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乔木和副刊 袁鹰 壬申年九月底,旅居金陵清凉山下黑龙潭畔,突然听到胡乔木同志病逝的噩耗, 虽然早知道他卧病已久,但是消息来得如此兀然,禁不住阵阵悲恸和伤感。秋风萧 瑟,挑灯独坐,许多前尘影事一起涌上心头。 我同乔木同志的接触,聆听他的教诲,大都同报纸尤其是副刊有关。 一 远在全国解放以前,我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就听说过“南北二乔木”两位党 内大才子的盛名。南乔木——乔冠华同志,1946 年随周恩来同志在中共谈判代表 团工作时,曾经在上海思南路“周公馆”一睹丰采,又从香港出版的进步刊物上读 过他的文章。但是北乔木——胡乔木同志,则是全国解放初期我奉调到人民日报工 作后,才有幸识荆的。虽然在那以前,早已熟读过他的巨著《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 》,也在第二次全国文代会上听过他所作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长篇报告了。 建国前后相当长一段时间,胡乔木同志受党中央委托,主管人民日报工作。1953 年初我刚到人民日报工作,老同志们就经常介绍乔木同志领导报纸工作的许多轶事。 他的领导方法,并不只是抓原则,抓方向,而是具体细致,从社论选题、重要文章 的修改,到版面安排、标题设计以至语法修辞、标点符号,都常常过问,不允许有 差错。1951 年6 月,他曾为人民日报起草过一篇《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 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的社论,这在人民日报社论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轰动一时, 影响深远。 大约1954 年左右,有一个时期,乔木同志要求报社编委会指派一名编辑每天 上午10 时到他那里去介绍有关当天报纸情况,听取他对当天报纸的意见,回来在 每天下午的编前会上传达。每人轮值两周,每天去半个多小时。 我是接王若水同志的班担负这一任务的。 第一天进入中南海乔木同志住处,不免有点紧张。他让我坐下,倒了一杯茶, 随意地问起我的籍贯,我说是江苏淮安人。他随即说:“哦,你们那里九中(原江 苏省立第九中学)在苏北很出名,你是九中学生吗?”我连忙回答不是,我的家庭 1934 年就离开淮安,那时我才十岁,没有来得及上九中。 他又问我的经历,在哪里入的党,从哪儿调到报社来的。我一一回答。虽然仍 是拘谨,紧张的心情却已一扫而空。 每天去乔木同志处,主要任务实际上是听他对当天报纸的意见。有关编辑工作 情况(比如经济宣传、国际宣传)我并不了解,无从向他汇报。例如有一天他问起 一篇评论是否经过有关部门看过,他们有些什么意见。我嗫嚅地回答不出来,顿时 十分愧疚。乔木同志并未批评我这个“联络员”的失职,只是温和地一笑。接着就 说:“有关部门领导的意见应该听,特别是事实部分。但是,也不一定事事照办。 报纸是中央的报纸,不能办成各部门的公共汽车。”这是很重要的原则意见,我当 然在编前会上一字不漏地传达了。 有一两天他对报纸的意见不多,有时间闲谈几句。他知道我在上海生活较久, 就问起上海在沦陷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一些旧事,问苏州河水是否比过去清净些 了,问“跑狗场”(逸园)现在派什么用处,问复旦大学、暨南大学的现状,我的 简略回答未必会使他满意,但我实在佩服他的记忆力,二三十年前的人、事和地名 都还记得那么清楚。 二 1956 年上半年,经党中央批准,人民日报改版。乔木同志领导了改版的全部 准备工作,常到报社来。有一天他对文艺部主任林淡秋同志说,要同文艺部同志讨 论副刊问题。过去他来报社,大都是找邓拓等领导同志谈话,或者参加编委会的会 议,偶尔也找理论部或文艺部负责人到他那里去。