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居其名,但求其实——记乔木同志二三事 王均 今年,《语文建设》第9 期刊载了原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三位老前辈纪念胡乔 木同志的文章。周有光先生说乔木同志“不居其名,但求其实”。我是1984 年才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调文改会的,对此也有同感。现在说说我记忆中的几 个片断。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发表的当年年底(1950 年12 月9 日), 语言所在中国科学院小礼堂举行座谈会。罗常培所长作了口头报告《斯大林论语言 学问题与中国语言研究的联系》;接着乔木同志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他的发言内 容充实,语言生动,态度谦逊,最后呼吁大家都要为祖国语言的纯洁与健康而斗争! 因为没有介绍他的身份,下面纷纷猜测:这位发言者为何许人?反正能听出这不是 一般与会者的即兴发言。后来才体会出,他实际是代表党中央向语文界提出号召。 1951 年6 月6 日《人民日报》社论发表,我猜想这篇社论的作者就是胡乔木 同志。 新中国成立之初,乔木同志就同罗常培先生有接触,还亲自到罗先生家访谈。 罗先生也凡事愿意找乔木请教。1951 年2 月5 日政务院公布《关于民族事务的几 项决定》,其中第五条规定:“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内设民族语言文字研究指导 委员会……”。在落实这一规定的问题上,罗先生是请教乔木同志的。同年10 月 12 日,这个指导委员会就成立了。邵力子任主任,陶盂和、刘格平任副主任,罗 常培任秘书长。乔木没出面,但主意是他出的。 语言所成立后,在民族语文研究方面曾陆续派人参加中央民族访问团和派遣少 数民族语言调查工作队(组),先以西南和中南为重点。1953 年9 月,语言所召 开“少数民族语文研究工作扩大会议”;向院部和中宣部汇报后,让我们制作两个 表:一个是全国少数民族语言使用情况表,一个是全国少数民族原有文字及其使用 情况表。表送乔木同志。同年10 月31 日,中宣部在中南海召开会议,讨沦帮助 尚无文字的少数民族创立文字的问题。主持会议的就是乔木。这是我第一次同乔木 个人接触。他态度谦和、诚恳,对下面的实际情况问得很细,两个表他已仔细看过。 这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1954 年5 月20 日,政务院召开了专门研究民族文字问题的第217 次政务会 议,并对以后的工作做了具体分工。少数民族语文工作由此进入一个新阶段。 1984 年8 月,我从民族所调到文改会,读了《文字改革》杂志编辑部编写的 《建国以来文字改革工作编年纪事》,后来又主编《当代中国的文字改革》(乔木 交下的任务),进一步了解到新中国成立以来乔木同志在文字改革各个时期中所起 的重大作用。从有关资料了解到,1935 年在上海,乔木同志除在《我们对于推行 新文字的意见》上签名以外,还在次年1 月《Sin Wenz月刊》第6 期上发表《南方 人怎样学北方话》。当时他任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书记、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书 记,当然无暇写更多语文专业文章,但他确实是行家,是中国语文现代化的先驱。 我调到文改会以后,凡有重大问题要向中央请示汇报,特别是有关方针政策的问题, 都通过陈章太同志去请示乔木同志。他不但事事谈起来都接头,而且往往比我们考 虑得更细,更周到。 因此,我们对乔木同志不仅是尊敬,而且都感到很亲切。 1984 年10 月,文改会召开文字改革工作座谈会。会议期间,我随同刘导生、 陈原、陈章太同志到乔木同志家里去汇报。他问得很仔细,随听随议,先听我们的, 然后他说。听汇报后,他让我们带回给出席座谈会全体同志的信,内容热情而见解 深远。他对情况很清楚。他对发展着的形势有全面的了解。他同大家的心是相通的, 所以他说话,最能服人。他的求实和民主的作风,使大家深受鼓舞。 1986 年国务院举办的新年团拜会上,我和乔木打过招呼就坐在隔几张桌子的 席位上。不料就在那样的场合乔木同志还主动走过来,又跟我谈将要重新公布的《 简化字总表》中他认为应加调整的十来个字,这个,他琢磨很久了。这说明他不仅 在宏观上为我们指引方向,而且在具体问题上,他也念兹在兹,有他反复思考的见 解。当然,他只是建议我们研究考虑,动一个字也不能个人说了算。8 月,陈章大、 傅永和两同志专程去北戴河,又同乔木同志反复磋商,最后,乔木同志(那时他是 中央政治局委员)终于接受下属业务干部的意见,同意仅仅作个别字的小调整,于 当年10 月重新公布了《简化字总表》。他平等待人的民主坦荡的风度,使我们对 他更加尊敬。 我们永远铭记乔木同志在我国语文工作方面的功绩,以及他的道德风范。 (原载《语文建设》1993 年第12 期)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