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狮之力量:华夏文明的尊严 19 世纪初,远在圣赫勒拿孤岛上的拿破仑对登门拜访的英国人说:“你们说 可以用舰队来吓唬中国人,接着强迫中国官员遵守欧洲的礼节?真是疯了!如果你 们想刺激一个具有两亿人口的民族拿起武器,你们真是考虑不周。”他对英国欲用 武力打开中国大门的喧嚣感到恼怒:“要同这个幅员广大、物产丰富的帝国作战将 是世上最大的蠢事。可能你们开始会成功,你们会夺取他们的船只,破坏他们的商 业。但你们也会让他们明白自己的力量。 他们会思考,然后说:建造船只,用火炮把它们装备起来,使我们同他们一样 强大。”他将中国喻为“沉睡的雄狮”,并预言:“当中国觉醒时,世界也将为之 震撼。”从此,“睡狮”成为旧中国的代名词。拿破仑之所以将中国喻为“睡狮” 是慑于中国的地大物博和千年文明积蓄起来的能量。 无独有偶,近代华夏的民族斗志也将中国视为“雄狮”,为其觉醒而不惜生命。 辛亥革命时期的宣传家陈天华将他的革命小说取名《狮子吼》,大声疾呼“扬狮旗, 扫狼穴”,为共和而奋斗。1934 年民族危亡时刻,满腔悲愤的画家徐悲鸿挥笔画 了一幅《雄狮图》,题辞是: 新生命活跃起来! 实际上,威严的狮像早已成为中华文明中的一个重要表征,那衙门口的石狮和 重要建筑前的狮雕处处可见。有趣的是,华夏大地并未有狮子产生。 《说文》无“狮”字。古代汉语中的两个狮子名称都是外来语:一个叫狼貌, 公元前已出现,由梵文“僧伽”(Simha ,狮子)转译而来;另一个是从古波斯语 借入的Ser ,其汉语转写形式广泛通行,成为“狮”的通称。 专家们认定,出现于中国人视野中的狮子来自西域,因为古代西域是狮崇拜的 流行区。在那里,狮子被涂上浓厚的神话色彩,享誉僧俗两界,成为神力和王权的 象征。在印度,佛经赋予狮子以动物界至高无上的地位。《大集经》卷十说:“过 去世有一狮子王,在深山窟常作是念:我是一切兽中之王,力能视护一切诸兽。” 作为“兽中之王”,狮子一开始就成为护法之物。 佛经中写道:“佛初生时,有五百狮子从雪山来,侍列门侧。”从此,佛陀说 法坐狮子座,演法作狮子吼,成了“人中狮子”。波斯的狮崇拜也源远流长。据《 隋书》卷83《波斯传》“王著金花冠,坐金狮子座。”古波斯的长篇史诗《王书》 中的英雄们大多冠以“狮子”的雅号,如“狮子达斯坦”、“狮子苏赫拉布”之类。 反观中国文献,学者们却找不到中国产狮的确切记载。他们几乎众口一辞,称 狮从西域而来。唐代高僧慧琳说:“狻猊即狮子也,出西域”。明代科学家李时珍 也说:“狮子出自西域诸国。”晚清学者文廷式论证更详:“狻猊即狮子,非中国 兽也。三代之前若果有之,则诗、书记载必不称犀象而转遗狮子。”从历史上看, 狮子是作为西域贡品被引入中国的。《后汉书》有最早的记录:汉章帝章和元年 (87 年),月氏国献狮子;二年,安息国献狮子。随后历代均有贡狮记录,直到 清康熙17 年(1678)葡萄牙人献非洲狮为止。因此,狮子虽非华夏之兽,但中国 人却有不少直接观察的机会。历代文人都对狮子的形象有所描述,如《东观汉记》 载曰:“狮子形如虎,正黄,有髯梿,尾端茸毛大如斗。”马欢在《瀛涯胜览》中 写道:“其狮子形如虎,黑黄无斑,头大口阔,尾尖毛多,黑长如缨,声吼如雷, 诸兽见之,伏不敢起,乃兽中之王也。”等等。可见,在古代中国人心目中,来自 西域的狮子只是“异兽”或“奇兽”,并未将它作为“瑞兽”看待,甚至视为“狰 狞之兽”,所以在历代贡狮行为中多有遣返和却贡事件。北魏孝明帝正光末年,波 斯国献来一头狮子,6 年后广陵王即位,诏曰:“禽兽囚之,则违其性,宜放还山 林。”