到文艺部办公室同全体编辑人员 讨论工作,却是破天荒头一回。 那天,他坐在我们大办公室唯一一张长沙发上,我们都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 面对着他。他可能感到气氛过分严肃,就先同大家一一握手,说就副刊怎么办的问 题大家随便交换意见。然后询问文艺部三个负责人过去编过什么副刊。林淡秋编过 《时代日报》的《新文艺》,袁水拍编过《新民晚报》的《夜光杯》,我则编过《 联合晚报》的《夕拾》,虽然都是上海地下党领导的或是进步人士创办的报纸,但 都是解放前的事了。社会主义时期的党报副刊怎么编,谁也没有经验。乔木同志对 过去的副刊并未作任何评价,显然,我们这些简单的经历,他也了解,所以问一问, 只是为了冲淡紧张气氛罢了。 那时没有录音设备,各人的记录详略不一。我一面用心静听,一面又随时准备 回答询问,不便只顾低头作笔记,所以结果未能留下一份详尽的文字记录。那天, 乔木同志娓娓道来,轻声细语,如同话家常,但他的谈话大意,大家都有较深的印 象。那就是:副刊同整个报纸一样,要宣传党的政策精神,尤其要作为贯彻“百花 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重要园地;对学术问题和艺术问题,可以有不同意见乃至争 论,不要有一样的声音,文责自负,并不是每一篇文章都代表党中央;副刊稿件的 面尽可能地宽广,路子不能太狭仄;作者队伍尽可能地广泛,去请各方面的人为副 刊写稿……等等。他为副刊定下了基调,帮助我们打开思路,解除了许多从前几年 强调学习《真理报》经验所带来的种种条条框框。这个基调,后来在很长时期内都 在指导人民日报的副刊编辑工作。 根据他的谈话精神,我起草了一份副刊稿约,又经他几次修改补充定稿,在改 版第一天(1956 年7 月1 日)的八版刊登。其中第一条“短论、杂文,有文学色 彩的短篇政论、社会批评和文学批评”,就是乔木同志拟定的。他强调杂文是“副 刊的灵魂”,要放在首位,还特别提出要批评社会上的种种不良风气和弊病。第二 条列了散文,小品,速写,短篇报告,讽刺小品,有文学色彩的游记、日记、书信、 回忆。下面他又增加了一条“关于自然现象和生产劳动的小品,关于历史、地理、 民俗和其他生活知识的小品”。此外还列了其他一些体裁的稿件。他还具体加了一 条“除了适宜于连载的少数作品以外,一般稿件的篇幅希望在一千字左右”。他是 素来主张报纸的文章要“短些,再短些”的。 短短一则稿约,勾画了以后多年副刊的基本蓝图。不仅人民日报副刊,就是其 后陆续创办的许多省市报纸副刊,也都是走大体相同的路子。比如头条一般都是加 花边的杂文,这个格局至今未变。 乔木同志对报纸副刊似乎有特殊的感情和兴趣。他对副刊的关注,比起那些原 则、方针、精神等等抽象的东西,更多的却是作者队伍和稿件,那是实实在在的。 不是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吗?如果不能具体地体现在人的身上和每一篇稿 件上,一切正确的原则和政策岂非都流于空话? 还在副刊筹备初期,乔木同志就帮助我们细心物色一批批作者名单,要我们开 列出来,问清确切地址,然后一一登门拜访,至少专函约请,不能只靠一张打印的 约稿信。他知道文艺部的编辑接触的作者面有限,所能想到的,无非是文艺界人士 和中老年作家。而他却把眼光放到文艺圈以外、文化界以外的作者,还有一些当时 由于种种缘由被冷落、忽视甚至已经鲜为人知的人。 比如他提到李锐、刘祖春、张铁夫等几位的名字,当时对我们都很生疏,他们 都在党委机关或工农业战线工作。乔木同志却是了解的,他说这几位在战争年代都 是写文章的好手,又有实际工作的经验和感受,一定能写出好的杂文。还有曾彦修 同志,当时担任人民出版社的领导工作,同我们文艺部也不曾打过交道。乔木同志 亲自给他们写信,打电话,邀请他们来报社参加座谈会。这几位同志,毕竟因为工 作担子较重,写的文章不多,但也仍然为副刊增色。曾彦修同志写得较多,是一位 杰出的杂文家,不过他1957 年遭逢厄运,几篇杂文可能也成了“罪证”。 