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学期的第一件事 第二学期开学,令人纳闷的事是:老师第一次登门身边咋就跟着一个陌生人, 该不会是又让我去哪个学校作报告吧?老天,可别让我再折腾了。我得学习,得考 中学,要是考不上结局将不堪设想。 没等我把脑子转完,杨老师开始向我介绍,才知道同来的竟是一位《西安晚报 》的记者。这下好了,记者的来访拉开了我六年级第二学期的序幕,使我的学习生 活比第一学期更加热闹。 这位记者没有田润德年轻,不像田润德那样和蔼可亲,更没有田润德说话幽默。 看起来土里巴几的,大约三十多岁,讲一口地道的陕西话,说话慢条斯理,但给我 的第一感觉,也是平易近人。 他介绍自己的名字叫贺开秦,并说准备报道我入队和上学的经过,想和我谈一 谈。尽管他说得非常平淡,可我还是感到意外和紧张。和记者谈话,要是说错了怎 么办!出去作报告已经够我内疚了,如今又要登报,报上登的可都是了不起的人, 我又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到时候让人说我瞎吹,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我的心里充满了疑惑,也许他看出了我的心事,再没有和我多说,只是拉了几 句闲话,就说要走。临走时让我好好想想,有啥想跟他说,想好了下次再讲给他。 记者走了,我的心却总也安不下来,不知这样做会给我带来怎样的后果。 过了几天,贺记者一个人又来了,而且连续来了好多次,我们的谈话并不像我 想像的那样严肃认真,只是像老朋友一样随便交谈。他看了我的讲话稿,翻了我的 日记,想在日记里找几片登在报纸上却很令他棘手,好不容易摘出四、五篇,让我 用毛笔写“我的日记”四个字作标题。以前我连铅笔字都不认真写,毛笔字就更没 有练过。又听说是在报上发表就更加紧张,手抖得根本无法写。一连写了好几张都 很难看,母亲在旁边急得不知如何是好。贺记者很耐心得让我写了好多,我也希望 多写几张能有所提高,却不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恨自己早不写字,但也为时已 晚,最后只好在里面挑了一张稍微过得去的充数。 经过几天的交往,贺记者发现了我好多坏毛病,临分手时,他建议我能定一个 书面学习计划,照章约束自己的行动。希望我能天天写日记,鼓励我努力学习,严 格要求自己,不要辜负社会各方面对我的期望。我非常感激他的关心和教导,说他 是记者,我看他更像一位与人为善的良师。 贺记者给我留的印象特别深,文化大革命期间我接触到一位《西安晚报》印刷 厂的王师傅,向他打听贺记者的消息。王师傅说他被下放到陕北劳动,妻子也和他 离了婚,接着又听说他因病回了西安。在门市部上班时,我有幸见过一次贺记者, 那时他已经恢复工作,在市房地产管理局任职。我从心里祝福他苦尽甘来,可是没 过多久又听到他与世长辞的消息。他是一位好记者,我会永远怀念他! 三月下旬《西安晚报》在头版头条以“在社会主义阳光下”为标题刊登了贺记 者的报道,第四版上有我的几篇日记和母亲的一篇致谢信。继晚报之后,接着在五 月份的《中国少年报》和《中国青年报》也转载了《西安晚报》的那篇文章。这回 可真的乱套了,陕西电视台邀请我们去他们的演播室过小队生活,广播电台来录音, 就连中央电视台的前身,当时的北京电视台也不辞辛苦地来西安给我录了像,遗憾 的是那时老百姓还没有电视机,我跟本无法看到。 媒体的炒作使我得意忘形,心慌意乱。从此我家不但门庭若市,而且“鸿雁” 也从四面八方飞向社学巷八号飞来。有很多中、小学生要和我交朋友,有些残疾人 要听我的学习经验,还有一些善良的成年人邀请我去他们那里治病。有一位大哥还 给我寄了五元人民币,让我买两本书,一本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本是《无 脚飞将军》,剩余的钱再买一些学习用品。那时的五元钱可不是个小数目,除了买 书还可以买到一文具盒文具。过了不久路过西安时他还特意来看了我。 给我们地段送信的邮递员知道我行动不方便,一天两趟总是到后院把信送到我 的手里,时间长了,竟成了朋友,我没有向他表示感谢,他倒送给我了一本当时最 流行的小说《红岩》。 -------- 虹桥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