狮子亦令送还本国。送狮子者以波斯道远,不可送达,遂在路上杀狮子而返。 明朝年间,撒马儿罕苏丹两进狮子,都遭到拒绝。当时的礼部尚书倪岳言道:“臣 观撒马儿罕所进狮子,乃夷狄之野兽,非中国之所宜蓄。留之于内,既非殿廷之美 观;置之于外,亦非军伍之可用。且不免以彼无用之物,易此有用之财。”明孝宗 嘉其言而却贡。李东阳为此奉诗一道: 万里狻猊初却贡,一时台省共腾欢。 极知圣学从心始,谁道忠言逆耳难! 汉代谩夸龙是马,隋家空信鸟为鸾。 非才敢作清朝颂,独和新诗写寸丹。 从物种的角度看,狮子在古代已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动物。然而,狮的形象却 成为华夏文明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标志。其因何在?这还要从佛教的影响谈起。佛 教徒用佛画和佛像把佛经中的“狮子王”形象化。据《涅巉经》卷25 的描述,佛 教中的狮相如下: 方颊巨骨,身肉肥满,头大眼长,眉高而广,口鼻稷方,齿齐而利,吐赤白舌, 双耳高上,修脊细腰,其腹不现,六牙长尾,鬃发光润,自知气力,牙爪锋芒,四 足据地,安住岩穴,振尾出声。若有能具如是相者,当知真狮子王。文殊菩萨骑狮 子,是佛教美术中常见的题材,它在唐代的两处胜迹中获得鲜明的表现。其一是五 台山的菩萨堂院,“骑狮子像,满五间殿在,其狮子精灵,生骨俨然,有动步之势”。 其二是甘肃榆林第25 窟的壁画,绘文殊以威武雄壮的青狮为坐骑,旁有昆仑奴御 卫。 佛像中的画狮与现实中的贡狮之间巨大的差异令古代中国人困惑不已。 有的人指责画狮失真,有的人则怀疑贡狮为假狮。不过,最终随着佛教与中国 文化的长期融汇,狮子的形象也日益中国化并形成了独特的风貌。首先,狮成为仅 次于龙的灵兽。古代中国人以麟、凤、龟、龙为四灵,外来的狮子(主要是佛教中 的狮子)被纳入龙之下的地位。如,唐代武则天登基后,铸造“颂德天枢”,即八 棱铜柱。这座巨型“圣器”的灵物位置,龙居中,狮居侧。唐代官服的绣袍,“诸 王则饰以盘龙及鹿”,“左右监门卫饰以对狮子”。这种尊卑分明的龙、狮袍文, 一直沿用到清代:皇子、亲王用”团龙”图案,武官一、二品才穿狮子袍。其次, 狮成为威而不怒的镇邪之兽。在佛教昌盛的南朝,印度风格的狮子形象,曾一度风 行于华夏的造型艺术中,其代表作为吐舌石狮。按华夏文化的传统观念,舌是“灵 根”,宜藏忌露。到了唐代,“吐赤白舌”的狮相越来越罕见,常见的造型只是张 口露齿而已。 这表明,狮子形象基本上完成了中国化,并变为镇邪之兽。盛唐时代,威而不 怒的镇邪狮雕十分流行,文士阎随侯为此作《镇座狮子赋》一首: 威慑百城,褰帷见之而增惧。 坐镇千里,伏猛无劳于武张。 有足不攫,若知其豢扰;有齿不噬,更表于循良。 威狮由此而成为护卫之列。帝陵墓道、官府衙门、巨富门口,甚至河桥古道上 都有石狮以镇之。到了清代,狮相已完成定型。郑绩在《梦幻居画学简明》一书中 总结道:“狮为百兽长,故谓之狮。毛色有黄有青,头大尾长,钩爪锯牙,弭耳昂 鼻,目光闪电,巨口须髯,蓬发冒面。尾上茸毛斗大如球,周身毛发松猱如狗”。 中国化的狮子是芸芸众生喜闻乐见的形象,妇孺皆知,极大地丰富了华夏民俗 的文化内容。举其要者,则有舞狮、糖狮和雪狮三项。狮子舞自唐代以来盛行于民 间,遍及南北各省。当然,南北风俗各异,舞法也不尽相同。 在清代粤东地区,“舞”与“武”结合,可说是中国舞狮艺术的奇葩。糖狮即 狮子糖,北宋时已出现,到清代已风靡江南各地,造型精美、活灵活现。 