又如沈从文先生,建国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似乎已经从文坛隐没,但乔木同志 说一定要请他为副刊写一篇散文。沈先生应邀写了一篇《天安门前》,虽然不大像 《边城》的风格,但“沈从文”的名字在《人民日报》出现,却不能不引起热烈的 回响。又如张恨水先生,我们虽明知他是写副刊文章的老手,而且就住在京城,但 是脑子里总有个“鸳鸯蝴蝶派”的影子,自然也没有考虑去约稿,乔木同志却一再 提到这位老报人、老作家。 他还提到了一些旧北京副刊上能写文章的人,其中有徐凌霄、徐一士的名字。 乔木同志抗日战争前曾在北京求学和工作,可能从当时报纸副刊上对这两位兄弟文 人有印象,而我却只是五十年代初期在东安市场旧书肆中见过《一士谈荟》等旧籍, 作者似乎是民国初年人物,离我们十分久远了。我们按照乔木同志意思,辗转探寻 这两位老人下落,终无结果。乔木对此总有点憾然。 他也谈到周作人,认为这位“五四”时期的新文学健将,晚节不终,文章却是 写得好的,可以请他为副刊写稿而不必署真名。我们奉命到八道湾周宅去造访,知 堂老人果然应约写了一篇《谈毒草》,说到有些艳丽花草(如夹竹桃)却是有毒的, 短短七八百字,仍是旧时风格。“反右”风暴一起,从此在报上销声匿迹。检查副 刊时,都知道周作人这位作者是乔木指名去约稿的,总算没有给我安上什么重的罪 名。 这些作者的来稿,充实了副刊的内容,扩大了作者面,读者是欢迎的,但我以 为更重要的是打破了编辑的思想框框,明白了一条道理:贯彻“双百”方针,如果 只停留在口头上、理论上,行动上却仍然带着有色眼镜看人,头脑里还有意无意地 设下一个个禁区,不敢越雷池一步,又从何落实? 明白好像是明白些,然而积重难返,有时不免还是依然故我,“足将进而趦趄”, 气候变化时,又会反复。教训也不少,那都是后话了。 三 乔木同志对副刊工作的指导,常常贯穿于一篇稿件的始终,有时做得比分工主 管副刊的副总编辑要细致具体得多。 他不单是帮助出题目、找作者,也亲自看稿件,特别是杂文。他素来认为“杂 文是副刊的灵魂”,抓副刊工作首先要抓杂文。杂文排出小样送请他审阅,他并不 只在名字上画个圈,批个“可发”或“不发”完事。不能用的,他都批上几句,用 商量的口吻,说明不发的理由,末了必加上一句“请你们斟酌”。那些他认为可以 发而又写得还不甚理想的,就会作详细修改,从内容文字、题目直到标点符号,细 琢细磨,花了许多工夫。 我手边还保留这样一份改样: 1956 年7 月报纸改版第二天,副刊上刊登了李长路同志写领导作风问题的杂 文。原题是《宰相肚里好撑船》,比较直露。乔木改为《宰相肚皮》。 文字改动得更多。如原文首段是: “从古以来,‘宰相肚里能撑船’的话成了衡量领导人物的气魄的标尺之一。 人民要求身为宰相的‘肚里能撑船’,就是要有胆量、有气魄,所谓‘宽宏大量’、 ‘礼贤下士’、‘虚己以待物’、‘有客人之量’等等,都是这个意思。然而宰相 在一国之中,并无几个,所以这标准也就逐渐推及到衡量一般人了。今天不论做什 么领导工作的人,我们也一样要求他‘肚里能撑船’。我们也还是要提倡气魄宏大、 胸襟宽广的作风,反对气量短浅、胸怀狭窄的作风。”这段文字,意思并无差错, 但可能有不够清楚的毛病,不免会使人产生什么联想和误解。乔木的改文是: “‘宰相肚里能撑船’,这句话反映了历来人民对于领导人物要有大度量的一 种愿望,虽然历史上这样的宰相并不多见。今天的时代不同了。人民的事业要求新 型的领导者。这种领导者同旧日的宰相当然有很多不同。但是对于今天不论做什么 领导工作的人,人民也一样要求他‘肚里能撑船’,或者更正确些说,人民更有理 由要求领导者具有气魄宏大、胸襟宽广的作风,而反对气量短浅、胸怀狭窄的作风。” 那时候,“影射”或“恶毒攻击”这一类的政治帽子,还不像后来几年那样风行, 所以文中虽然一再说到“宰相肚皮”云云,并不曾成为问题,作者和读者都不会神 经过敏,胡乱猜测。而乔木同志在修改中仍然多次用“领导者”、“领导人物”这 些含意明确的名词,以避免可能产生的误解,可见他的细心。他那时对知识分子, 对作家也很注意宽容,注意政策和影响。