡,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我是其中的一个,当时我除参加发 稿外,因刚从白区来,还兼管陕北新华广播电台的工作。 在西柏坡将近一年的工作,我终生难忘。新华社的重要稿件都在那里编发。乔 木同志审阅全部稿件,有的还送给毛主席、少奇同志和恩来同志过目。 乔木同志审稿时有时让我们在他旁边,边审改边说明为什么要那样改。他连标 点也不放过。他对我编发的对被围国民党军将领的喊话改得很仔细,还要我提防被 俘国民党将领在家信中可能夹带暗号或“黑话”。他改过的以及毛主席他们批改过 的原稿,每天都贴在墙上,让我们仔细阅读。我过去在上海办过报纸,编过刊物, 但只有到了西柏坡,我才体会到要当好一个人民的编辑和记者,还得下很大的苦功 夫。乔木同志在西柏坡手把手地教我们编稿写稿,真正是我们的老师。西柏坡的发 稿组实际上是一个训练班,我们每个人都在那里受到从政治立场、新闻观点、编写 方法,一直到文法修辞的严格训练,这就为全国解放后的新闻工作班子作好了思想 的和组织的准备。事实上在不到一年之后,我们这批人都走上中央级报纸、通讯社 和广播电台的领导岗位。 1949 年4 月,我们跟随中央,从平山进入已和平解放的北平。根据中央的决 定,廖承志同志和我离开新华社到新成立的广播管理处,也就是广播电台工作。不 久,成立了广播事业局,和新华社一样都隶属政务院的新闻总署,乔木同志是署长。 新闻总署撤消后,广播事业局是国务院的直属单位,但广播的宣传业务仍由乔木同 志领导,他是中央宣传部的副部长。到了五十年代后半期,乔木同志已不大过问广 播的工作了,虽然我有时还是找他。他当时主要是在中央工作,广播宣传工作很难 排上他的日程。但是他还是关心广播,他知道广播作为传播媒介的重要性。1955 年10 月毛主席在七届六中全会上提出要发展农村广播网,以及1956 年1 月把发 展农村广播网列为《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第32 条,都是乔木同志和一些亲自感 受到农村有线广播的威力的省委书记共同倡议的。 怀念乔木同志,我想起许多事,首先是西柏坡十个月难忘的日子,其次是进城 后,在艰难创业时他给予我们的指引、鼓励和支持。这些正是我这篇短文想说的。 当然我也想起我在社会科学院和中国大百科出版社工作时的许多往事,这些只好在 往后再写了。 我一直记住乔木同志在1950 年一次谈话中对我说过的一句话:“广播要学会 自己走路”。以后我常常对广播电台的同志提起这句意味深长的话,一直到十几年 后,也就是1964 年我离开广播事业局前一年,在我起草的广播、电视《宣传业务 整改草案》中还强调这句话的重要意义。从事广播、电视工作的同志们,尤其是老 同志们,也一直记住这句话。经过“文化大革命”(当时电台只许播新华社的新闻 和《人民日报》的社论),他们在第十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总结过去工作,提到 “广播要学会自己走路”这一句话时说:“这是使一项新发展起来的事业取得成功 的极其重要的方针。三十多年的经验证明,只有坚持这个方针,广播电视这个现代 化宣传工具的强大作用才能充分发挥”(见《当代中国广播电视》第48 页)。从 这一结论,可以看出乔木同志这句话的影响是多么深远。 “广播要学会自己走路”这句话,根据我的回忆,是在谈论如何办好广播的新 闻性节目的时候说的。但原意决不只限于对新闻性节目。当时有人主张广播电台只 要播送新华社的新闻和《人民日报》的社论就够了。乔木同志反对这种把广播电台 当作大喇叭和布告牌的观点。早在1950 年2 月新闻总署召开的京津新闻工作会议 上,就已明确规定,广播电台要把新华社和报纸的新闻、评论作为主要来源,“但 应有自己的新闻和评论。”事实上我们也是这么做的。 1949 年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开幕那一天,恩来同志让齐燕铭同志通知我,开幕 新闻一定要在当天晚上播出。我们的记者早已赶写了新闻稿。会议结束后,恩来同 志在百忙中还专门审阅了我们记者写的稿件。这就是一个例子。 新闻多总比少好。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变化的、丰富多彩的世界,各种不同的 听众要求从不同方面了解这个世界。新闻报道面广、来源多,更能满足群众的需要。 