孔尚任有诗赞曰:“东南繁华扬州起,水陆物力盛罗绮。朱桔黄橙香者橼,蔗 仙糖狮如茨比”。雪狮即以雪塑狮,属北国一大奇观。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载 :“是月(十二月)虽无节序,而豪贵之家,遇雪即开筵,塑雪狮,装雪灯。”狮 子形象的中国化,从移植、归化到创新,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既保存了狮子威武的 气派,又赋予它祥和的面貌,到了近代,威狮便成了中华民族觉醒的象征,这既源 自仁人志士对华夏文明力量的自信又因为狮子是百兽之王、镇邪之灵,还由于对佛 教“狮子吼”的借用。据说,狮子的吼声能够震撼天地,扫荡邪恶,具有无比的威 力。陈天华的《狮子吼》和徐悲鸿的《雄狮图》都是凄风苦雨年代的救亡之作,表 达了炎黄子孙的拳拳之心。 总的看来,狮,在华夏文明中已逐渐演化为力量的象征、仪表的尊严,体现了 一种不畏邪恶、勇于进取的精神和无穷无尽的潜能。 一个文明的魅力和生命力不仅在于它有多么丰富的精神境界,也不仅在于它具 有多么高尚的道德品性,而更重要的是在于它是否具有驾驭自然和社会的智慧,是 否具有征服自然、改造社会的力量。华夏文明正因具有狮之气魄、狮之力量,才被 拿破仑喻为“睡狮”,也才为中国仁人志士视为“雄狮”。 这种气魄和力量主要体现在华夏文明在与自然、与社会关系方面的成就上: 一是沉思人文与社会诸相的性灵之光。 人文精神和理性主义的哲学传统是中华智慧的深层激流。理性精神和人文主义 意味着,肯定现实人生的意义,要求享受人世的欢乐,要求个性自由,相信人力的 伟大,称颂人性的完美和崇高,推崇人的感性经验和理性思维,主张用人的知识来 造福人生。而正当地球上几乎所有国家和民族都处于宗教迷雾笼罩下的时候,中国 成为唯一的例外;它没有把宗教意识奉为民族的意识形态,非宗教的具有浓厚理性 主义和人文精神的儒家文化占据着无与伦比的地位。尽管殷商时代,用人谋事多依 龟筮,但两周之后,风气大变,“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 ①一语道出殷周在宗教方面的差异。孔子更是把人们的活动领域集中干人文方面, 而把鬼神生死之类的宗教问题置之度外。他说:“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 知矣。”②后来许多思想家,也大都采取了与此相类似的立场,十分看重现世之意 义,高度评价人类在宇宙中的地位和作用。在他们看来,“天地之性人为贵”,是 域中“四大”之一,“三才”之一。人有道德,是“天地之德”,人有知觉,是 “天地之心”,人能凭借道德和智慧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并发出“人定 胜天”的千古狮子吼。对此,西方思想家给予极高的肯定和评论。法国著名思想家 伏尔泰称赞孔子“卓然不以先知自诩,绝不认为自己受神的启示,他根本不传播新 的宗教,不求助于魔力”。③他的书房中挂着孔子画像,下题诗一首: 子所言者唯理性,实乃贤者非先知,天下不惑心则明,国人世人皆笃信。 另一杰出启蒙人士孟德斯鸠深有同感,他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称,“孔教 否认灵魂不死”。狄德罗在《百科全书》中则认为中国哲学的基本概念是“理性”。 唯物而辩证的思维方式是中华智慧的深沉底蕴。可以说,华夏文明中的人文主 义和理性精神之基础便是中国文化中的唯物而辩证的传统。