比如他在文中还有这样的修改:“百花齐 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能不能贯彻,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看文学和学术的领导人有没有 大的度量。”“如果有关的领导不把自己的肚皮放大一些,而且还在继续收缩,使 文艺上的‘百花’和科学上的‘百家’越挤越少,那最后就有只剩下一个挤扁了的 空肚皮的危险。”细微之处,可见精神。类似的事例比比皆是。副刊初创时,郭沫 若同志寄来一篇《发辫的争论》,用诙谐的笔调写“左”“右”两派发辫争论长和 短哪一种美,哪一种有用。调门越争论越高。“右派”指责对方是“左倾幼稚病患 者”,“左派”则认为对方“犯了右倾保守主义的毛病”,最后终无结果。 这种写法在当时副刊稿件中很少见,我们没有把握,就排印小样送给乔木同志。 他在小样上批了一句:此文是讽刺无聊的争论,可以发表。又改“可以”二字为 “应当”。还亲自给郭老写了一封信,建议作一些文字修改。郭老欣然同意,就使 副刊上出现一篇别具一格的文章。不过他用的是假名,除我们编辑以外,谁也不知 道这篇有趣的文章作者是谁。 四 大约是1960 年冬天,乔木同志寄来一封信,大意是说经济困难时期,物资匮 乏,群众生活水平有所降低,这种时候,副刊更要鼓励乐观向上的精神,帮助人们 有丰富、健康、积极的精神生活。他具体建议组织一些读书笔记,提倡多读书,介 绍古今中外的好书。 这个主意很好,也很适时。那时候我们正在为副刊上如何既能办得有声有色又 减少假话空话而大费心思。乔木同志的建议打开了编辑的思路,于是就有了一篇邓 拓写的《从借书谈起》(刊于1961 年1 月23 日)。约请当时已离开报社领导岗 位调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的邓拓同志写第一篇,也是乔木同志提出的。 邓拓同志给副刊写杂文随笔一类稿件,从不署真名(他在1957 年发表引起许 多人注目的《废弃庸人政治》,署名为卜无忌),这篇文章仍用一个假名。乔木同 志审阅小样时,除了作文字修改外,还提出请作者署上真名,用意大约是为了增加 分量扩大影响吧。邓拓同志尽管不甚情愿,也只好同意。 这篇短文从袁枚的一篇《黄生借书说》谈起。随园主人因一位黄姓青年来借书 而说了一番话,叙述家境贫困的书生读书之难。帝王和富贵之家藏书无数,“然天 子读书者有几?富贵人读书者有几?”为了帮助读者弄清原文寓意,我们在刊出袁 枚原文同时,又请陈友琴先生用白话文译意,连同邓拓文章一起见报。邓拓同志还 发挥了一点意思,乔木同志在改样上又加以补充: “袁枚的文章对于今天的我们仍然有意义,因为它说明了一个真理:占有得多 不等于利用得多。事实往往相反,许多几乎一无所有的人常是用心最勤的人。…… 胜利定然是属于那些条件优越的人吗?困难一定会把有志者压倒吗?不!为了优越 的条件而自满,而骄傲,最终只能引导到失败。胜利是永远属于那些在困难面前不 但不低头、反而发愤图强的人们的。”这一段从黄生借书这件小事引出当时很有针 对性的微言大义,可以说是邓、胡二位共同阐发的。他们的心意,在一张改样上沟 通了。 1963 年春夏之交,《新湖南报》上的两条新闻,触发了乔木同志的思绪。 那些年他虽然忙于文字工作,但绝大多数是为中央起草文件、审订《毛泽东选 集》四卷的文字和注释,审改《人民日报》重要的社论和评论,自己执笔写文章而 且公开发表的事几乎绝无仅有。6 月下旬,我突然收到他寄来的两篇杂文:《湖南 农村中的一条新闻》、《湖南农村的又一新闻》,署名都是“白水”——他似乎从 来未曾用过这个笔名,以后也未见再用。 两篇一千多字的杂文,讲了湖南农村的两件新事。一件是一位农村干部母亲死 了,用开追悼会代替做道场,党支部和党员带头改变旧的风俗习惯;另一件是一家 农户失火,民兵干部组织全体民兵利用农事空隙义务为他修了新屋。两件事情都不 大,却都闪耀着一种新思想、新观念的可贵的光辉——共产主义的光辉。乔木同志 敏锐地抓住现实生活中特别是精神生活中新的萌芽,及时加以表彰。