为了加强广播电台的采访活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1952 年试建全国记者站,1954 年中宣部关于在各省、市广播电台设立中央台集体记者的决定就是由乔木同志亲自 批发的。乔木同志还一再说,广播的评论,应当不同于报纸的社论,因为它只能听, 不能看,不能反复阅读,最好用三言两语,夹叙夹议的方式。他对广播电台的记者 热衷于报道各种会议新闻,以及少数几篇评论写得干巴巴很不满意。 “广播要学会自己走路”这句话决不只是说它要有自己的新闻和评论,本意要 广泛、深刻得多。我体会他的意思是不要套用我们办报办通讯社那些做法,要从广 播的实际出发,以发挥本身的特点与优势来办好广播。广播是一项新的事业,它有 其他新闻媒介所没有的强项,在延安和平山的时候虽然创造过一些新鲜的、取得重 要宣传效果的形式,但那些仅仅是个开头。全国解放了,它要面向全国,还要面向 全世界,这就要进一步发挥创造性,继续摸索实践,用好用足它独特的优势,走出 一条符合它的发展规律的路子来。 说它独特,是因为其他的新闻媒介不能代替它,也不能排斥它,正如眼睛不能 代替和排斥鼻子一样。同样广播也不能代替和排斥其他新闻媒介,相反,它应当把 其他新闻媒介提供的和听众需要的一切都充分利用起来,真正博取众长,做到“扬 一家的优势,汇天下的精华”。不仅新闻性节目要这样,知识性、文艺性和服务性 的节目也要这样,实行“拿来主义”,这正是它的优势所在。 为了扬广播之所长,在1949 年初我们办了记录广播。通过收音站我们及时向 全国特别是那些交通不便的边远地区,播送了中央的重要决定和各路大军的捷报。 我们还在1950 年初办了对东南亚的四种外语广播,对侨胞和华人的普通话和方言 广播,还有用蒙、藏、维、朝四种语言的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广播。开办藏语广播的 难度最大,乔木同志曾亲自写信给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教授于道泉,请他帮助我 们。为了协助南下大军开展工作,还办了推广普通话的节目。我们还记住列宁说过 的广播是一个大课堂的话,我们提议开办《社会发展史》讲座,乔木同志同意我们 的建议,并主张第一讲由艾思奇同志担任。这些都是发挥广播特有的优势办起来的, 也是我们学会自己走路的一些表现。 按领导的分工,乔木同志只管广播宣传业务,但他还是关心事业建设。 当时我们十分困难,1950 年广播事业局的经费只有二百二十二万元,全国收 音机不到一百万架,主要集中在沿海少数城市和东北地区。广大人民群众听不到广 播。乔木同志对我说,广播是新的事物,许多领导同志不熟悉它,你们要大叫大喊, 引起各方特别是领导同志的重视,这样事情就比较好办。我就在1950 年和1951 年先后为《人民日报》写了要重视广播、要有效地运用广播和开展对工人广播三篇 社论。 1955 年七届六中全会提出要发展农村广播后,我又写了一篇社论和一篇在黑 龙江九台调查农村有线广播的文章。这些叫喊多少作了一点动员舆论的工作。 1950 年我们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千方百计扩大收听基础。新闻总署在乔木同志 主持下,做出了在全国建立收音网的决定。当年就建立了三千多个收音站。一个收 音站是一个战斗单位,既要组织群众收听,又要印发记录新闻,在没有电源的地方 还得用手摇发电机发电。现在想起当年艰苦奋斗的情况,恍如隔世。随后各省、市、 总政、全国总工会都为建立收音站发了通知,1954年国务院还发布在农、牧、渔业 生产合作社建立一万五千个收音站和在边远和少数民族住居地区建立一千五百个收 音站的决定。中宣部发出的关于加强广播收音站工作的领导的指示是乔木同志签发 的。广播的收听基础就这样先后以收音站、广播站和农村有线广播站等不同形式以 及扩大收音机甚至矿石机的供应建立起来的。现在收音站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了, 但全国几千个有线广播站还有旺盛的生命力。我相信这次在华南各省防洪抢险斗争 中,它们都会继续发挥不可代替的作用。 现在广播、电视已走进千家万户了,在世界也有大量的听众和观众。这是党和 政府的领导以及全国成千上万广播电视工作者长期奋斗的结果。饮水思源,我想广 播、电视工作者对开创时期乔木同志的指引,包括他提出的“要学会自己走路”办 台的方针,仍会继续遵守,永远铭记的,这是对他的最好的纪念。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