先有《管子》的“天不 变其常”,荀子的“天行有常”;后有王充的“天道自然”,张载的“凡有皆象, 凡象皆气”,“理皆在物”;再后有工夫之的“天下惟器,”王充的《论死》、范 缜的《神灭论》。值得注意的是,该传统并不是中华智慧大河中的涓涓细流,而是 有着惊天动地之势的巨浪。先秦时期,“天行有常”的唯物主义是推毁殷周宗教观 念的巨斧,汉代王充的“天道自然”之论是清算西汉儒学中有神论的烈药。范缜的 “神灭论”则把皇帝麾下的御用神论者驳得丢盔卸甲。有趣的是与西方唯心主义与 有神论相结论的传统相反,中国学者中往往是唯心主义中也具有无神论思想。从孔 子到老庄,从杨雄到两程,从朱熹到王守仁都是这两种观念的执著者。这样的唯心 主义属于观念论,与将精神视为宇宙本原的西方唯心主义有显著不同,这主要是由 于受“天道自然”观念的影响所致。而辩证的思维则是中国哲学中的重要传统。 《周易大传》、《老子》、杨雄、朱熹、王夫之都相继提出了精湛而丰富的辩 证思维命题,而孔、孟、荀、庄等诸子的思想中更是具有大量的辩证因素: 整体、过程的观点和对立统一的思维、内在矛盾运行的首要位置、本质与现象 的统一,等等,无不成为世界哲学史上的精辟之论。 源远流长而又丰富多彩的文学艺术是中华智慧的情感结晶,前有神奇瑰丽的远 古神话,并从中孕育出浪漫主义的传统。这一传统发端于《楚辞》,奠基于《诗经 》。后有像《左传》、《史记》这样传神肖物、文辞优美的历史散文,又有像《庄 子》这样汪洋恣肆、富于浪漫主义色彩的哲理散文:既有豪达奔放的“诗仙”李白, 又有深沉凝重的“诗圣”杜甫;既有《西游记》这样神幻迷奇的神话小说,又有《 三国演义》这样构思宏伟的历史小说,还有《儒林外史》、《红楼梦》这样登摹人 情世态之极的世情小说。就特点而言,华夏之文学艺术,既有讲究“风骨”、“追 求阳刚之美”的雄健之美,又有气韵生动、温柔平和的阴柔之美,中国人审美意识 的这种二元心态正是支配华夏文明创造、追求、奋斗的潜意识。 二是培栽科学技术的智慧之果。 华夏文明绵延数千年,决不仅仅是靠高尚的品质、优美的诗文而博取世人的赞 誉,而是还具有使世界文明获得动力的科学技术发明等物质力,这也是中华狮之力 量的所在。 坦普尔在《中国:发明和发现的国度》一书中声言:现代世界赖以建立的基本 发明创造,一半以上源于中国。中国在现代农业、航运、石油、气象、音乐、十进 制数学、纸币、高级火箭、枪炮、载人飞行、蒸汽机设计等领域创造了100 个世界 第一。可见,华夏民族绝不是一个只沉溺于遐思,观宇宙天象而不务正业的神秘主 义者,而是一个注重于现实,深知技术于社会之利的现实主义者。 中华民族改造自然的气魄,令许多人赞叹不已。以农业为本的古代中国创造了 首屈一指的农业生产技术,成为世界上栽培植物起源最早和最大的中心之一,在世 界666 种栽培作物中有136 种是中国人民培育成功的。人们利用江河湖泊、地面水、 井泉地下水以及降雨降雪,保持水土,改善生态环境,根据不同的自然形势,兴建 了大量的水利工程设施,其中,既有储水的塘、堰,又有防水的堤、坝,排水的沟、 渠。都江堰等大型水利工程,仍为当今世界水利灌溉工程的奇迹。据专家研究,就 整个技术水平而言,西方18 世纪以后就超过中国,而其中水利工程技术却是19 世纪后期甚至是20 世纪才领先中国的。35华夏民族在长期与疾病创伤的斗争实践 中,创造了光彩夺目的中医治疗经验与理论著作。《黄帝内经》、《神农本草》、 《金匮要略》等经典名著成为人类医学宝库的精华。世界上第一个使用全身麻醉手 术并取得成功的华佗,发明了“五禽之戏”体育健身法,很有实用价值。