前一件事,他 指出“是一件移风易俗的大事,值得在全国所有的农村和城镇中提倡。”他说: “党支部书记不可能主持每一个追悼会,但是党的支部的确必须努力改革人民群众 有关丧葬婚嫁等等风俗习惯,在生活的各个角落里扫除形形色色的垃圾,消灭形形 色色的细菌,让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精神生长起来。”后一件事本是民兵帮助群 众解决困难,做好事。但因为是义务劳动,又值批评和纠正了刮“共产风”、“一 平二调”之后,乔木同志不得不花点心思在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和共产主义思想精神 的关系上多说几句,以澄清人们可能产生的误解,因而这篇文章的字数就比前一篇 长了些,近二千字。 邓拓同志的那篇《从借书谈起》打了头炮,以后就陆续发表类似的稿件,附上 原文,借题发挥,或谈调查研究之重要,或谈克服环境困难之毅力,或揭示官僚主 义之危害,或分析避免片面性之必要,等等。乔木同志又亲自动手写杂文,那三四 年副刊就很有点气势,有一批谈思想修养、谈革命精神、谈道德品质的好文章,在 读者中得到良好的反应。当然,几年以后,到了“左”派造反好汉手里,这些文章 又都被扣上“借古讽今”、“影射现实”等等帽子。前文所引《从借书谈起》中的 文字,也被指责为“含沙射影,恶毒攻击”。 那时乔木同志自己也是自身难保,无从充当我们的保护神了。 果然,到了1966 年12 月下旬某一天,报社大楼刮起一阵“揪斗胡乔木”的 暴风。北京王府井大街上的报社大楼,十多年来他不知来过多少次,这一回却是以 囚犯身份出现在礼堂讲台上。不知从哪里找来的一件旧棉大衣罩在身上,显得更加 瘦弱憔悴。他低头弯腰,任凭主持会议的造反派叫嚣斥责,勒令他交代“反党反毛 主席阴谋”时,他只轻声说一句:“这事涉及党中央和毛主席,不便多说。”态度 从容,不卑不亢。造反好汉们无可奈何,只好鼓动全场高呼几句“不许狡辩”、 “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之类的口号,草草收场。 以后十年,消息沉沉。直到粉碎“四人帮”的下一年,在看一次演出时,忽然 发现乔木同志就坐在我前一排。体质看起来不如过去,神情却依然那样安静从容。 这使我感到十分欣然。他听说我仍在报社,而且又编副刊,那时副刊有个名称叫 “战地”。他忽然问:“‘战地’那两个字是谁写的?”我答:“用的是毛主席‘ 战地黄花分外香’那句诗里的手迹。”他点点头。沉默一会,又说:“其实也不一 定用‘战地’两个字,还可以想个好一点的。”我回来同部里同志商量,也都觉得 “战地”二字不妥,有“文革”味,就暂时取消。过了一段日子,改名《大地》, 一直用到现在。 新时期开始,先是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后来又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胡乔木 同志工作更加繁重,在日理万机之余,仍然时常关注副刊。他自然不可能再为我们 审改杂文稿件,只是偶尔寄来自己的短文,如为聂绀弩诗集《散宜生诗》写的序, 为《杨刚文集》写的序,等等。 他看到副刊上某些稿件有差错,仍然如过去一样,来信或来电话指出。 他对副刊的要求、建议和批评,有些具体意见,也并非毫无可以商榷之处,但 他的高瞻远瞩、胸怀大局而又认真细心、一丝不苟,他对作者(尤其是党外知识分 子)的尊重和宽容态度,都给了我们许多教益。经他审改的大样小样,闪烁着他的 睿智和文采,在我的记忆中,除了周扬、夏衍等少数同志外,还很少见到。从此以 后,恐怕都将成为广陵绝响了。 五 郭老当年有诗赞誉陈毅元帅:“百战天南一柱身,将军本色是诗人。”我觉得 似乎也可以套用送给乔木同志。他是政治家、理论家、宣传家、史学家,然而, “先生本色是诗人”,或者说,他具有诗人的本色。他少年时代在扬州中学(江苏 省立八中)就以才华出众博得神童的美誉,初中时由于写了一篇《送高二同学赴杭 州参观序》被教师嘉奖而闻名全校。考入清华大学虽然攻读物理系,但对文学却一 直有浓厚的兴趣和较深的造诣。