晋代葛洪 在他的著作中有关恙虫病的记载,比美国医生帕姆于1878 年的记载早1000 多年。 宋代钱乙撰《小儿药证直诀》为世界现有最早的儿科专著,比意大利医生巴格拉儿 德的《儿科集》早351 年。 此外,18 世纪以前的中国,自然科学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英国著名科技 史专家李约瑟说,中华民族的“才能肯定不逊于其它民族”,他们在历史上的发明 创造,“令人眼花镣乱”,人们熟知的四大发明,以其杰出的贡献载入人类文明的 史册。东汉张衡创制了世界上第一个地震测量仪,他所做的“水运浑天仪”也是世 界最早的机械计时器。公元31 年,中国在传统的金属冶炼、铸造技术发展的基础 上,由杜诗创制的冶炼“水排”鼓风技术,比欧洲早1200 年。两汉南北朝时期出 现的固体脱碳钢、炒钢、百炼钢、灌钢等新炼钢法,也是世界冶金史上的辉煌篇章。 此间,最著名的科学家祖冲之,算得圆周率为:3. 1415926<π<3.1415927 ,并 以355/113 为圆周“密率”,比德国的奥托取得这个值早1100 多年。他精干历法, 创大明历,引用虞喜发现的岁差现象,定出交点月日为27.21223 日,同现代技术 测定的相比只差十万分之一。唐代天文学家张遂率领的科学考察队,于725 年开始 到河南地区观测天文自然现象,实测滑县、开封、许昌、汝南一线纬度,得出子午 线一度长度,是中国天文学上的创举。西方最早实测子午线是在814 年伊斯兰教徒 阿尔曼孟在美索不达米亚地方举行,比中国晚了90 年。宋代数学家秦九韶的“正 负形术”(即高次方程数值解法)比英国数学家霍纳所创造的类似方法早500 年。 元代科学家郭守敬于1280 年制成举世闻名的《授时历》,精确推算出每年为365.2425 日,这个历法在华夏大地使用364 年,成为世界古历法中使用最长的一部,比罗马 教皇十三世在1582 年颁行的《格里高历》旱301 年。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在其精 心记录的游记中,对中国西南地区石炭岩地貌考察,比欧洲学者爱李倍尔早130 年, 对碳岩地貌分类比欧洲早200 多年。 如果这些仍不足以说明古代中华技术文明的辉煌,那么就再请看一看中国科学 技术历史之最吧! 长城是世界建筑之最,公元前7 世纪始建,全长6000 多公里。 汉字汉语是世界语言之最,已有8000 多年的历史,约有全球四分之一强的人 使用。 公元前725 年制成的机械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钟表。 宋代苏颂发明的天文钟,能自动报告昼夜的时刻和日出日落,是世界最早的天 文钟。 公元前770 年流通的西周“铲形”钱币是世界上最早的金属硬币。 公元前119 年出现,公元7 世纪在唐代发行,公元910 年在宋代广为流通的 “交子”是世界最早的纸币。 公元6 世纪贾思勰的《齐民要术》是世界上最早、最系统的农书。 海上指南针在战国时已成型,领先欧洲1000 年。 西汉造纸术领先欧洲1300 年。 公元7 世纪雕版印刷术比1450 年德国古登堡的活字印刷术领先400 年。 唐代浆轮船,宋代的水密隔舱海船分别领先西方800 、1000 年。 西周铸铁技术比14 世纪欧洲领先2000 年。 战国炼钢技术、6 世纪的灌钢法比18 世纪欧洲柑锅炼钢法早1200—2000年。 《周礼·考工记》记载了世界上最早的合金规模,首创胆水炼铜法,开创世界 水法冶金技术。 公元前5 世纪墨子的光学实验、几何学和光学理论体系早于欧几里得100 多年。 世界最早的炼丹术、人工合成化合物见于公元2 世纪的《周易参同契》。 明代朱载培十二平均律比欧洲的梅尔早50 年。 世界最早的古天象记录是春秋时的日食记录、哈雷彗星记录、战国时的恒星表。 张衡相风铜鸟风仪比12 世纪欧洲的侯风鸡早800 年。 公元前2 世纪天平式湿度计测仪比欧洲早1600 年。2000 年前的《汜胜之书 》提出了世界上最早的遗传、育种学。 公元9 世纪的西夏铜炮,是世界上最早的金属管形火器。 世界上最早的音乐体系和乐器体系,是湖北出土的战国编钟。 公元11 世纪出现于北宋的钻探技术比欧美早800 年。 北宋时代沈括的地磁理论体系比西方早400 年。 如此不厌其烦的罗列并非阿Q 式的自我陶醉,而是向世人说明,近代以前的中 国确实是世界文明的骄子,在科技领域领先同时代的西方500 年,甚至1000 年, 华夏文明是世界上第一次产业革命科技革命的杰出代表,是黄土文明、大河文明、 太平洋文明的结合体,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文明中心,这就是古代中国之所以扬威 世界的真正力量之源。如果说欧美文明是由于技术的先进而取得了全球性的优势, 古代华夏文明同样也是由于其技术知识的丰富和杰出而放射出强烈的光芒。 三是求实创新和勤奋开放的科技意识。 就知识的追求、技术的创新而言,古代中国显示了泱泱大国、宏大文明的心态。 孔子始终反对学生对知识的死记硬背,比较重“行”,即学以致用,因而,华夏智 慧的一大特点在于始终贴近生活,善于围绕国计民生,提出和解决社会生产和生活 面临的现实的科学技术问题。所以,中国古代虽然也关心世界的本原问题,但终不 像古希腊人那样保持长久的玄想,而是在现实生产领域内执著不已。农业是中国国 民的主要生计,古代农书达376 种,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要多得多,天文学是与农 业最为密切的学科,从而造就了中国古代天文学的发达,特别是历法的发达。水是 农业的生命之脉,中国水利工程建设显示了高超的科学性和创造性,留下了令世人 赞叹不已的治水遗迹。20 年代初,一位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曾声称,中国没有科 学,他说:“中国的哲学家们没有科学的确实性的需要,所以所要知道的是他们自 己。同样的情形下,哲学家们也不需要科学的力量,因为他们所要征服的也是他们 自己”,这一论断,对古代中国来说,不免显得独断和无知,因为华夏文明中除了 极少数以先哲自称的哲学家漠视社会之外,许多有志之士,有眼光之人,都以征服 自然为己任、潜心发掘着自己的智慧。 华夏文明的科技智慧之所以震烁古今,还在于古代科学家的创新意识,他们不 满足于现成的结论和现实的束缚,永无止境地奋争着、钻研着,天文学家张衡就是 一个典型的例子。在开始自己的研究工作以前,张衡对古代的天文学曾苦心钻研, 但他不满足千古人已有的结论,并决心创造一套更完善的浑天学说。历时数载,力 排众议,终于获得成功,写下了《灵宪》、《浑天仪图》两部重要的天文著作,提 出了天圆说和宇宙无限论,从而实现了对前人的超越。蔡伦造纸也是如此,蔡氏前 100 年,中国就有了造纸术,但较粗糙,蔡伦细心观察,苦心沉思,反复实践,终 于造成了较为定型实用的纸张。此后2000 年中,中国人并未停留在蔡伦的功绩上, 而是不断创新,不断求善,纸的质量也就随之持续提高。 不畏劳苦、勇于开拓是中国科技精英的又一宝贵品质。