只是长年的革命斗争、政治活动、党务工作和宣传 部门的领导工作,使他没有多少余暇显露诗人的才华。直到六十年代以后,才偶尔 在报纸上发表一些诗词。 如果说前面提到的两篇杂文(以及差不多那一时期他用“赤子”署名的几则国 际题材的杂文)都还是有感于时事而发的文章,他的诗词就纯属抒怀遣兴之作了。 1964 年底,他寄来十六首词(刊登于1965 年元旦),是他最早公开而集中发表 的诗词作品。虽是旧形式,却都是新内容,按当时说法,都是“重大题材”。如写 国庆十五周年,写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七首《水龙吟》,更是高屋建瓴,畅论 中国革命业绩和国际斗争形势,运用的却仍然是文学语言,比喻的也仍然是诗词典 故,没有写成政治诗、口号诗。比如“星星火种东传,燎原此日光霄壤。”“边寨 惊烽,萧墙掣电,岁寒知友。”“举头西北浮云,回黄转绿知多少。当年瑶圃,穴 穿狐鼠,可怜芳草。”“涸辙今看枯鲋,定谁知明朝鲂 ?膏肓病重,新汤旧药, 怎堪多煮?恨别弓惊,吞声树倒,相呼旧侣。”这类词句,不仅铸辞炼字,极有讲 究,而且古为今用,赋予了丰富的内涵和深远的意境。他写旧体诗词,不像郭沫若、 陈毅诸位那样随意挥洒,兴到落笔,无拘无束,而是严格按照传统的格律和规范, 很少不是循规蹈矩的。因而这组词一发表,就引起文坛注目,许多人似乎第一次认 识了诗人胡乔木,而对他十几年前写过的《悼望舒》一文的印象可能已经淡忘了。 那年9 月,他又寄来《诗词二十六首》(刊登于1965 年9 月29 日《人民日 报》)。这一次数量更多,题材范围更广,也就让读者更多地领略感受诗人的襟怀 和情愫。他不止是娴熟地运用古典形式和传统语汇来表达一个革命者的喜怒哀乐, 并且善于酿造一种全新的意境。其中不少词作,如《念奴娇》四首(重读雷锋日记)、 《采桑子》四首(反“愁”)、《生查子》四首(家书)等,用语启然,清新脱俗, 给人耳目一新之感。那年我在京郊房山县农村参加“四清”运动,就曾抄录一首《 生查子》送给一位立志回乡务农的中学生:“牡丹富贵王,弹指凋尘土。岂是少扶 持?不耐风和雨。如此嫩和娇,何足名花数?稻麦不争春,粒粒酬辛苦。”八十年 代初期,乔木同志又陆续寄来一些新诗。他写新诗,也是严格按照三十年代现代诗 人们倡导的格律诗形式,而且很注意音节。有一次且在附记中特意写明:“近年写 了几首新诗——按现代派的观点全算不上诗,至少算不上新诗——每句都是四拍的 (每拍两三个字,有时把“的”放在下一拍的起头,拿容易念上句做标准),觉得 比较顺手。惟有这里的第三首每句五拍,算是例外。我并不反对其他的体裁,而且 也想试试,如果能试成的话。”新诗如今风起云涌,流派林立。有人说现在写诗的 比读诗的还要多。我没有统计,没有发言权。但我不知道现在如乔木同志那样严肃 而又严格地对待自己诗作的人,还有多少位呢?他一贯认真阅读报纸大样小样,一 遍遍地字斟句酌、反复推敲的作风,过去在我们编辑部是尽人皆知的。他寄自己的 诗文来,必定清楚地表明仅是作者和编者的关系,同寄还送审稿件截然不同。附信 上总是谦虚地称它们是习作,用与不用由编辑部决定。1982 年7 月1 日发表的《 有所思》四首律诗,在6 月中寄来时,信上说明是为七十岁生日而作,几天后又寄 来其中一首的改稿。这四首诗也可以看作他一生的回顾,“旧辙常惭输折槛,横流 敢谢促行舟?”“红墙有幸亲风雨,青史何迟辨爱憎”等句,寄意深邃,感慨遥深。 按过去处理乔木同志诗文稿件的惯例,一般都是安排在副刊或者文学作品版上。但 这组诗作寄来时,我正因手术后在杭州养病,其他同志可能认为题目比较大,似乎 不宜发在副刊上,结果“七一”那天在第二版见报。我估计不是作者本意,因为他 写的是“七十述怀”而不是“七一述怀”。等我从杭州回到北京,已经事过境迁, 也无从向乔木同志说明原委,永成遗憾。 哲人其萎,风范长存。乔木同志为人民事业辛劳一生,鞠躬尽瘁,如今总算获 得了安宁休憩。 1992 年冬,1994 年夏改完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