张衡为追求成功,花去 了一生的时间,天天不间断。明代李时珍为修《本草纲目》,肩背药箱,跋涉千山 万水,历尽千难万险,历时27 年,终成巨著。徐霞客22 岁时便离家远行、别妻 离子去考察地势地貌,以罕见的勇气和意识征服了荒无人烟的孤独之苦,恶劣地势 的启然之险,迫盗绝粮的生命之难,疾病缠身的肉体之痛,三十年如一日,直至积 劳成疾,溘然去世,年仅56 岁。这样的例子可谓不胜枚举。中国的科学家之所以 能奋进不止,是因为他们都有一个信念: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容不得半点虚假 与取巧,而且是不应受世俗功名所累的清苦学问。 值得注意的是,华夏文明不像某些人渲染的那样,是一个全然封闭型的文明, 它的科学技术成就往往与开放程度有关,它注重引进“技术”,并将其与中国本土 科技成果相融汇,从而结成璀璨之花。华夏文明首先从最近的邻邦吸收养分,从魏 晋南北朝时起,我国就开始翻译印度的科学著作,据《隋书》记载,翻译印度的数 学、天文学、医学书名著达19 种,约150 卷之多。 到了唐代则有更多的印度医学家和天文学家来华,当时的司天监中就有印度天 文学家。开元6 年翻译的印度“九执历”把正弦函数表介绍到我国来。印度的医学 如金针挑白内障的技术,也是唐代传到我国的。宋元时期,一些阿拉伯文的数学著 作传入我国。1267 年,阿拉伯人扎马鲁丁带来了数学、天文学书籍共23 种,其 中包括托勒密的天文著作,他还创造了一些天文仪器,其中包括地球仪。及至17— 18 世纪,随着西方传教士的东来,中国的一些有识之士,也敏感地觉察到了世界 发展新潮流的涌动,不仅强烈欢迎西学西法,而且身体力行,希望能融合中西,推 动科学发展,其代表人物便是徐光启、李之藻、冯应京、张焘等。那时的中国统治 者,心态也远比后世的官僚正常,见到外国的先进事物,首先不是疑惧,不是用 “古已有之”一类循辞安慰自己,而是采取“拿来主义”。明成祖派兵镇压安南叛 乱,交锋中发现安南造的神机枪性能比明军的射击火器优越,便立即拿来仿制,装 备出一支“神机营”。也许因为祖宗开例,明朝一代都不怕引进外国的兵工技术。 16 世纪晚期,荷兰战舰闯入我国海域,这批海盗的红头发、红胡须引人惊异,于 是他们获得了“红毛番”或“红毛夷”的雅号,但明朝文武官员对于红毛大船上装 备的新型重炮更感兴趣,天启二年,明朝政府从战场上捡回一门,开始仿制,命名 “红夷大炮”,还封之为“大将军”。 人类生存的规律是:越是强壮越自信,越不怕对外开放,不怕引进技术。 古代的“拿来主义”向近世的“封闭主义”过渡是种种原因所致,但其中最重 要的是随着华夏文明向顶峰发展,其中的情怠因素越来越起到了重要作用,猛狮变 成了睡狮,这将在以后章节中加以探讨。于此,笔者只是力图说明,封闭心态并不 是华夏文明的固有心态,中国曾经有过广博的胸怀和开放的意识。 龙凤是炎黄子孙始祖的图腾,它的形成高度概括了华夏文明形成、融合的历史, 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的血肉联系的整体性和凝聚力,代表着华夏文明的核心和品质。 狮,尽管是域外文化的象征,但历经两千多年的演化已成为华夏文明之力量和威仪 的标志。正是从上述意义讲,龙、凤、狮是华夏文明的三条根。以龙的精神为风帆, 以凤的品质为动力,以狮的力量为载体的华夏文明,自诞生之日起便以雄阔之势向 四周、向远方延伸着它的光芒,从而为人类大文明的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 泉石书库